古老的劍橋高街原有四個名稱：聖約翰街，三壹街，國王大道，特蘭平頓街。它北起都鐸時代的門樓，南至菲茨威廉博物館，國王學院雄偉的禮拜堂位於正中。這條街的核心部分是國王大道，壹條真正的王家林陰大道，至少在非旅遊旺季的時候如此。平常時擁擠是不可避免的。這裏是小城風景如畫的中心。議事堂，大聖瑪麗教堂，國王學院禮拜堂—在這壹建築群落中，古典式和中世紀風格混合在壹起。可是，如果沒有國王學院禮拜堂的那棵大樹，建築再輝煌也是多麽冷清呀。
那些用磚頭和桁架建成的房屋，建於18世紀和19世紀。商店、咖啡店、住房—國王大道上沒有壹座出名的房子，但全部加起來就為對面的學院提供了壹個生動的背景。在國王大道上可以買到報紙、泰迪熊和長袍，在雷德和阿米斯公司可以買到各種顏色的領帶，在普利瑪微拉畫廊裏可以買到當今最好的手工藝品。從前人們壹天中至少在國王大道上相遇壹次，那是學院之間的新聞交易所，大學的政策在這裏制定。“請記住這壹點，”1908年，弗朗西斯·康福德在他的《大學教育微觀學》裏寫道，“辦事的人是2~4點在國王大道走來走去的人，壹生中天天如此。” 敲掉國王學院禮拜堂兩端的幾座小塔，它的比例會更加合適！
—約翰·拉斯金，1849年
壹條石墻沿著國王大道延伸，美麗的尖塔將它分成壹段段，仿佛墻後是忽必烈汗的皇宮似的。透過花格窗的窗欞，內院綠草茵茵。就連門樓外維多利亞時代的郵箱都有壹個小圓頂。倚放著自行車的墻上寫著“禁放自行車”。燕子不顧每天潮水般的遊客，在門拱裏築巢。這是國王學院的古典式門廊。遊客當然改由禮拜堂北門進出。這裏就連後門都很氣派。約翰·貝奇曼說國王學院是所有劍橋學院中和牛津最相似的，他這麽講不是沒有理由的—這是壹個牛津人所能說出的最恭維的評價。
該學院全稱為“被祝福的瑪麗和聖尼古拉斯的國王學院”，它由亨利六世創建於1441年，比伊頓公學晚幾個月。當年剛滿19歲的國王創建這兩所學院，是在效仿威廉·威克姆。在那之前70年，威克姆將牛津的新學院和溫切斯特的壹所高級預備中學聯系在了壹起。
直到1861年，國王學院只招收伊頓公學的學生。精英們還享有既不必參加通常的大學考試也不受官方代理人的權威管制的特權。國王賦予了國王學院的人壹種特殊的地位，這種特殊地位壹直持續到19世紀中葉。這沒有使他們更讓人喜歡，而是增強了他們的假紳士魅力。
如今國王學院總強調它的不信奉英國國教的自由傳統。它1973年就開始接受女生，是劍橋最早接受女生的學院之壹。如今，偏偏是這塊從前的伊頓飛地來自公立學校的學生比例最高（80%左右）。
國王學院接受少數族裔學生也早於和多於其他學院。教師和學生同樣重要，這是國王學院的風俗。這壹自由和友善的精神也是使徒俱樂部及布盧姆斯伯裏俱樂部的特點，沒有誰描寫得比小說家福斯特更透徹的了，他是國王學院的院士，他說他寧願出賣他的國家也不會出賣他的朋友們。如果在學院初建時說這句話會要了他的命。
章程裏規定，國王學院應招收70名院士和學生，10名牧師，6名普通教徒，16名唱詩班男童和壹位院長。院長不叫Master，而叫Provost。當時它是劍橋規模最大的學院，要創建這麽大的學院需要地皮。整個城區被拆除了，包括它的教區禮拜堂—壹下子拆光了，而計劃的新建築直到幾個世紀之後才完成。壹開始只建成了禮拜堂北面的老大院，也是後來的學堂。隨著國王在玫瑰戰爭中倒臺，也就沒有資金建完他的學院了。
