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1823.2.15-1901.11.7），本名銅章，字漸甫（壹字子黻），號少荃（泉），晚年自號儀叟，別號省心，謚文忠。安徽合肥東鄉（今肥東縣）磨店人。因排行第二，故民間又稱“李二先生”。晚清軍政重臣，淮軍創始人和統帥，洋務運動的主要倡導者。李氏先世本姓許，明季避亂由江西湖口遷至合肥。李家世代耕讀為生，壹直與科舉功名無緣，直到李鴻章父親李文安於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中進士，與曾國藩過從甚密。李鴻章六歲就進入家館棣華書屋學習。他少年聰慧，先後拜堂伯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為師，攻讀經史，打下紮實的學問功底。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進士。同時，受業曾國藩門下，講求經世之學。鹹豐三年（1853）受命回籍辦團練，多次領兵與太平軍作戰。1858年冬，入曾國藩幕府襄辦營務。1860年，統帶淮揚水師。湘軍占領安慶後，被曾國藩奏薦“才可大用”，命回合肥壹帶募勇。1862年3月，李鴻章的淮軍正式組建。在虹橋交戰中，三千淮軍鷙悍兇猛，竟殺得十萬太平軍屍積如山。從此淮軍名聲鵲起，李鴻章被視為冷酷無情。這壹年的11月，李鴻章旋經曾國藩推薦被任命為江蘇巡撫。淮軍在兩年內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萬人，成為清軍中裝備精良、戰鬥力較強的壹支地方武裝，當太平軍都城南京被攻克後，李鴻章被封為壹等肅毅伯爵，戴雙眼花翎。後淮系軍閥集團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從60年代起，李鴻章積極籌建新式軍事工業，仿造外國船、炮，開始從事標榜“自強”的洋務事業。後繼曾國藩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從此控制北洋達25年之久，並參與掌管清政府外交、軍事、經濟大權，成為清末權勢最為顯赫的封疆大吏。李鴻章從19世紀70年代起，進壹步擴大洋務事業，因標榜“自強”進而“求富”，主要以“官督商辦”的形式創辦了壹系列民用企業。同時，又著手籌辦北洋海防，以外購為主，自造為輔，於光緒十四年（1888）建成北洋海軍。為培養“自強”“求富”所需人才，還創辦各類新式學堂，並派人赴歐美留學。所有這些洋務事業，對近代中國社會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1895年，中日甲午之戰戰敗的清廷令李鴻章前去日本議和。1900年8月15日，北京在八國聯軍以保護使館為名的圍攻中陷落，政府和朝廷在對各國宣戰僅兩個月後逃亡。時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被重新調任為大清國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職位：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朝廷要求李鴻章北上與正在攻打這個國家的洋人議和1901年1月15日，李鴻章和慶親王代表大清國在占盡“中國財力兵力”的“議和大綱”上簽字。1901年11月7日，代表大清國與11國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條約--《辛醜條約》的李鴻章死了，享年78歲。謚文忠，晉封壹等侯。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李鴻章早期采取的壹些措施是先進的，代表了未來中國發展方向的。但就它們所想達到的中國“自強”的目的來說，在當時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因為李鴻章的思想核心仍然是為清王朝服務，仍然希望保留封建統治和現有的政治結構，這就意味著他所倡導的“現代化”本質上是壹種保守性的現代化，是沒有實現可能的。梁啟超謂李鴻章“只懂洋務，不懂國務”，可謂壹語中的，這也就是他思想中最最落後的壹面，也是他個人悲劇性人生的來源。李鴻章身後的毀譽榮辱皆系於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李鴻章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挽狂流而不成的悲情人物。
