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英尼斯的“媒體偏見”理論
哈羅德·英尼斯(1894-1952)是壹位大師級學者，跨學科奇才。他以其在政治經濟學、經濟史、傳播學、文明史等諸多領域的卓越成就，成為多倫多傳播學派的先驅。
英尼斯早期的研究重點是加拿大經濟史，後期的研究重點是傳播、媒體和文明。《傳播學的偏見》(1951)和《帝國與傳播學》(1950)兩部代表作，成為後世傳播學的經典。
英尼斯從媒體與權威的關系角度提出了“媒體有偏見”的理論。對他來說，無論是從各種傳播網絡所負載的信息，還是從其對各種社會組織更廣泛的影響力來看，傳播網絡都是非常重要的。任何特定的媒體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是有偏見的。也就是說，壹種媒介會對知識在空間和時間上的傳遞產生重要影響，這種對時間或空間因素的相對強調，就意味著植入其中的文化會產生意義的偏差。在印刷時代到來之前，羊皮紙、粘土、石頭等厚重的材料是偏向於時間的主導媒介，它們很難借助空間進行傳播，因此是壹種經得起時間侵蝕的媒介。因為這種媒介可以與特定場所的實體存在緊密聯系在壹起，它們是相對穩定的社會現象，可以聯系過去、現在和未來。相反，那些輕便的紙莎草紙則屬於“空間偏向型媒介”，更容易搬遷到其他地方，更偏好跨越空間的各種行政關系的發展，推動世俗制度和政治權威向去中心化方向發展。“有時間偏見的媒體”有助於建立權威，有助於形成等級社會制度，有助於維持傳統的中央集權的宗教形式。從文化的角度來看，時間意味著神聖、道德和歷史，它與歷史、傳統、宗教和等級制度的發展密切相關。空間意味著現在和未來，技術和世俗意味著帝國的崛起和擴張，這與現實的世俗政治權力有關。時間文化是信仰、來世、禮儀、道德秩序的文化；太空文化是壹種世俗的、科學的、物質的、不受約束的文化。顯然，在任何文化中，這兩種價值觀都起著作用，壹個是顯性的，壹個是隱性的。不難看出，英尼斯是從基於時間偏見或空間偏見的兩種對立的知識壟斷的辯證觀點來看待文明，尤其是帝國的興衰的。
壹個文明只能在非常罕見的歷史時期，比如古典希臘、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和伊麗莎白時代的英格蘭，實現媒介的空間傾向和時間傾向的平衡。在英尼斯看來，西方文明因為不能很好地處理時間持續的問題，正處於分崩離析的極端危險之中。第壹次世界大戰的戰場經歷告訴他，西方文明是侵略性文明，是擴張性文明。英、德、美、法等大帝國為爭奪資源、領土和市場而浴血奮戰。加拿大這樣的國家也因此感受到了巨大的壓力，尤其是美國的經濟壟斷和文化壟斷以及商業主義全能的進壹步擴張，使得加拿大文化不得不適應美國的標準，從而“陷入了與美國競爭和模仿美國的兩難境地”。[1]在加拿大自己的報紙系統和廣播系統中，美國的影響也是無處不在。甚至加拿大的政治生活也受到美國外交政策的壓制，有被扭曲的危險。美國當時的巨大優勢，尤其是美國先進通訊技術的優勢，讓他感到壓抑和絕望。為了自己國家的尊嚴和發展，為了保存、發展和闡述加拿大的文化和文明傳統，為了研究加拿大的特點和民族性格，為了反抗南方大國對加拿大的壓迫，英尼斯開始致力於研究自己的國家，研究加拿大的宏觀經濟。他認為加拿大不應該被邊緣化，而應該尋求經濟獨立和文化學術發展。
