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什麽是清廉指數?
過勇:清廉指數是“透明國際”發布的評價各國和地區腐敗狀況的重要指數，它是壹種基於主觀問卷調查得出的腐敗測評結果，是壹個反映人們感知腐敗程度的主觀測評體系。
記者:清廉指數是怎樣得出的?
過勇:清廉指數使用的測評數據並不是透明國際開展調查所獲得的第壹手數據，而是綜合了多份有關調查報告經過數據處理得到的。其得出有兩個重要階段:壹是測評數據的選擇和使用，二是對測評數據的技術處理。
2012年之前，清廉指數主要采取百分比匹配法進行標準化處理，是利用新的報告數據和前壹年的清廉指數進行匹配測定，因此只有在新的報告數據和前壹年清廉指數都被列入的國家才能進入新壹年的清廉指數測評。測評數據主要選自壹些獨立機構的調查報告，主要有兩方面要求:壹是所選報告的腐敗指標必須對國家間進行了量化評價;二是所選報告的腐敗指標必須是與腐敗高度相關的。
2012年開始，清廉指數測評開始運用新計算方法，即簡單平均法。將原來的10分制改為100分制，變化主要體現在報告數據來源選取的變化和簡單平均法的應用上。
首先是數據來源選取標準的提高，報告數據必須來源於專業機構、反映的必須是公***部門的腐敗問題、要有定量差距、對於各個國家的評分必須是在統壹標準下進行的、應當是連續的。
其次是簡單平均法的數據處理過程。透明國際認為，簡單平均法是在現階段清廉指數的最佳改革方法，該方法使得清廉指數具有了連續可比性，數據處理過程不再與前壹年的得分結果相聯系。
記者:清廉指數的測評方法存在缺陷嗎?
過勇:作為壹種主觀調查評價方法，這種方法本身也具有不準確性和非客觀性。盡管透明國際對清廉指數的數據來源和計算方法進行了不斷完善和優化，但在科學性和解釋力方面仍然存在著缺陷。
首先是數據來源的局限性。第壹，所選報告的調查對象範圍多為專家和商業人士。商業人士為什麽能夠成為評價腐敗程度的主體，這個問題在有關報告中沒有給出具有說服力的解釋，我們不能認為那些具有跨國經營管理經歷的商人更了解他國的腐敗狀況;第二，所選報告大多沒有提供調查樣本數量和規模，這降低了有關報告中腐敗評價結果的可信度。例如在2010年清廉指數所選的所有報告中樣本數量最多的為13000份左右，而亞洲情報通訊報告的調查樣本僅為1750人，這樣的調查規模卻要對全世界各個國家的腐敗狀況進行測評，顯然缺乏科學性。第三，所選報告被測評的國家數量差距很大，這就隱含了國家評價標準的不壹致性。
其次是計算方法及結果展示的局限性。清廉指數的本質是對二手數據的加工應用，因此，不管如何改進，都無法改變計算方法使用二手數據可能存在缺陷的本質問題。雖然透明國際意識到百分比匹配法所存在的巨大缺陷，而改用簡單平均法，但仍然沒有解決數據來源的權重問題。
記者:您如何認識清廉指數對中國的評價?
過勇:自1995年清廉指數發布開始，中國壹直都是測評對象。從1995年至2011年的評分結果來看，中國得分和排名情況都呈現逐漸上升的態勢，這與我國政府近年來加大反腐敗力度不無關系。但是通過清廉指數對中國得分所參考的調查報告的研究，我們發現清廉指數對中國有著較為嚴重的不公正對待。
以2012年清廉指數得分為例，中國得分為39分，是在貝塔斯曼轉型指數、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透明國際行賄指數等9個數據來源中得分的平均分計算得出的。但這9份報告中調查對象定位為中國人的情況很少。其他國家的調查對象是否真正了解中國?是否對中國作出了公正評價?他們對中國的主觀感知和客觀事實之間存在的差距有多大?這些問題都成為中國清廉指數得分高低的影響因素，這顯然是有失公允的。
因此，我們要正確看待清廉指數對中國的評價。壹方面，清廉指數為我們提供了壹個評價我國腐敗狀況的國際視角，特別是商人的態度，這對外商投資等現實問題有直接影響;另壹方面，不能盲目地將清廉指數作為反腐敗研究和實踐的完全科學依據。
但不管清廉指數對中國的評價如何，我們都有理由相信，隨著中央對腐敗的“零容忍”和構建預防腐敗體系的決心，隨著民眾對打擊腐敗的積極參與，我們壹定會把“權力關進籠子裏”，提升我國的“清廉指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