1515年，這座禮拜堂奇跡般地竣工了，又過了200多年，國王學院才又大手筆地制定計劃—又是只實現了壹部分：正對大門的吉布斯樓。詹姆斯·吉布斯，議事堂的設計師，設計了這座空著的長形配樓，使用的是淺色波特蘭石，符合古典建築藝術的理性精神（1724~1732年）。石墻底層上方是琴室，平直、沈穩的檐尾，頂樓帶欄桿—跟相鄰禮拜堂異常靈活的、高聳的哥特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只有凱旋門式的通道、三角門楣和半圓形窗為對稱的正面帶來壹些張力，它的簡約也是因為預算有限。
1946年10月25日，在這座樓裏，兩位偉人第壹次也是僅有的壹次發生了爭執。“有哲學麻煩嗎？”卡爾·波珀問道，他是道德學俱樂部邀請來的演講者，而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抓起了消防火鉤。他真的這麽做了嗎？由這件傳奇式事件引出了哲學史上最長最離奇的註腳。今天，這個房間是兩位國王學院院士的工作室—女經濟史學家埃瑪·羅思柴爾德和皇家天文學家馬丁·裏斯男爵。
吉布斯設計的大院本應有兩座獨立的配樓，而不只是壹座。又過去了壹個世紀，國王學院的入口大院才建成了今天的模樣。威廉·威爾金斯，當時最偉大的學院建築師，於1824~1828年修建了南樓和食堂，屋頂有兩座尖塔，東側對著大街，是門樓和頌經臺。這堵墻的護墻上方建有哥特式尖頂，好像它們是從禮拜堂屋頂攀爬下來似的，墻上建有垂直的大窗戶，輕巧，透明，低矮得不至於破壞眺望學院禮拜堂的視線。中間是門樓，壹座新哥特式精品，建有圓頂和尖塔。雖然這座垂直線禮拜堂和大門的建築時間相隔了300多年，但在整體上顯得壹致、和諧，是建築師的壹大成功。誰還會懷念威爾金斯想在內側建造的回廊呢？
直至1970年去世，他生命中最後的20年福斯特都住在國王學院的入口大院裏。他是學院的聖人，教師和學生們前來拜訪他，而他根本不再是個弗吉尼亞·伍爾夫所描寫的“靦腆的小老鼠”了。他的小說《莫裏斯》描寫了壹段劍橋的同性愛情故事。在詹姆斯·艾弗瑞以其改編的影片裏，院士們還排著長隊走向食堂裏的高桌。當我坐在那裏時，高高的新哥特式擱柵平頂下的自助食堂裏壹片忙碌，再沒有人穿著長袍了，高桌被撤除了。陪伴我的退休院士哈爾·狄克遜說道：“我們自誇是平等主義者。”老熟人們從食堂貼有墻裙的墻上俯視著我們，那是英國的第壹任首相羅伯特·沃波爾男爵和他的兒子霍拉斯。
在哈爾·狄克遜博士從前在這裏經常遇到的同事當中，有諾貝爾獎得主、生化學家弗裏德利克·桑格，歷史學家諾埃爾·安南，馬克思主義者埃裏克·霍布斯鮑姆或托尼·布萊爾的老師、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在這裏也能見到壹位穿短褲著夏威夷襯衫的年輕院士—法語教師安迪·馬丁，他描寫沖浪，就像羅蘭·巴特描寫日常生活壹樣。走廊和會議室裏掛滿國王學院名人的肖像，很多來自布盧姆斯伯裏圈子（女廁所裏還有印度小雕塑）。 國王學院的圖書館也是威爾金斯設計的，擁有藏書近13萬冊，專門收藏中世紀和東方學手稿，另有壹位經濟學家收藏的圖書珍本。凱恩斯沒有子嗣，當他1946年去世時，他將哥白尼、牛頓、萊布尼茨、笛卡兒、伏爾泰、彌爾頓的作品初版留給了他的學院—壹座歐洲思想史的珍貴圖書室；凱恩斯光是18世紀出版的康德作品就收藏了約50個版本，對於他來說，閱讀就和呼吸壹樣自然。
自入國王學院學習以來，凱恩斯就收集圖書。圖書館背後維伯院裏他的住所滿墻繪有裸體男舞者和摘葡萄人，是他的朋友鄧肯·格蘭特和瓦內薩·貝爾所畫。霍斯特爾花園是院士花園（1949年）邊上的壹個住宅區，地面的花卉和靜物寫生地面磚也出自他們之手。