對於英尼斯來說，西方文明不僅打破了時空平衡，也帶來了嚴重的後果和危機。在他看來，如果壹味地向時間或空間傾斜，就會造成社會的不穩定。事實上，壹個穩定的社會應該在時間偏差和空間偏差之間保持壹種平衡的機制。然而，長期以來，西方文明對時間的延續壹直缺乏興趣。這個國家壹直感興趣的是領土的擴張和文化身份的強加。英尼斯認為，真正的文明應該具備以下特征:“文化在時間上延續，在空間上延伸。所有的文化都應該在時間和空間上反映它們的影響。”。[2]正因為如此，他特別推崇口述傳統，尤其是古希臘的口述傳統，認為傳統達到了時間偏向和空間偏向平衡的理想狀態。在他看來，希臘文明的成就體現了口語的力量。因為荷馬史詩，產生於希臘的口頭傳統，表現出對空間的重視。口頭傳統的靈活性使希臘人能夠在城邦制度下平衡空間和時間的概念。英尼斯把印刷和攝影看作是對書寫傳統的回歸，是“對眼睛占主導地位而不是耳朵占主導地位的文明的回歸”。[3]”是壹種“視覺標準交流”。英尼斯意識到這種傳播產生的壟斷對西方文明構成了毀滅性的威脅，造成了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等口號的假象。因此，英尼斯設想，壹種媒介的長期使用會在壹定程度上決定所要傳播的知識的特性，而這種傳播方式的流行最終會創造出壹種難以保存其生命力和靈性的文明。新媒介的好處是，它將導致新文明的誕生[4]。顯然，英尼斯希望通過他的“媒體偏見論”給嚴重依賴空間擴張的西方文明敲響警鐘，希望西方人在考慮媒體對各種文明的意義時，能夠更清楚地看到自己文明的偏見，並以更謙虛的態度理解自己文明的特點。因為在文明發展史上，很少能做到媒體的空間偏向和時間偏向的平衡。保持媒體的時間偏向和空間偏向之間的平衡，無疑是克服西方文明危機的良方。能否克服過分強調任何時空層面的媒體偏見，是大規模政治結構繼續存在的關鍵。英尼斯聲稱並斷言，大規模的政治結構“往往在這樣的條件下繁榮:不止壹種媒體的傾向反映在文明中；就西方世界而言，“能否發展出這樣壹種政府制度，在這種政府制度中，可以抑制交流的偏見，評估空間和時間的重要性，這還是壹個問題”。[⑤]
總的來說，英尼斯的“媒體偏見理論”有著深厚的經濟史和政治經濟學的跨學科背景。他所采用的歷史“宏大敘事”和整體性的文學研究方法，明顯不同於他那個時代的學者所作的分析性和非整體性的媒介研究方法。英尼斯從人類文明史和加拿大地方經濟史的角度出發，關註媒介技術在文明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其媒介研究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和人文關懷。雖然有人對他的“媒體偏見”理論提出了質疑，但也有人認為他的理論存在壹些“技術決定論”的局限性。[6]但是，英尼斯關於傳播占主導地位的媒介必然會影響歷史社會發展的觀點，尤其是他對現代西方文明過分強調物質科技力量而忽視道德力量的批判性思考，仍然給後人以極大的啟示。
“媒體信息擴展理論”
壹，麥克盧漢的“媒體信息擴展理論”
馬歇爾·麥克盧漢(1911-1980)是加拿大最著名的媒體預言家和思想家，是多倫多傳播學派的核心和關鍵人物。麥克盧漢早期是壹個傳統的文學批評家，這壹傳統隨著他的第壹本書《機械新娘:工業人的民間傳說》(1951)的出版而終結。20世紀50年代是他的轉型時期，他接受了哈羅德·英尼斯的理論，潛心研究文化人類學，編輯了多倫多學派的《探索》雜誌。20世紀60年代是他的成熟期，三部傳播學專著——《古騰堡星系:活字人的制作》(1962)、《理解媒介:人的延伸》(1964)、《媒介就是信息》(1967)都是在這個時期完成的。麥克盧漢的媒介理論也是在這壹時期不斷完善的。
