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守仁，水稻科學家和農業教育家。他承先啟後，對我國傳統種稻經驗進行了論證和實驗，提出育排行第二。童年時代曾上過私塾，從《三字經》讀到《書經》。也斷斷續續地放過牛，粗知農活的艱辛。11歲以後，到舅家所在的皇塘鎮讀初級小學，後又就讀於丹陽縣立第壹小學。畢業時蒙恩師周曉春先生的資助，考入南京江蘇省立第壹中學初中部。剛讀完壹學期便因“北伐”戰爭輟學而在家放牛。後來在江蘇省立南京中學初中部畢業，即免試升入毋需繳膳宿費用的高中師範科。在此期間，他曾在南京市民眾夜校兼課，教過不少失學的小商販和尼姑。這使他對舊社會的陰暗面有了較多的了解。由於學習成績優異，留在校內附屬小學任教。壹年之後，積累了足夠上國立大學壹年有余的費用，便決心升學。終於1933年9月邁進了國立浙江大學農學院的大門。
他在大學的學習生活是極其艱苦努力的，寒暑假也留在學校，刻苦自學。三年級時，他曾榮獲品學兼優的甲種獎學金。畢業時名列前茅，並獲學士學位。隨即被當時位於南京孝陵衛的中央農業實驗所（以下簡稱中農所）派來的周拾祿先生選中，前往該所稻作系在趙連芳主任領導下任助理員。
七七事變爆發後，抗日戰爭烽火蔓延至淞滬壹帶，此時他正出差湖南參加湘米改進委員會工作。不久，中農所西遷長沙，後又轉遷四川。他因兼任湖南省衡陽稻場主任而留在湖南。當時他主持“南特號”水稻良種的大面積推廣，兼辦農貸。後來日本侵略者迫近長沙，他為了不使大量稻種資敵，決定提前發給農民，並於事畢之後，趕赴西遷沅陵的省農業改進所交代。不料所方竟以所屬推廣人員已全部遣散，拒絕報銷已發工資，不得以他只好借款賠清了結。沅陵交賬之後，他星夜趕回衡陽，料理稻場疏散事宜。爾後取道廣西、貴州進入四川，抵達成都，即在中農所四川工作站工作。此行千裏跋涉，在兵荒馬亂中，備嘗了當時人民顛沛流離之苦。
八年抗戰時期，四川等地是當時我國農業科學工作者的主戰場。那時楊守仁正值英年，又無家屬拖累，因而經常出差在外，從事調查研究和技術推廣。他主持過西南五省水稻良種的區域試驗，也參與了川南地區創建雙季稻制度。因此他曾到川南、川東乃至川中各地多次進行考察，並寫成《旱年種稻法綱要》等文章，為嗣後這壹地區的開發做了不少的基礎性工作。
1944年，楊守仁離開中農所，參加了設在中央訓練團的臺灣班。1945年抗日戰爭剛結束，他便由重慶乘輪東下，轉赴臺灣參加接收工作。先是陪同盧守耕先生接管臺灣省糖業試驗所，後又去嘉義支所，並被任命為該支所所長。第二年即1946年他在該支所發現高抗稻瘟病的粳稻品種“光復1號”。這在粳稻品種中還是第壹例。1947年他考取公費留美，於該年年底到達威斯康星大學深造。壹年後因成績全“A”而免試獲碩士學位，又因提出“田間試驗缺區估計新方法”較當時生物統計界權威F．耶茨（Yates）的方法顯為簡便而被J．H．托裏（Torrie）教授留為助教，同時攻讀博士學位。在三年緊張的學習生活中，他讀完了以農藝為主系、植物生理和植物病理為輔系的為研究生開的高級課程，並完成了題為《某些氣象因素對大麥產量和品質的影響》的博士論文。當1951年1月獲得博士學位時，托裏教授曾留他繼續在美工作，但他認為“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家”，終於1951年春取道香港歸國。先在位於青島的山東大學農學院任教授，1952年院系調整後轉至濟南的山東農學院，1953年春奉命支援邊疆，被調到今天的沈陽農業大學。現任壹級教授，並被國家批準為首批可招收作物栽培專業博士生的導師。
拳拳赤子之心，教書育人四十載
楊守仁從1951年春歸國至今，已執教四十個春秋。作為新中國的農業教育家，他衷心擁護黨的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他常講教書不能誤人子弟，要為人師表，嚴謹治學，弘揚正氣，言傳身教。他認為“教不嚴，師之惰”是我國傳統教育經驗，並常以“業精於勤”、“行成於思”、“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等古訓來鼓勵人們。在寧夏，至今仍流傳著1963年他在那裏所說的“搞育種先要搞栽培，搞栽培先要走江湖”的名論。四十年來，他的直接和間接學生已遍布華夏各地，不少已擔當起壹方面的重任。
