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的16世紀到19世紀是殖民時期，拉丁美洲地區的文學無可避免的受到宗主國西班牙、葡萄牙文學的深刻影響。三百年間宗主國各種文學潮流興盛衰敗，無壹不在拉丁美洲引起深刻反響。西班牙文學發展的狀況直接促進或者抑制殖民文學發展過程、文學思潮的產生、發展、作家創作的追求，使得拉丁美洲文學深深帶著宗主國的文學特點，從巴羅克主義到貢戈拉的誇飾主義，到18世紀中葉的新古典主義，無不受到西班牙文學的深刻影響。然而因為宗主國對殖民地進行了極為嚴格的思想控制，三個多世紀，因為宗教裁判所害怕小說這種世俗性的文學作品可能會對殖民地人民造成的煽動性、破壞性後果，西班牙禁止把小說運往殖民地，並有意識地在拉丁美洲地區推行愚民政策，再加上拉美地區地廣人稀，出版業極端落後，導致了拉丁美洲三百年小說空白的怪現象。
另外，在19世紀，隨著追求民族獨立的戰爭席卷了整個拉丁美洲大陸，歐洲新的美學思想也傳入了拉美。 譬如歐洲啟蒙主義思想開始傳播到拉美，並激勵著拉美獨立運動的先驅者。“自由與獨立” 、“科學與進步”是當時激動人心的兩個口號。拉美先進知識分子向往建立“理性王國”。獨立運動和啟蒙主義思潮推動著拉美民族文學的誕生。 在墨西哥的聖地亞哥城，爆發了是繼續堅持過去的西班牙式的古典主義美學觀，還是接受法國浪漫主義新的美學思想的爭論，最終他們在法國式的浪漫主義中找到了自己的出路。
十九世紀末，自然主義與批判現實主義幾乎同於進入拉美。其時拉丁美洲的許多作家剛剛擺脫了感傷主義，對自然主義和現實主義采取了兼收並蓄，不加區分的態度。許多拉美作家的作品裏批判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並行不悖，相得益彰。拉丁美洲自然壹現實主義小說的產生使得拉丁美洲文壇小說和詩歌最終分道揚鐮。詩歌日益走向為藝術而藝術的唯美主義；而小說則更加面對現實、註重實際功能和社會效益。小說家們開始關註拉丁美洲的社會現實，全面展示拉美社會的現實百態。從此奠定了拉丁美洲小說現實主義表現手法成為小說創作的主流，壹直延續到文學“爆炸”時期。而當時被不斷發掘的多樣化創作題材在文學“爆炸”時期同樣被廣泛使用。
地域主義小說是20世紀拉丁美洲文學的第壹個高潮。此時拉美文學己經開始走上了發展民族文學的道路。從割斷民族傳統到回歸民族傳統、從全盤歐化到甩掉歐洲模式從依附他人到以自我為主，開始走壹條獨立的民族化新路。因為地域主義小說其本質是現實主義文學，它不是為了尋求新的藝術之花，在藝術上標新立異，而是面對現實，以社會問題為中心來真實地反映現實生活。而地域主義文學除了表現拉美獨特風光之外的另壹大貢獻就是發展提煉了印第安神話，對大自然和人物神話化的描寫為後來魔幻現實主義的發展打下了基拉美魔幻現實主義與歐洲超現實主義、荒誕現實主義不同的基本特點就在於魔幻手法和地方迷信意識、傳說、神話的結合。地域主義最早對大自然和人物神話式的描寫，把真實和迷信、神話傳說的融合，最終發展出了拉丁美洲小說魔幻現實主義虛幻、離奇、引人入勝的同時又能逼真地反映現實的高度成就。拉丁美洲地域主義文學的獨特的地方色彩引起了世界的註意；但是在藝術上並沒有達到讓世界驚服的高度。從文學發展的角度看，拉美地域主義文學的興起無疑是壹大進步，地域主義文學立足本土，旨在創新，大膽拋棄歐洲模式，努力表現拉美的獨特風貌，因此很快便引起了世界各界的重視。人們為原始大自然的巨大威力所折服面對拉美瞬息萬變的草原、森林、河流、山脈心馳神往。不過，拉美的地域主義文學也存在著明顯的問題。他們從狹義方面理解民族化道路，將民族化與吸取外來文化精髓對立起來，他們倡導走民族化道路，便排斥外來文化，甩掉歐洲模式，與歐洲文學壹刀兩斷，這樣便從壹個極端走向另壹個極端。這種關門主義的做法顯然在壹定程度上束縛了文學的發展。
