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詩如下：
漢皇重色思傾國，禦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
天生麗質難自棄，壹朝選在君王側。回眸壹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
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
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
承歡侍宴無閑暇，春從春遊夜專夜。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壹身。
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
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
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
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余裏。
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紆登劍閣。
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
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天旋地轉回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
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相顧盡沾衣，東望都門信馬歸。
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
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內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
梨園弟子白發新，椒房阿監青娥老。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
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
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臨邛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
為感君王輾轉思，遂教方士殷勤覓。排空馭氣奔如電，升天入地求之遍。
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渺間。
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壹人字太真，雪膚花貌參差是。
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裏夢魂驚。
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迤邐開。雲鬢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
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幹，梨花壹枝春帶雨。
含情凝睇謝君王，壹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裏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
回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惟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
釵留壹股合壹扇，釵擘黃金合分鈿。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
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
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寫作背景：
唐憲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任盩厔（今西安市周至縣）縣尉。壹日，與友人陳鴻、王質夫到馬嵬驛附近的仙遊寺遊覽，談及李隆基與楊貴妃事。王質夫認為，像這樣突出的事情，如無大手筆加工潤色，就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沒。他鼓勵白居易：“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試為歌之，何如？”於是，白居易寫下了這首長詩。陳鴻同時寫了壹篇傳奇小說《長恨歌傳》。
賞析：
長恨歌》壹方面是壹個重大的歷史題材和政治題材，另壹方面又是壹個來自民間的具有悠久傳統的人性題材、心理題材。白居易在創作中服從於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詩人的個性思想，即傳統模式與作者主觀能動作用同時並存，這固然是與詩人的生活經歷和人生觀是分不開的。白居易壹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貶官江州司馬為界，經歷了由積極入世到消極出世兩個階段，實踐了他所信奉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白居易所謂“獨善”的基本內涵是樂天知命、知足保和，並由此而與釋、老相通，以隨緣任運、委順自然為應世態度。在他的整個思想體系中，“獨善”與“兼濟”並行不悖，“施之乃伊呂事業，蓄之則莊老道德”(《君子不器賦》)，它們是壹個完整人生觀的兩個側面。還在遭貶以前，他努力為雲龍、為風鵬，並與元稹大力倡導新樂府運動。也正是因為他年輕時候的胸懷大誌，頗有挽唐室於既衰，拯生民於水火的政治氣概，才使得他有足夠的氣魄處理這樣壹個重大的歷史題材，並以“不惑”來總結唐明皇後半生的政治得失，寫就了《長恨歌》。這樣，在他心目中對唐明皇的壹分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來。正是因為壹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輕國的唐明皇是對立統壹體，所以，白居易把這個故事寫成壹個好皇帝的悲劇。好皇帝有所惑，終於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我們從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壹種理想化的結果。排斥的是封建統治階級為皇帝們頭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為半神的理想化。而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壹種理想在內，他們從現實生活中皇帝權威下降的土壤出發，把封建統治階級的頭子想象為和他們自己壹樣的普通人，壹個有愛欲、有苦惱、有錯誤、有缺點的人情味十足的癡情皇帝，簡直同壹般愛情故事中的主人公並無差別！他們從另壹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應該和百姓壹樣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而白居易從民本思想出發，有條件、並有所揚棄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這種對唐明皇的理想化，這樣完成了對唐明皇形象的塑造。詩人被貶江州以後，“獨善”與“兼濟”的地位才發生了轉化，他的精神生活與仕宦生涯逐漸轉軌，終於以“獨善”消釋了“兼濟”，在精神自救的過程中，白居易逐漸從關註社會政治轉向關註個體生命，對於自由人格的鐘愛逐漸超越了對道德人格的執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