作為新中國的高級知識分子，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他曾多次受到極不應該的對待。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時期，他痛失了妻女，自己在勞動期間也曾“休克五小時、大小便失禁”。但他的拳拳赤子之心，始終未忘懷於所從事的工作，並深信公道自在人心，過了冬天就是春天。
作為新中國的作物科學家，他發揚了浙江大學校訓“求是精神，”做到了敢於堅持直理，說老實話。在中華人民***和國成立初期。他認為蘇聯的“5”分制未必就比百分制好；在“大躍進”中，他堅持反對那種“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浮誇風；在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他認為主要原因不是自然災害而是人為所造成的。1978年2月在武昌參加植物遠緣雜交會議後，他根據“玉米稻”不強調殺雄、玉米花粉管在水稻柱頭上長不下去、後代無遠緣雜交常遇到的困難以及它本身毫無玉米性狀等理由，寫出了《我所知道的“玉米稻”》壹文，後來在1985年的《作物雜誌》上發表，明確指出當時所謂“玉米稻”是靠不住的。1984年在連年豐收聲中，他預感到輕視農業必將遭到又壹次懲罰，為此連續寫了三篇《糧食危言》，力陳糧食生產的極端重要性。他的那種異乎尋常的愛國愛民之心，經常躍立於紙上。
黨的十壹屆三中全會帶來了科學的春天，使他真切地感到知識分子的黃金時期即將到來。1978年他以特邀代表身份參加了全國科學大會。後來又被聘為第壹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農業部第壹屆科學技術委員會委員和中國水稻研究所理事。1981年9月國家科委負責同誌專程到沈陽農大視察，隨即壹次撥款30萬元資助楊守仁開展“水稻理想株形育種的基礎研究”。1984年他光榮的加入了中國***產黨。1987年他主持的秈粳稻雜交育種研究獲國家教委科技進步二等獎，1988年獲農業部老有所為精英獎。在榮譽面前，他以實際行動做出了回答：除又招收四名博士研究生外，老而筆耕不已。1989年78歲時，他終於完成了《水稻高產栽培及高產育種論叢》書稿（農業出版社1990年9月出版）。同年10月還參加了中國水稻所落成典禮暨稻作科學討論會，並親自宣讀了有關水稻超高產育種的新理論的論文，受到了國內外同行的欽羨。
作為新中國的壹位水稻科學家，他的影響面是很大的。除撰寫書籍、論文之外，他曾兼任過二十個以上的學術團體的職務，並是多屆沈陽市和遼寧省的人大代表，五屆和六屆省人大常委。自70年代以來，他應邀講學的地方多達10來處，遍及祖國各大城市。他曾連任多年的沈陽市水稻科技人員培訓班的主任和盤錦農墾局的顧問。
弘揚傳統種稻經驗，發展栽培科學
楊守仁大學畢業後在中農所工作了8年。這使他有機會親聆我國水稻界前輩趙連芳、盧守耕、周拾祿、朱鳳美等先生的教誨，並得到同輩胡仲紫、柯象寅、吳鴻元等先生的幫助。中華人民***和國成立後與陳永康、崔竹松、姜德玉等勞模和眾多水稻工作者的接觸也較頻繁，因而較早地熟悉了各地水稻栽培的實情和問題；他在大學和留學期間，對農藝、植物生理、植物病理、生物統計和農業氣象等學科多有鉆研；加上編著、審稿和參加學術會議等等，因而逐步地使他成為壹位基礎堅實、學識廣博、經驗豐富而又能融栽培和育種於壹身的水稻科學家。這對他得以承先啟後，在弘揚我國傳統種稻經驗方面做出壹番貢獻，是大有關系的。
