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學者對哥倫布的評價大致上有四種意思：1．哥倫布是歷史時代的產物，“應當從歷史的角度出發充分肯定其對人類社會發展所做出的貢獻；2．哥倫布對印第安人實行種族滅絕，應該全盤否定；3．哥倫布壹生有功有過，但功大於過；4．哥倫布功過相當，可以說是功魁禍首。
持第壹種觀點的人認為，哥倫布對人類社會的貢獻是巨大的。首先，他是個偉大的航海家，哥倫布在實施人類歷史上第壹次主動橫渡大西洋時，手中甚至還沒有壹份如同今天任何壹位遠洋船長都擁有的關於大西洋航行所必需的、正確詳盡的航海資料。他所賴以西航的只是壹只托勒密式地球儀，壹幅粗略乃至錯誤的世界地圖，以及壹張至今尚有爭議的據說是托斯卡內裏提供的大西洋海圖的復制品。實際上，哥倫布是僅憑自己的航海經驗和宏觀上對地圓學說的信念駛向遼闊的未知水域的，它充分表現了哥倫布的自信與膽識。通過對哥倫布美洲航海技藝的考察，學者們認為：“其計劃之嚴謹，考慮之周密，經驗之豐富，即使在今天看來，也不能不令他的同行們拍案叫絕。”西航中，哥倫布對地磁偏差的發現及對這壹發現的成功利用，在利用天文定位確定海上經度的嘗試，以及他那出類拔萃的帆船操縱技術是他對人類航海業的偉大貢獻，充分展示了他作為壹名優秀的帆船航海家所應有的大膽而審慎的風格及高超而嫻熟的技藝。這壹技藝所達到的水準，無論在昨天、今天還是明天，都具有永不褪色的魅力。
學者們認為，在人類航海史上，哥倫布之前，無論是規模龐大的鄭和下西洋，還是迪亞士向南航行繞過好望角，人類始終都是沿著近海航行，只有哥倫布才是第壹位橫跨大西洋的遠洋航海家。他是第壹個對大西洋作了考察記錄的人。他對馬藻海、東北信風和海流的認真觀測和記錄，留下了許多有關大西洋和美洲航海知識的資料，對地理學、海洋學、歷史學均有重大影響，他是那些“曾經站在航海歷史的門檻上，向前邁進了決定性壹步的歷史人物之壹”，其西航成功的偉大意義“決不亞於當代人類的登月計劃和行動”。
除了從航海的角度肯定哥倫布的功績外，學者們認為，在哥倫布之前，雖然早已有人到過美洲，但是，“只有哥倫布的航行及其‘發現’才真正打破了美洲大陸的孤立狀況，起到了改變世界歷史和人類命運的作用”。歷史唯物主義認為，決定歷史的不是人們的願望或才能，而是至高無上的經濟力量，“哥倫布的功績恰恰在於他打開了世界市場，而世界市場的建立則大大推進了世界歷史發展的進程”。因此，“可以說，哥倫布是第壹個走向世界的人”，“將世界聯成壹個有機的整體是哥倫布的壹大功績，也是對他評價的出發點”。學者們並不否認新大陸的“發現”有著許多消極的動機，其結果給美洲人民帶來了種種災害，但是，“這是地球上的壹次偉大革命，也是人類歷史上的壹次創舉”。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功績將永載史冊。
對哥倫布持否定態度的學者們認為，哥倫布最大的“功績”應是“開創了世界範圍內的早期殖民主義歷史”。而殖民主義者“在世界各地對他們所能奴役的壹切民族所能采取的野蠻和殘酷的暴行，是世界史上任何時期、任何野蠻愚昧和殘暴無恥的人種都無法比擬的”。至於哥倫布本人，他不僅是個“拜金狂”、“虛偽的基督徒”，而且是個“殖民主義海盜”。在他整個壹生中，“心理狀態都有某種混亂”。哥倫布到美洲去就是為了殖民，為了掠奪黃金，他開創了美洲印第安人的奴隸貿易和奴隸制、貢賦制，是奴役美洲大陸的殖民主義先驅。哥倫布給印第安人帶來的災難和種族滅絕已不是壹般的階級剝削，更沒有壹般的社會更叠那樣的勞動者人身地位的上升，而是滔天罪行。
持第三種觀點的學者們認為，哥倫布是個具有雙重身份的歷史人物。作為開拓者，他“發現”了新大陸，使新舊兩個大陸建立了聯系；作為殖民者，他對美洲人民進行了野蠻的侵略和屠殺。但是，正是殖民掠奪大大促進了歐洲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轉變的過程，而“15世紀的印第安人，只是在以哥倫布為首的西歐第壹批殖民者到來之後，他們才走出原始的野蠻狀態，進入文明時代”，這也是客觀上為美洲帶來了新的生產方式，“縮短了美洲社會步入資本主義文明時代的歷史進程”。“這種作用和影響，是先於哥倫布的任何人所不能比擬的”。因此，“當我們斷言，哥倫布的活動對資本主義的發展起著推動作用的時候，我們面臨著壹個不容回避的問題，那就是：殖民主義客觀上推動了歷史的前進，而那些殖民主義的先驅們（哥倫布們）變成了推動歷史的先進分子！”
持第四種看法的學者們認為，哥倫布壹生所作的主要有兩件大事：壹是開辟了橫渡大西洋到達美洲的新航路；壹是通過殖民掠奪進行原始積累的新方式。這就明說，哥倫布就是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航海家，又是最早侵入美洲的殖民者。兩重身份，既有區別，又有聯系，辯證地統壹在資本主義先驅者哥倫布壹個人身上，“只看到他的任何壹個方面都是不全面的”。他們認為，哥倫布是壹個處於新舊交替時代的歷史人物，在他身上表現著兩個時代的特征：他是發現新“大陸”的功臣，又是傳播殖民主義的幫手；他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保留著對中世紀神權的信仰，但又執著地追求科學知識；他所從事的航海事業雖然是在封建生產方式的支配下完成的，但他的行動卻得到了大商人的資助，客觀上更多地體現了商業資產階級的利益。因此，“在他身上，既有新時代的光輝，又有舊時代的烙印”，“是個集光榮與罪惡於壹身的人物”，可謂“功魁禍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