麥克盧漢借用英尼斯的“工具”來發展自己的媒介理論。英尼斯對歷史和經濟學的研究提供了知識基礎，使麥克盧漢從研究被傳播的信息飛躍到研究傳播形式本身。英尼斯把對大宗經濟商品的分析擴展到對傳播形態和媒介偏向的探索，也給了麥克盧漢很多啟發和啟發。在麥克盧漢眼裏，英尼斯是能節省學生時間、提供文學寶庫的“最好的老師”，是發現媒體技術變革過程的第壹人。另壹方面，麥克盧漢認為英尼斯對傳播學研究的貢獻只是壹個純方法論的東西。在評價電子媒體的社會效果時，他們的觀點大相徑庭。在麥克盧漢看來，英尼斯錯誤地將廣播帶入視覺文化是壹種保守的想法。平面媒體的視覺力量在於擴大對空間的壟斷控制，電子媒體的聽覺力量在於廢除時間和空間的人為區分。麥克盧漢認為電子技術是感性的、普遍的和去中心化的，電子技術強調整體性和有機性而不是碎片化和機械性。[⑦]
與英尼斯不同，麥克盧漢的研究重點不是傳播與社會組織的關系，而是主要關註媒介對人類感覺中樞的影響。《古德伯格的星星》壹書展示了他對由唱片和印刷品引起的情感和文化後果的深刻思考。在他看來，每壹種新媒體技術都有令人著迷的力量，因為它分離了各種感覺，而在部落人之間，各種感覺壹般都完美對稱地存在。當任何壹種感覺或身體功能以技術的形式體現出來時，就會出現感覺之間的功能分工和比例變化。比如音標，實現了眼睛和耳朵之間，語義意義和視覺象征意義之間的第壹次關鍵突破。與象形文字或有聲文字不同，音標字母為語義上無意義的字母標記語義上無意義的聲音。因為它擴大和加強了視覺功能，減少了聽覺、觸覺和味覺等其他感官在書寫文化中的作用。麥克盧漢指出“通過把無意義的發音和無意義的符號聯系起來，我們建立了西方人的形式和意義。”[8]印刷術的發明鞏固和擴大了視覺在知識應用中的新作用，提供了第壹批可復制的商品，完成了人與原始部落* * *享受(即壹種“聽得見摸得著”的生活方式)的異化過程。印刷在書寫方式上與錄音有很大的不同。印刷書籍自動強化了音標的效果，因為加劇了視覺偏見，進壹步割裂了感覺生活。結果，它使閱讀成為壹種更個性化的無聲行為。攜帶書籍的便利也產生了對個人主義的新的尊重。麥克盧漢認為，印刷媒介壹方面為民族的統壹形式提供了文化資源，另壹方面也催生了各種個體觀念。德國印刷工戈德堡(Goldberg)在15世紀中葉第壹次成功地用拉丁文印刷了《聖經》，使印刷媒體將空間和時間同時轉化為可以計算、預測和理性的東西。印刷機的理性影響為地圖、火車時刻表和透視畫的概念鋪平了道路。麥克盧漢認為，印刷文化的到來尤為明顯，它發展了人類的某些感官(視覺)，形成了人類理性的特殊形式。印刷術的發展促進了方言的規範化，擴大了交流的空間，培養了人們對抽象民族的忠誠(相對於部落文化中與他們共同生活的人們的忠誠，他們的聲音、面孔和觸摸都是可以聽到的)，促進了民族國家對城邦的替代。[⑨]
麥克盧漢是壹位泛媒體理論家。各種技術工具和發明，如電燈、輪子、鐵路、飛機等。，在他眼裏已經成為媒介，成為人類感覺器官或身體機能的極大延伸。對他來說，書寫和印刷媒體是視覺器官眼睛的延伸，廣播是聽覺器官耳朵的延伸，電視是全身感覺器官的延伸。如上所述，麥克盧漢特別強調電子媒體，尤其是電視。在他看來，電子媒介打破了舊的時空觀念，使人與人之間的時空距離驟然縮短，整個世界成了壹個“地球村”。電子媒介使人們重新體驗了部落文化中村落式的接觸和交流，使人類社會在高級階段從民族文化回歸到部落文化。