布盧姆斯伯裏藝術家們的數千信件和照片，收藏在學院圖書館的現代檔案中心—從羅傑·弗賴伊到艾倫·圖靈這些國王學院畢業生的手稿，到福斯特和魯珀特·布魯克的差不多全部遺稿都包含其中。不排除曾經的歷史系學生薩曼·拉什迪有壹天會將他的小說打印稿贈給這家檔案館，如今它的閱覽室裏甚至已經掛著倫敦戈登廣場旁凱恩斯住處的繪畫門了。 大學生草地是國王學院的劍河草地，牛群在草地上吃草。福斯特的小說《最長的旅行》開頭，有幾名國王學院的學生發表哲學議論：“母牛活著……無論我是身在劍橋、冰島或死去，母牛都將活下去。”我們從威爾金斯的劍河橋（1819年）走進後園。壹條略有彎曲的椴樹林陰道沿著它的優美線條領我們穿過草地。到處開滿了銀蓮花、風信子、藍星星、水仙花、棋盤花。河畔草地裏，第壹絲新綠在忽閃。但獨壹無二的是，即使沒有春天的五彩繽紛，自18世紀以來，從後園眺望國王學院的景致都沒有變化：吉布斯樓、禮拜堂、克萊爾學院的老大院，它們坐落在那裏，保持著綠色和高貴的距離。這是那條國王學院的唱詩班男童每天都走的路，他們從路對面的學校去學院禮拜堂參加晚祈禱。
1446年7月25日，在雅各布節這壹天，國王亨利六世為學院禮拜堂舉行了奠基禮，時人壹定比我們今天更覺得它宏偉。只有大教堂和宮廷禮拜堂具有類似的榮耀。這座禮拜堂是學院創始人的壹座彌撒禮拜堂，但它首先是教會的壹座紀念碑，反對當時的威克利夫教派教徒及其他異教徒。歷經70年之後，國王學院禮拜堂終於完工了，它是英國後哥特式的標誌，影響遠遠超出了劍橋，是改革前王室庇護人最後的教會大建築。
國王學院的門衛們稱他們的禮拜堂為“棚屋”。柯勒律治贊美它的“超越感官直覺的美”，威廉·特納用畫筆描摹它，威廉·華茲華斯獻給它三首詩。只有來自牛津的建築界泰鬥約翰·拉斯金發牢騷，說劍橋的寶貝看上去像壹張倒置的桌子，四條桌腿朝天。對於20世紀30年代的墻壁攀爬者來說，最大的挑戰莫過於國王禮拜堂東北塔的垂直陡壁了。誰能將壹把傘或壹輛自行車固定在高高的塔頂，就會有和從前的石匠站在搖晃的腳手架上類似的勝利感。 修建國王禮拜堂的工人有時多達200多人，這對於壹座當時只有約5000居民的城市來說是相當多的了。這是怎樣的建築啊：從1446年壹位蘭開斯特國王時代開始動工，1461年因玫瑰戰爭中止，1477年又由約克家族的勝利者續建，1485年重新中止，最後由都鐸家族出色地完成。像通常壹樣，人們先建東墻，用的是約克郡的灰白色含鎂石灰巖。禮拜堂西部的後建部分使用的是北漢普頓顏色較深的、乳白色的威爾頓石。不光是從石頭的更換，從風格上也能看出建築中斷過。西面部分扶垛上裝飾有很多都鐸玫瑰、吊門、香根蔦尾和徽章動物，不同於早期的東面部分。但是，盡管有這種區別，盡管建築時間拖得很長，盡管前後領導這項工程的至少有4位建築師，但總體效果卻是再統壹不過了。
在對靜態的神奇信仰中，這座禮拜堂取消了承重墻和窗戶的分隔，約翰·貝奇曼稱它是壹座“石頭和玻璃”的水晶宮。桁架結構像壹張蜘蛛網，柔弱地撒開在窗戶、墻壁和屋頂上方，連成壹個高高的長房間。墻壁不負重，除了輕盈的自身外它們似乎什麽也不承載。房間裏光線充裕，壹片亮堂。兩側半柱的肋木伸出來，在我們頭頂高高地分叉成壹個拱頂，幾乎毫不費力地成扇形展開。這個扇形拱頂跨度12米，長88米，高24米，壹氣呵成，沒有中斷。這項偉大的工程成果將明朗的結構同高品位的裝飾結合在壹起。搭建如此宏偉的穹窿，這在當時是大膽設計，還要在扇子折處，在垂直肋木的菱形裏嵌進冠石，而冠石本身就已經重達壹噸，由壹塊巨石雕出玫瑰和吊門，作為交替的都鐸徽章。整個拱頂重1875噸，全部重量被引導向外，由4座角塔和22根扶垛分擔。壹排貫通的側堂掩蓋了粗壯扶垛的深度，扶垛的尖塔矛尖似的豎在屋脊上，戳向天空。
