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壽撰《三國誌》，沒有為遊俠專門立傳，蓋經兩漢長期的社會穩定，遊俠的概念已由班固時的名不副實，變為名實俱亡了。然而“俠”的稱呼仍存，並且較之《漢書》的遊俠，《三國誌》中被指為俠的，確有壹分桀驁之氣，亦不乏敢於蔑視法紀常理者。觀《三國誌》壹書，許多英雄人物的少年時代都好俠、任俠；而能招俠之人，往往成大事，如董卓、曹操、袁紹、劉備等。俠作為社會的不安定因素，恰是漢末亂世所需之才。比之春秋戰國，《三國誌》中沒有以俠為職業的人；然而較之兩漢，這個時代的俠風是有所復起的。
以《三國誌》所載之人觀之，漢末三國時代的俠可分為以下幾種：
壹、 豪俠：聚眾作惡、為害壹方的塢堡渠帥
“俠”在漢末並不是壹個好字眼，《三國誌?魏書六?董二袁劉傳》的裴註中記載了袁紹討曹操時發的檄文，上舉趙高呂後，下至曹操父祖，全都惡言壹遍，言及曹操本人，則曰：“操贅閹遺醜，本無令德，僄狡鋒俠，好亂樂禍。”可見“俠”字有對人鄙視之意。
因此聚眾作惡，為害壹方的塢堡渠帥被稱為“俠”，意指貶義。
《三國誌》所載之豪俠，有“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民有相劫者，賊入孫氏，吏不能執。”
及“郡主簿劉節，舊族豪俠，賓客千余家，出為盜賊，入亂吏治。”
的記載，比如高密孫氏藏賊，“（王）修將吏民圍之，孫氏拒守，吏民畏憚不敢近。”而最終孫氏被長官王修壓服後，出現“豪強懾服”的光景，可見這些豪俠，本人為壹地之大地主，或兼為官宦親屬，與“豪強”屬同壹類。關於漢末魏晉豪強的論述有很多，於此蓋不贅述。
“豪俠”與“豪強”的通用顯示，“俠”的字義在漢末三國偏於對社會的破壞性，且常常是聚眾的為非作歹。
二、 輕俠：輕薄不馴、重利輕生的勇者死士
《三國誌》言“揚士多輕俠狡桀” ，觀全書凡有“輕俠”者，竟全出於揚州。如吳郡余杭之淩操 、會稽之斯從 、魯肅的部眾 、諸葛誕之揚州輕俠者數千人 、及鄭寶、張多、許乾等 。輕俠的特點在於“輕”，有輕薄、輕率、輕生之意。
輕薄者，如斯從及鄭寶、張多、許乾等，其人性質與“豪俠”同，而用武中透著壹股輕浮桀紂之氣。鄭寶“才力過人，壹方所憚。欲驅略百姓越赴江表……”、又有“鄭寶者，今在巢湖，擁眾萬余，處地肥饒，廬江間人多依就之”
；斯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其眾被斬，則“族黨遂相糾合，眾千余人，舉兵攻縣。”比起藏賊而最終妥協的豪俠，輕俠的作風更為不可壹世。
輕率者，如淩操、魯肅的部眾。淩操作戰“常冠軍履鋒”，是個勇猛而冒進的人，終於“入夏口，先登，破其前鋒，輕舟獨近，中流矢死。”身為校尉
不好好領兵，自己壹人跑在前面，淩操之死，即死於壹個“輕”字。至於魯肅的部眾：當時魯肅從臨淮“攜老弱將輕俠少年百余人，南到居巢就瑜”，這麽些輕俠居然願意跟著魯肅路過“壹方所憚”的鄭寶的勢力範圍，投靠當時處於起家階段的周瑜，魯肅本人雖然識英雄，而他的部眾則屬於盲目跟風了。
輕生者如諸葛誕之揚州輕俠者數千人。諸葛誕厚養揚州輕俠，是將之作為死士用的，此是為輕俠之重利輕生。
輕俠有壹種肆意妄為的作風，不談其豪強的社會危害的話，其不顧左右、不知死生的行為方式是漢末三國俠士中最為率性的。
三、 遊俠：放浪不羈、不守常規的富家子弟
春秋戰國時遊俠多有出身下貧者，而《三國誌》中的“遊俠”只表示個人愛好，並且是富家子弟的愛好。全《三國誌》出現“遊俠”字樣僅二例，壹為袁紹，壹為甘寧。
《三國誌?魏書六?董二袁劉傳》裴註載：紹……好遊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為奔走之友。不應辟命。中常侍趙忠謂諸黃門曰：“袁本初坐作聲價，不應呼召而養死士，不知此兒欲何所為乎？”紹叔父隗聞之，責數紹曰：“汝且破我家！”紹於是乃起應大將軍之命。
同書程黃韓蔣周陳董甘淩徐潘丁傳載：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少有氣力，好遊俠，招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帥；群聚相隨，挾持弓駑，負毦帶鈴，民聞鈴聲，即知是寧。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吏，接待隆厚者乃與交歡；不爾，即放所將奪其資貨，於長吏界中有所賊害，作其發負。至二十余年。止不攻劫，頗讀諸子。乃往依劉表，因居南陽，不見進用，後轉托黃祖，祖又以凡人畜之。
這時的“遊俠”，就是到處遊走作樂，或無事生非的紈絝子弟罷了。遊俠是他們少年時代的意氣用事，透著壹股疏狂，而當年齡稍長，認為該務正業之時，便或為大將軍，或讀書求仕了。
四、 好俠之人：招才納士、胸懷天地的亂世英雄
“俠”都是不安太平之人，而其中不乏目無綱紀的勇猛率性者，對於漢末亂世中有誌於成為壹世之傑的英雄們，俠的支持往往是最初舉事時的中堅力量。觀《三國誌》，諸路豪傑中多有善於招納俠士之人。以董卓、袁紹、曹操、劉備為代表。