他常說，作物栽培這壹學科的精華在於辯證運用。在耕作改制方面，他在抗日戰爭時期便研究過我國兩季稻的種類和分布，四川冬水田的開發利用和南方稻區發展綠肥的重要性等等。中華人民***和國成立以來，他除堅持“北粳南引”的研究外，曾多次向有關方面建議先在長江流域下遊各地推行秈稻改粳稻，以滿足京、滬、寧、杭各大中城市的需要。在水稻栽培生理生態方面，除以現代科學闡明“稀播培育壯秧”、“育苗先育根”、“肥田宜稀”、“用糞猶用藥”和“節水種稻”等傳統種稻經驗外，他很強調“水稻的半水生性”、“水層在水稻栽培上的作用”、“源足、庫大、流暢”和“根粗與抗旱性的關系”等論點。近年在穗大的物質基礎及其不利的壹面等研究，以指導今後水稻的高產更高產也有明顯的指導作用。至於在水稻的生產管理方面，除早年發表過有關旱年種稻的生產技術外，還著有《我國各地稻作的安全生育期》、《水稻鏟秧早插的好處和作法》、《從自然條件看我國北方的水稻栽培》、《評水稻“V”字形施肥法》等重要論文。特別是對水稻栽培的促控技術，尤具有獨到見解。他認為葉色變化規律在水稻栽培上至關重要，是水稻高產量、高效益的中心問題，但葉色變化並不是目的，促進或控制要審時度勢地運用，達到生長穩健、內外協調從而獲得高產的長勢和長相。他從各地的實踐中總結出“促中可以有控、控中可以有促”的新經驗。至於借鑒國外先進經驗方面，他認為遼寧省早年學習朝鮮的大壟栽培、畜力中耕的做法是合乎當時需要的。我國遼寧丹東地區從水稻瘟病較重，多年的經驗認為穗肥要早施、少施甚至不施，日本專家無視我國傳統種稻經驗，強要重施穗肥，因而遭到了嚴重失敗。日本專家在公主嶺搞的水稻高產試驗是成功的，但第二年他們歸國後，我國在控制後提早復水的做法也是正確的。此外他還寫了《對當前水稻群體問題的討論》、《論水稻要有壹個較長的長粗時期》、《培育大穗十要》等論文都深為同行重視。他的高年之作《對水稻高產栽培上若幹理論問題的討論》可以說是壹篇融匯古今中外水稻高產栽培經驗的精心論述。
他主編或撰譯過許多作物栽培或與水稻有關的科技書。1957年他與李競雄、周可湧***同主編了我國第壹部高等農業院校統編教材《作物栽培學》，後來又參加了《中國水稻栽培學》和《東北水稻栽培》等著作的編寫。他是《中國大百科全書》稻條目主編之壹、《中國農業百科全書．農作物》卷的副主編。他還於1984年訪問日本後，組織有關人員譯校了水稻名著《稻的生物學》。特別是他自己先後完成的《水稻專題討論文集》和《水稻高產栽培及高產育種論叢》兩本討論性專著，其內容凝聚了他大半生的心血，並體現了他的博而能約和容易為廣大讀者所歡迎的撰寫風格。
楊守仁不僅是水稻栽培學家，也是壹位農業推廣的專家。早年他曾在湖南衡陽主持過“南特號”的大面積推廣，後來在川南又參加發展雙季稻的開創工作。留美回國以後，邊教邊學，壹直堅持常到生產第壹線，並兼任農場顧問。他還編寫了好幾種科普讀物。他對生產的關心，人所***知，因而來往信、電也較多。1954年江淮地區鬧大水，延至8月水退。他身在沈陽，心系黃淮人民。曾連夜擬成長電，通過農業部發往沿江各地，指出時屆八月已不宜再補種晚稻，終於避免了壹場不必要的人力物力的損耗。
正因為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學、科研、生產、編著、審稿、學術活動等方面，幾十年如壹日，壹年忙到頭，經常夜以繼日，對家事全然不管，以至對三個子女都曾得過麻疹，竟然壹無所知。這使他對已去世十余年的伴侶，今天仍然異常懷念和感激。
燦粳稻雜交育種、水稻理想株形育種及水稻超高產育種的開拓者
燦稻和粳稻是栽培稻的兩個亞種，二者有細胞遺傳的和形態生理的明顯差異。如何把兩方面的優點結合起來而盡量淘汰兩方面的缺點，是水稻界夢寐以求的大事。楊守仁早在留美期間對此就有準備，1951年春剛到青島山東大學農學院時，便有意識地進行秈粳稻雜交育種的基礎研究。
1957年中國農業科學院成立伊始，在丁穎教授的支持下，楊守仁便得到該院的資助，在沈陽繼續開展此項研究。1959年他發表了《秈粳稻雜交問題之研究》（農業學報），1962年又在《作物學報》上刊登了《秈粳稻雜交育種研究》的續編。文中提出秈粳稻雜交育種的難點在於後代結實率低和性狀不穩定，但可通過生物學的方法加以克服，尤以多次雜交最為有效可靠。並認為復交勝於回交，因為前者可以有針對性的繼續改進和擴大遺傳基礎。秈粳水陸稻雜交與秈粳稻雜交的情況則相似，都有可能育成適合我國北方需要的水旱兩用品種。他相信，將來許多地方的栽培稻將是秈中有粳，粳中有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