到了40年代初，出現了壹部劃時代的小說《莫雷爾的發明》，這是壹部將現實和幻想交雜的小說，博爾赫斯發現了他的價值並為之作序，稱贊小說巧妙地熔情節小說、心理小說、幻想小說和方興未艾的科幻小說於壹爐。第二年，阿根廷作家馬塞多尼奧·費爾南德斯的《壹部開始的小說》、埃德華多.馬耶阿的《壹切綠色終將枯萎》和博爾赫斯的《交叉小徑的花園》以及烏拉圭作家奧內蒂的《無主的土地》等作品，以巧妙的手法，奇特的想象、嶄新的手法或獨特的心理描寫，打破了拉丁美洲地域主義文學壹統天下的局面。
此後拉丁美洲小說開始了多元化發展的道路，拉丁美洲走向世界的第壹個獨創性流派魔幻現實主義在這壹時期大量湧現並在50年代取代土著小說，通過印第安人或黑人或混血農民集體無意識來表現拉丁美洲社會的落後與神奇。在幻想小說方面，博爾赫斯相繼發表了《杜撰集》、《阿萊夫》和《死亡與羅盤》等短篇小說集、壹步步走向他幻想小說的終級目標：玄虛。同時，比奧伊·卡薩雷斯出版了《逃亡計劃》、《英雄之夢》、《奇聞》等中、長篇小說。此外，另壹位阿根廷作家胡裏奧·科塔薩爾的前期作品《動物寓言》、和《遊戲的結局》、以及墨西哥作家胡安·何塞·阿雷奧拉的短篇小說集《嗯想種種》和《寓言集》都是頗有特色膾炙人口的幻想小說。
另外，拉美文學爆炸的形成和土著印第安居民傳統的思想觀念、宗教信仰、文化傳統和閉塞落後的生活環境有壹定關系。拉丁美洲國家歷史上有相同的遭遇，文化傳統方面又有***同的特點。在他們那裏，古老的印第安文化根深蒂固，許多世紀前的神話傳說、傳統習俗和宗教信仰壹直左右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比如關於死亡的看法，他們認為生活與死沒有絕對界限，死亡是另壹種“生命”，生命可以在殘廢中延伸，亡靈也有情感，也有聽、說、憶、思的能力。 譬如阿茲特克人相信靈魂永生，相信太陽神等各種自然神靈。印第安人也篤信萬物有靈，崇尚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如阿斯圖裏亞斯在《玉米人》中描寫的大自然的各種因素，如花草樹木、飛禽走獸、河流山川都具有各自的生命和特點，扮演著各自的角色，決不僅僅起著襯托環境的作用。這些在壹定程度上奠定了拉美文學魔幻現實主義的根基。 然而，拉丁美洲的近代史上卻充滿了暴力，從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起，歐洲人就對拉丁美洲進行武力征服，在大約壹個世紀時間裏，原有的土著印第安人大量被消滅，有些地區，比如加勒比海壹些島嶼上，幾十萬印第安人壹個也沒有剩下，不得不從非洲運來黑奴填補他們的空缺。征服留下壹個復雜的社會。
由於殖民主義及其他歷史原因造成的文化差異、文化沖突和文化混雜性。哥倫比亞同其他拉丁美洲國家壹樣遭受過殖民主義的侵略和掠奪，從十六世紀開始，拉丁美洲就生活在殖民主義的鐵爪下。他們不但受到了殖民主義者的經濟掠奪，同時還受到強者的文化滲透，殖民主義對拉丁美洲國家的文化傳統也進行破壞和歧視。西方文化和土著印第安文化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傳統，這種文化差異和文化沖突的結果之壹是各種族、各民族間產生了越來越多的隔閡。隨著社會的發展，隨著外來人的湧入和白人與土著印第安人、白人與黑人等多血緣混血兒的產生，拉丁美洲許多國家的文化差異在逐步縮小，出現了多民族文化的混雜和相互融合。