承蒙國王學院的壹位院士幫助，我得以進入禮拜堂的扇形拱頂。西北塔裏的壹道旋轉樓梯連接著沿著側墻的壹條狹窄通道，巨大的橡木屋梁就架在這堵墻上。緊靠梁下是壹個幽暗的房間，其波浪形起伏不平的地面就是扇形拱頂的背面。置身於橡木肋木和石頭屋頂之間，我覺得自己就像是陷身鯨魚腹裏的約拿。這壹拱頂奇觀有個名字：約翰·瓦斯泰爾。有證據表明，他從1485年起就住在國王禮拜堂的建築工棚裏了。被認為是其作品的有坎特伯雷大教堂中央塔樓裏的扇形拱頂和彼得堡大教堂的復古式聖壇。他的代表性作品在劍橋。亨利六世的建築師雷金納德·伊利原先計劃的是壹座枝脅拱頂，約翰·瓦斯泰爾1512~1515年以這座巨大的扇形拱頂完成了禮拜堂，這也是英國最大的扇形拱頂。 瓦斯泰爾和他的石匠托馬斯·斯托克頓還承建了側堂的大多數拱頂、有很多塑像的大門和角塔和雕工精湛的徽章—總***有近400塊石徽章：玫瑰、王冠、吊門和花卉、博福特夫人的灰狗、都鐸時代的威爾士龍。亨利六世絕對不會同意這種裝飾的。他的整座禮拜堂理應像東面壹樣簡約。但亨利八世讓前室成了他自家的徽章寶庫：壹座宏偉的國教門廳，也是都鐸家族的榮譽堂，作為新王朝，它的統治尚未穩定，必須更加炫耀它的徽章。將徽章強行用於建築是壹種典型的西班牙特點，因此藝術史家戴維·沃特金認為，“也許是亨利八世和阿拉貢的凱瑟琳1509年聯姻的結果。”
華麗的黑色橡木聖壇櫥是國王贈送的禮品，它將前廳和聖壇分隔了開來。這裏恰到好處地隔斷了超長的房間，增強了它的吸引力。讀經臺的進口像壹座羅馬凱旋拱，上面是管風琴（17世紀晚期），兩位天使站在它的橫線腳上，吹奏閃光的長號—多麽巧妙的安排啊！風格反差也非比尋常：哥特式建築中間是文藝復興風格的木雕藝術、聖壇櫥和聖壇椅。精雕細刻的立柱、壁柱、地面磚、圓拱、古典式形狀隔開了眾多近乎矯揉造作的塑像和圖案。在早期文藝復興風格中，其質量在英國是絕無僅有的。那些木雕匠人是來自意大利、法國還是荷蘭呢？我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但他們留下了王室的名字縮寫HR和RA，亨利八世1533年娶了第二個妻子安妮·博林，1536年讓人將她斬首了—識別聖壇櫥制作日期的有用依據。
和木雕活不同，制作禮拜堂窗戶的合同保存了下來，合同上寫有藝術家的名字。伯納德·弗勞爾，王家的玻璃裝配師傅，他1515~1547年繪制了國王禮拜堂的玻璃畫。這是亨利八世時代最完整的壹組教堂窗戶。二次大戰期間它們被壹塊塊拆下藏放，後來又花了5年工夫重新安裝上去。從風格上看，這些玻璃畫體現了從哥特式向文藝復興的過渡；從聖像學角度看，它們還完全遵循著中世紀的傳統。24幅舷窗的上面部分，講述的是《舊約》裏的故事，下面部分描繪的是《新約》裏的情節。西窗的末日審判圖和繪有基督受難和耶穌被釘上十字架的情節的大東窗遙相呼應。壹切都非常感人，具有藝術史價值。壹座側堂裏的壹幅畫真正觸動了我：克雷吉·艾奇遜1994年創作的《耶穌受難》，這是最原始的永恒孤獨的壹個密碼，淹沒在色彩的激情之中。壹位擦窗工在禮拜堂前廳的玻璃上刻下了他的個人信息：“約翰·布萊克莫爾1747年清洗這些窗戶。” 後來刻上去的則是：“它們又需要清洗了。”