如今壹提到李鴻章，人們容易把他生命的後期中國歷史上壹些屈辱性的事件聯系在壹起，諸如甲午海戰的失利，《馬關條約》和《辛醜條約》的簽定等等。由於直接參與了這些事件，李鴻章不可避免的成為口誅筆伐的對象，進而民族恥辱的象征，是“投降派”和“賣國賊”的典型代表。但是如果我們考察歷史的真相，追問“為什麽出現在這種場合的總是李鴻章，而不是其他人？”，就會發現問題的答案恰恰就是它的反面，李鴻章事實上並非推行壹條賣國的路線，他希望通過洋務運動達到中國“自強”的目的，啟超稱“中國洋務人士，吾未見有其比也”。但當時的中國根本不具備“自強”的條件，這導致了他壹生事業的最終總失敗，也是他身敗名裂的根本原因。
讓我們來具體考察這幾個事件，那都是發生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裏的事。1894年，在甲午海戰中日本輕易全殲了當時中國唯壹的海軍艦隊“北洋水師”，舉國嘩然，紛紛指責李鴻章指揮有誤。但我們回過頭來想想，沒有李鴻章的苦心經營，北洋水師就根本不會存在。成立新型海軍是他的建議，海軍的經費是他千方百計保證供給的，海軍的將官是他派出國培訓的，艦隊從國外購進的每壹艘鐵甲艦船，他都要親自到碼頭查看。可就是這樣壹支他花費無數心血的艦隊，到頭來卻被輕易的擊潰，李鴻章的作戰指揮失誤也許是壹個原因，但其中不含有其他必然的因素嗎？時代的潮流告訴我們，這場戰爭的勝敗其實在戰爭之前就已經註定了。進壹步說，如果不是有李鴻章的北洋水師，中國的戰敗也許在很多年前發生了。至於為什麽是李鴻章出面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和《辛醜條約》，原因就更簡單了：在偌大的中國除了他居然找不到其他懂得外交談判的官員。甲午戰爭失敗後，李鴻章作為清政府的代表去東京進行停戰談判，最後簽訂了《馬關條約》，同意將臺灣割讓給日本，這固然是無法讓人原諒的，但是“當戎馬壓境之際，為忍氣吞聲之言”（梁啟超語），這樣的結果換了別人恐怕也是很難避免的。《辛醜條約》的簽訂，李鴻章就更被動了。當時，八國聯軍占領北京，清政府匆忙西逃，逃命之際才想起了已年屆八十，下臺近五年的李鴻章，命令他赴京主持與八國的談判，收拾北京的爛攤子。誰都明白這項任命極其危險，而且對個人沒有任何好處，但李鴻章出於報國（清王朝）的考慮，還是決定北上，並在談判結束後的幾個月，死在了北京。
此可見，李鴻章的惡名很大壹部分是他“自找”的，如果他不是積極推行“自強”措施，這些事件也許就不會由他來承擔。他不僅承擔了他個人的責任，還要替腐朽的清王朝分擔惡名。李鴻章不幸被歷史選為主要的個人，來承擔十九世紀中國的失敗，並非因為他的無能和賣國，而恰恰在於他想改變國家的命運，就不得不去承擔由此而來的責任。為李鴻章的壹切作為辯護，並不是本文的主旨，在這方面已經有很多的論文和專著了。我只是在想，他去世已經壹百年了，如果說在他生前我們還不足以完整的評估他那些“自強”措施，那麽現在我們應該能夠客觀的評價它們對二十世紀中國的巨大影響，我們不能只看見開花結果而忘了發軔之處
李鴻章以壹介書生投筆從戎，在列強環伺、國家積弱的時候，強烈地感受到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和軍事裝備對中國的威脅。他因此意識到窮則變，變則通，可以說他的“變局觀”，比康梁都早。他後來投身於清政府幾乎所有新興的、冒險的事業，諸如工業、交通、礦產、教育等等，辦了很多實事。這場被後來的史學界稱之為“洋務運動”的新政，給中國近代社會帶來巨大的沖擊，西方將它視為中國近代化的起點。李鴻章是壹個復雜的人。他認為，與西方列強相比，中國國勢貧弱，壹旦發生爭端，很難占據上風，更難以決勝疆場，提出了“處今時勢，外須和戎，內須變法”。他的思想有忠君效國的成分。他主辦洋務，興辦近代企業，創立北洋海軍，也是力圖富國強兵,逐步扭轉對外的不利局面。李鴻章也是壹代外交家，他的外交特點是：1、外須和戎，通過妥協退讓，換得他人的諒解、寬容，和平***處，以換取休養、發展時間；2、以夷制夷，實質是犧牲局部利益給“友邦”，以換取對“敵國”的制約；3、相信國際法的約束力。作為朝中重臣，依據現實條件，以謀略和堅強的意誌，最大限度實現國家利益。
整個清朝二百多年，李鴻章以漢人破例任文華殿大學士為首席閣揆。頂戴三眼花翎。他在幾千年來未有的亂世中，支撐危局，以壹身負天下之重。他位高權重，而且富甲天下，歷盡宦海艱辛，享盡人間繁華，不怕天下咒罵，勇於任事，居官長盛不衰。忠君不懈，但亦知抗上有道。認功利不論名節，論才能不論人品。"挺經"是曾國藩與李鴻章密談處逆境之法。處順境，奮發而為；處逆境，挺而待變。這些做人的高貴品質都是值得作為後代的我們值得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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