酷媒體逐漸取代熱媒體，是電子媒體的變化與現代體驗屬性演變關系的最好表征。按照麥克盧漢的說法，所謂熱媒體，就是壹種不允許參與的、信息內容豐富的媒體。相反，冷媒體可以給受眾留下更多的參與空間，表現出更低的信息強度。麥克盧漢作品中的“冷媒介”主要有電視、電話、漫畫、談話等。“熱門媒體”主要指電影、廣播、照片、書籍、報紙和期刊等。在他看來，電影等“熱媒體”是集權的、權威的，制片方需要把受眾轉移到另壹個世界；而電視等冰冷的媒介實踐，給受眾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間，為地域方言提供了更多的表達機會，所以是壹種更加去中心化的媒介。就麥克盧漢而言，大部分電視影像並不現實，所以在他看來，這恰恰讓觀眾在意義生成的過程中成為更平等的夥伴，從而促進了觀眾的深度參與。麥克盧漢認為，從媒體到電子傳播的轉變改變了英尼斯的時空偏見，影響深遠。麥克盧漢聲稱，在現代條件下，各種文化形式“立即而持續地向我們滾滾而來”[10]。現代主體與交流網絡的互動不再局限於睡前幾個小時。全球公民的生活似乎被無休止的物質和象征性的交流方式所包裹。人們在公共汽車和火車上閱讀各種報紙，在汽車收音機上接收早間新聞，慢跑者可以在鍛煉時聽書籍和唱片，人們可以在看電視時做愛。現代性的信息傳遞成了“旋轉多變的場景”。通信系統使人們不斷地直接接觸不同的觀點。這樣壹來，時間和空間的協調性就消失了，每個人都和其他人有關系。各種新媒體的快速發展摧毀了書面傳播形式的視覺偏見，使世界各地的公民回到了壹個與口頭社會的文化有許多相似之處的* * *相同的文化。地球村拋棄了等級化、統壹化、個性化的印刷文化，取而代之的是更有形的同步文化。
麥克盧漢的媒介理論具有措辭奇特、風格灑脫、觀點新穎、思想深刻的特點。他對媒介研究和文化研究的貢獻有:始終堅持研究各種形式的媒介和信息的生產及其對個人、社會和文化的影響；他啟迪性地揭示了新媒體技術尤其是電子媒體在重構人類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當然，同時他誇大了電子媒介的作用，有明顯的技術決定論傾向。
“文化皮膚理論”
二、德裏克·德科夫的“文化皮膚理論”
目前，多倫多大學文化與技術領域的麥克盧漢項目是多倫多學派媒介理論的主要來源。該研究所是北美乃至全球最傑出的媒體研究機構。主要是在麥克盧漢的理論框架內，在每個學者自己研究課題的基礎上，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研究最新科學技術或媒介技術的發展對文化和社會的影響。他們發展和超越了早期多倫多學派的研究內容和領域。作為該研究所的負責人和多倫多學派的學術繼承者，Derrick De Kerckhove)20多年來壹直為關於通信和媒體技術在多倫多的最終影響的持續辯論做出貢獻。
(德裏克·德科夫教授)
德裏克的研究興趣主要基於虛擬現實的網絡空間和網絡空間文化帶來的新媒體體驗。《文化之皮》(1995)是德裏克所有作品中最重要的壹本書，曾被列為加拿大暢銷書，因此獲得“媒體先知”的稱號。在前人理論的基礎上，德裏克在本書中擴展和深化了他們的觀點和思想，形成了德裏克自己富有創造性和煽動性的理論。[11]