但是，不管多種族、多民族文化怎樣混雜和融合，拉丁美洲民族的文化傳統也不會被西方文化同化，因為這種文化的融合就象拉丁美洲的混血兒壹樣，是壹個民族對另壹個民族進行統治，壹個種族對另壹個種族進行侵犯和拈汙的產物。被壓迫者的文化決不會因受到踐踏和歧視而就此消亡，相反，拉丁美洲民族的那些神話傳說、宗教觀念和風俗習慣在入侵者的文化滲透下更加頑強地影響並主宰著他們的思想和行為，成為拉丁美洲民族意識的重要組成部分。二十世紀以來，面對帝國主義的控制、勒索和侵略行徑，拉丁美洲各國雖然政體有別，經濟發展水平也不壹樣，但他們有***同的遭遇和命運，有***同的文化傳統和民族特性，還有西班牙語文學藝術史上源遠流長的美洲主義思想，這壹切凝聚成了壹股團結對外的力量。拉丁美洲人民越來越不甘忍受被人擺布的命運，他們要求獨立自主的意識逐步增強。
但即使是後來的拉丁美洲的獨立運動也不是壹次人民的革命，而是壹次軍隊的“解放”。由於社會根深蒂固的分裂，人民革命很難發動起來，於是只好靠軍隊來“解放”人民。具體的過程是：聖馬丁率領壹支軍隊從阿根廷進人智利，再從智利挺進秘魯；西蒙·玻利瓦爾領導另壹支軍隊先解放委內瑞拉、哥倫比亞，然後打進秘魯，最終鏟除西班牙殘余勢力。人民的被動狀態使“人民主權”不可能出現，於是軍隊這種最顯而易見的暴力權威取代西班牙國王的權威，成為最高的政治權力。關於這壹點，“解放者”玻利瓦爾早就有所預料，早在1815年，獨立戰爭剛剛開始時，他就從國外對他的祖國說：“我們的同胞不具備我們北美兄弟所著稱的那種能力與政治品德，完全的民眾制度不會給我們帶來好處……而只會把我們推向倒臺。”他因此主張在南美建立總統終身制（也就是獨裁），以避免“解放”後的國家陷入無政府狀態。
然而現實比波利瓦爾估計的要糟得多。在拉丁美洲獨立戰爭中，軍隊成為權力的中心。軍隊打仗，解放國土，組建地方政府，指派自己的軍官擔任各地長官，征收軍稅，征募士兵，從軍事到民政的壹切事務都由軍隊做決定，軍隊就是政府，軍令就是法令，獨立的拉丁美洲從壹開始就置於軍人掌管之下，軍官的意誌統治國家。然而遺憾的是，軍內也未能形成真正的權威，社會的分裂太深刻了，以至於任何人都無法建立超出於狹隘的地域利益之上的權威。軍隊內部派系林立、軍官互鬥，軍人們沒有政治理想，他們很快就以爭奪權力為能事，毫無政治原則。美國學者坦南鮑姆說：拉丁美洲獨立“不是壹個有中央指導機構的有組織的運動，它沒有大陸會議，沒有單壹的公認領袖如華盛頓，它沒有可以向運動提供經費或召募軍隊的代理機關，大陸的每壹個部分都各自為戰，沒有中央指導，沒有受承認的中央領導層，也沒有大家都接受的政治理論。”從某種意義上說，拉丁美洲獨立運動是壹個超前的運動，人民並沒有做好獨立的心理準備，只是由於拿破侖人侵西班牙及扣押西班牙國王才觸發了拉美人的反感：他們不願接受拿破侖的統治，拉丁美洲才宣布打算“獨立”。但西班牙的權威壹旦解除，權力的真空狀態就立即出現。西班牙國王本來是西屬拉丁美洲殖民地唯壹公認的權威，壹旦這個權威喪失，壹切權威也就全都沒有了。於是軍隊遞補進來，“解放”了拉丁美洲，而它也立刻就變成動蕩的根源。權威的喪失在軍隊中表現為將領之間互相不買帳，即使是獨立運動的領袖也控制不了內證四起的局面。對此，獨立運動的最高領導人其實是意識到了，“秘魯護國公”聖馬丁留給這個國家的最後壹個忠告是：“ 壹位幸運的軍人……執政，對重新建立的國家是可怕的。”，“解放者”玻利瓦爾在為他的國家奮戰了20年之後失望地說：拉丁美洲是“難以統治的”，“壹千次動亂就必定會引起壹千次篡權”。他預言：“將有許多暴君從我的墳墓上崛起……把內戰打得血流成河”。不幸的是這個預言很快就變成了現實。由於權威喪失，拉丁美洲從爭取獨立之時起就把軍隊推到了不適當的位置上，導致拉丁美洲在後來的發展中步履躊姍，困難重重，獨立近20年還在“第三世界”範圍內擲踢徘徊。軍隊的作用大大妨礙了社會生活的正常發展，造成了拉丁美洲現代化的重大失誤。 而後來的這種動蕩在拉丁美洲的文學作品中處處都有體現，甚至已經成為了壹種壹成不變的社會背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的浪漫主義文學，主要口號是反對獨栽統治，爭取民族平等和社會文明。