董卓的發跡是自他領三千羌胡兵入洛陽而始，其後迅速竄紅，沒有手下故將的力量士不可能實現的。也就是說，董卓確實在發跡前結交了不少俠士，其人“少好俠，嘗遊羌中，盡與諸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而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俱還，殺耕牛與相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余頭以贈卓。”董卓所結交的俠，多為羌族首領或為涼州猾強如李傕郭汜等，他們***同的特點是“寡於學術”。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董卓因為他所結交的人而不容於關東名流，他本人在洛陽時雖然極力交結名士，如《後漢書?董卓傳》載董卓擢拔黨人名士時有言：“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但最終還是沒能得到關東名士的支持。可見好俠也要有所選擇（雖然董卓的交友是受制於他的所處）。
袁紹壹門四世三公，是當時的名門望族。袁紹少時“有姿貌威容，能折節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與交焉……好遊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為奔走之友。不應辟命。”這時他是按個人喜好結交俠士，因此曹操雖然出身不好，但“好飛鷹走狗，遊蕩無度”，故也在他的交友圈之內。舉事以後，則“豪俠多附紹，皆思為之報，州郡窎起，莫不假其名。”這時他的“好俠”，則是為其英雄事業服務的了。
與袁紹的好豪俠不同的是，曹操好俠而“有犯禁，不避豪強，皆棒殺之”。曹操門下沒有袁紹那麽多名流，他所依仗的，多是和他壹樣出身下級地主之人。如曹氏、夏侯氏兄弟，許褚典韋李典於禁等，文官如程昱郭嘉等也不是名聲很響之人（曹操起家時麾下有名聲的只有荀彧荀攸）。然而日後就是這些無名小子打敗了袁紹的全明星陣容，就其緣由，恐怕可歸於袁曹二人對“俠”的不同理解。袁紹好名（“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流於俠之表面，故有貪財之俠許攸、宗族強橫之俠審配；曹操務實，是有許褚、典韋等質樸之人。正如曹操所言“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強擅恣，親戚兼並；下民貧弱，代出租賦，炫鬻家財，不足應命。”
對“俠”的不同愛好，成就了袁曹二人不同的歷史。以漢末觀之，曹操所好之俠由於出身不掌權的下級地主，更具有造反精神，這正是時代所要求的。
劉備是個混合體。他有高貴的祖宗貧寒的家門（中山靖王之後+販履織席為業），其人“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劉備好交結豪俠，但他並不好名，比如日後在新野就長期不曾聽說“臥龍鳳雛”，就其原因，還是在他的出身上。高貴祖宗讓生逢亂世的他易生不為人臣之誌，貧寒家門讓他不能像袁曹那樣輕財納士。他要起家，所以要結交豪俠，因為他們有錢並且肯出錢。《三國誌?蜀書?先主傳》在“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後曰：“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貲累千金，販馬周旋於涿郡，見而異之，乃多與之金財。先主是由得用合徒眾”，是為證。劉備因為實力太小，在用人方面顯得饑不擇食，他的班子裏，有亡命的關羽，也有巨富糜竺，有名士諸葛亮，也有無名猛士張飛。劉備集團內部人員龐雜，唯壹的***同點，大概多是些不得誌之人，如關張等，皆頗有草莽英雄之氣。
董卓、袁紹、曹操、劉備，此四人的起家都是依仗俠士之力，而各有不同。董卓的家底多西涼寡學，袁紹則多名門子弟，曹操善於團結無權地主，劉備是收羅亡命失意之人。而無論結局如何，此四人皆堪稱壹世之雄。
五、 任俠風氣
《三國誌》中有俠士不少，如前所述之各種，好俠之人本身也可歸為俠士。此外尚有壹些有俠氣的人，如河內太守王匡“輕財好施，以任俠聞”、袁術“以俠氣聞”、張邈“少以俠聞，振窮救急，傾家無愛，士多歸之。太祖、袁紹皆與邈友。”、李通“以俠聞於江、汝之間”、典韋“有誌節任俠”、徐庶“少好任俠擊劍”等。此時之俠雖不可與春秋戰國之俠同日而語，亦確有仗義任俠之人，如典韋“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為仇，韋為報之。永故富春長，備衛甚謹。韋乘車載雞酒，偽為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並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永居近市，壹市盡駭。追者數百，莫敢近。”
如徐庶“嘗為人報仇，白堊塗面，被發而走。”比之《漢書》所載，漢末三國時代，俠風的確是有所復起，豪俠、輕俠、遊俠紛紛登場，呈現出與亂世相合的景象。而善於招納俠士的人，則往往乘雷而起，成就壹番偉業。
司馬遷引韓非子言：“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即便經過兩漢的長期穩定，至漢末亂世，俠也無疑是社會秩序的威脅和抵觸者。俠風的復起正是由於世道混亂，同時加劇了亂世紛爭。所謂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漢末三國是俠士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