德裏克以預言家的勇氣和學術的勇氣探討了通信技術和電子媒介對人類社會的最終塑造作用。他認為，人類目前正處於壹個全新的電子時代，在這個時代，我們把全人類都當成了自己的皮膚。電子媒體愛撫著我們，在我們的皮膚下摩擦著它的意義，為我們提供了壹個位於我們身心之外的“精神”現實。電子媒體和網絡空間將改變我們的心理狀態，虛擬現實技術將填補概念和現實之間的差距，我們正在創造壹個超越任何個人智慧的集體思維。在德裏克看來，虛擬現實和臨場感的機器人是壹種新的視頻技術，它提出了作為我們實際上可以消費的對象的集體想象，並確保我們能夠在心理技術集體化的強大趨勢中保持個人的自主性，從而使我們能夠將我們的意識投射到我們的身體之外，擁有“客觀”的外觀。借助實驗，德裏克告訴我們，當人們在虛擬現實中四處遊蕩時，他們的整個身體都在與周圍的環境接觸，就像遊泳池中身體與水的關系壹樣。三維的中心主題是滲透和深度，而不僅僅是視覺的角度。實際上，計算機模擬的過程是逐漸擴展到觸覺環境中的。人工智能、專家系統和神經網絡正在湧入所有媒體，並通過廣泛的數字集成電子技術促進音頻、視頻、遠程通信和計算機技術的融合。從二維到三維，再到觸覺和力反饋感官能力的快速發展，我們正在被壹個結構豐富的電子漩渦吞噬。
基於虛擬現實(VR)的網絡空間帶來了壹種新的“* * *共情”，這是壹個數字化的過程。通過數字化，所有的信息來源，包括物質現象和自然過程，包括人的感官模擬，比如虛擬現實系統中的模擬，都統壹成依次為0，1的數字串。虛擬空間中的任意對象是“符號”、“聲音”和“圖像”，而不是任何實體。人們將可以隨時選擇在通信過程中需要多少按需帶寬比特(即每秒的信息單位)並為此付費，這被稱為“按比特付費”或“按需帶寬”。這是連接全國最民主、最經濟、最有效的方式。觀眾和聽眾將在“按位付費”的可尋址數據庫網絡中購買時間和他們需要的內容。德裏克認為，人類正在進入第三媒體時代:網絡文化時代。在電話和計算機網絡等滲透技術的幫助下，我們可以去任何地方並與那個地方互動。借助電子顯微鏡和核磁共振儀，我們可以深入到分子、基因、原子結構等人類以前從未進入過的無窮小領域，而現在我們正在為這些領域建造微結構和原子引擎，這些領域正在成為制造業無法滿足的市場。網絡智能環境給公共空間和公共領域帶來了壹個新的思維時代。地球上發展起來的互聯網把公眾的心靈和私人的心靈聯系在壹起。這樣壹來，以開放中立的空間和政經上的空間管理為基礎的舊體系，必須讓位於以IP地址、速度、訪問控制為基礎的新體系。在未來的遠程計算機網絡中，隨著廣播電視系統被分解成越來越小的單元，個人將成為消費者和生產者，他們的創造力將使他們從消費者變成先知托夫勒所說的“prosumers”。
德裏克·德科夫從來不追求所謂高深的理論體系，他也很少像某些理論家那樣詳細解釋和論證自己的理論觀點。相反，他喜歡利用自己熟悉或感興趣的多學科資源，通過跨學科的研究和實踐，提出有創意、有預見性、大膽而睿智的媒體主張，從而達到前所未有的綜合高度和深刻滲透。
到目前為止，我們不難看出，以哈羅德·英尼斯、馬歇爾·麥克盧漢和德裏克·德科夫為代表的多倫多傳播學派對傳播和文化研究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通過跨學科的比較研究，他們將媒體技術置於人類文明發展的背景中。他們著眼於媒介技術與整個文化的關系，揭示了媒介超越內容意義的意義，包括媒介與經濟的過程、媒介技術的本質與權力結構的特征、媒介的形式特征與社會的文化特征、媒介與人的感官和心理活動的特征等。與以媒體傳播的信息內容為中心的研究傳統相反，他們創造了對媒體技術的關註。以媒介技術史為主線貫穿文明發展史的新的研究傳統，為後人全面認識各種媒介對人類文明的影響提供了獨特的視角和方法，具有深遠的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