恰恰是國王學院禮拜堂裏觀眾喜歡的那幅巨大的魯本斯作品，引起了專家們強烈的抗議。該畫是1634年為弗蘭德的壹座修女院所畫，後被威斯敏斯特伯爵獲得，1959年拍賣出的300萬馬克高價打破了當時的紀錄，而它的新主人將它捐贈給了學院。這些“崇拜”方法，本來是很好的。但由於這幅畫太大，東窗安不下，因而院士們讓人拆除具有歷史意義的主祭壇，也拆掉了墻裙。從此以後，就在神聖家庭的上方，這幅巴洛克彩畫傑作和都鐸式玻璃畫進行著壹場大膽的鬥爭。但我們必須公正地講：發生在禮拜堂另壹端的是壹場較大的美學災難—禮拜堂前廳裏的紀念品商店。
無疑，國王學院禮拜堂需要錢，僅每天的日常費用就達1500多歐元。酸雨和汽車廢氣對墻體的損害越來越大。隨著不斷的風化，維護問題和維修費用也在增長。幾年前，那時還可以免費參觀，人們將捐贈投進大門旁的壹只包鐵皮的橡木箱裏（現陳列在側堂的禮拜堂展覽室裏）。據說，為了建成學院禮拜堂，亨利七世用這只箱子向劍橋捐錢。那裏的人早就在利用壹種特有的經濟來源了—唱詩班男童們的金嗓子。 國王學院的唱詩班比這座禮拜堂歷史更久。在創建學院的那壹年，即1441年，亨利六世規定，要求每天由6名普通教徒和16名“舉止高雅謙虛的”男童在國王學院禮拜堂裏唱彌撒曲。他們已經照做550多年了。16名男童身穿伊頓公學的校服，頭戴大禮帽，身著燕尾服，於5點半來參加晚祈禱。格蘭格路50號的國王學院學校是為4~13歲的孩子開辦的男女混合預備學校。在那裏，除了唱歌外他們還學習自我約束、忠誠和毅力這些傳統道德。
在英國聖公會裏早就有女性擔任牧師了。可如果國王學院的唱詩班裏有女孩呢？難以想像。沒有哪位女高音歌手能達到這種顫動的男童聲音，這種介乎天使和太監之間的無法模仿的音質。那升入國王學院的扇形拱頂裏的，是壹種水晶樣透明的最高音，壹個聲音的魔術師，它在即將發生聲變前發揮到極致。望著坐在唱詩班椅子裏的天使少年，在無煙的瑞典蠟燭的光芒映照下，這壹切都讓我們迷戀。達爾文在他的回憶錄中說，上大學時他常去國王禮拜堂參加晚祈禱，他在天籟之室裏被感動了，“有時邀請唱詩班男童去我的房間演唱”。
中世紀以來，英國的大教堂和學院就培訓唱歌的男童，他們的聲音被教會的作曲家編進復調作品裏，尤其是在都鐸時代，那是壹種英國獨有的、至今都還充滿活力的聲樂文化。國王學院之聲使當時形成的這壹完美音樂臻達了超凡脫俗的地步。每學期晚祈禱時在禮拜堂裏總會找到壹席之地，但壹年中總有壹次會很擁擠，頭天晚上就會看到帶睡袋的人在學院大門外排長隊。國王學院的聖誕之夜音樂會有1.9億的聽眾，還不包括禮拜堂裏的1500名幸運者。這要感謝英國廣播公司，自1928年以來，當壹個清脆的獨聲唱起那些著名的詩句時，全世界都能收看到現場直播。對於英國人來說，“國王學院的贊歌”是聖誕慶典必不可少的，就像火雞在美國壹樣重要。
亨利六世的唱詩班男童是壹項民族出口物資，和搖滾業其他的男孩組合壹樣由經紀人操作，推向市場。他們周末外出舉辦音樂會，夏天去國外巡回演出，每年出3張新CD。在壹個世俗化的社會裏，這種教會音樂越來越受歡迎。從這所學院及其唱詩班裏湧現出了重要的音樂人：奧蘭多·吉本斯，他13歲時在這裏演唱；指揮家約翰·艾略特·加德納；現任阿爾德堡音樂節經理的作典家托馬斯·埃茲以及戴維·科迪埃和勞倫斯·紮佐這樣的男高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