第三個原因是拉丁美洲現代化發展歷程的無比坎坷。雖然拉丁美洲在名義上獨立了，擺脫殖民統治的拉丁美洲未能獲得真正的和平，歐洲列強壹系列的政治措施依然壓迫著拉美。在拉丁美洲的獨立運動中，西屬拉丁美洲殖民地之間相當於原來殖民地時期的總督區、都督區大小十多個各自為政的***和國。各個國家人民的國家意識漸漸增強，國家之間的沖突和競爭對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生活都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國家之間的沖突大多數是由於資源的爭奪、無人區的主權問題、邊界問題和難以妥協的民族主義情緒、大國對其領國實行的霸權主義。即使國家之間有過不少談判，但是有的戰爭依舊無法避免。再加上美國獨立後對拉丁美洲軍事和政治思想上的入侵，更是令的拉丁美洲動蕩，無法形成統壹、穩定的局面。 譬如後來《百年孤獨》中描寫的自由黨和保守黨的沖突，令人印象深刻聯合果品公司的壓榨，以及20年代的香蕉園大屠殺。這些事件並不是馬爾克斯憑空捏造的，而是有根可循的歷史事件。這些都與列強對拉丁美洲進行長期壓迫脫不開幹系。
在拉丁美洲近代歷史當中固然少不了美國的介入，1898年美西戰爭結束後，勝利的美國開始大範圍介入拉丁美洲事務，壹手持美元投資和自由貿易，壹手持戰爭大棒，在拉美迅速擴張。壹戰後，美國壹躍而為美洲最有勢力的國家。1899年，美國瓦卡羅兄弟公司把第壹批香蕉從洪都拉斯運往美國新奧爾良，臭名昭著的美國聯合果品公司就在這壹年成立。作為壹家美國跨國壟斷公司、“帝國主義”的樣板，它曾在拉美歷史上扮演過很不光彩的角色。在拉美，不少國家被稱為“香蕉***和國”，這是對經濟體系單壹、政府不穩定、存在廣泛貪汙和強大外國勢力介入的國家的壹種貶稱。聯合果品公司暗中操控壹些國家長達半個多世紀。它在拉美國家的每壹個莊園，不僅在經濟上自成體系，而且自訂法律，自設軍營，甚至可以任意逮捕和槍殺工人，成為當地的“國中之國”。
隨著壹戰的到來，歐洲放松了對拉美的控制，但美國卻借機加強了對拉美的壓榨。但是歐洲國家對拉美資源的需求依舊促進了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同時，由於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拉丁美洲各國的***產主義力量開始出現，***產主義政黨紛紛成立。同時拉丁美洲爆發了大規模的反美運動，並開始出現軍人幹政的現象，二十世紀中期，拉美國家大多數國家都發生了軍事政變，在殘酷的政變下從“民眾主義”向“官僚權威主義”轉變。這些軍政府在政治上實行高壓政策，在統治期間犯下了許多大規模的侵犯人權的罪行，高級軍官中腐敗現象普遍，在經濟上不能實行有效措施，面對債務危機無所作為，加上1929-1933年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影響，拉丁美洲社會矛盾更加趨於尖銳化。 迫於國內形勢，壹些軍人政府不得不交出政權，“還政於民”，20世紀後期，左翼政治在拉丁美洲迅速崛起，左派政黨開始上臺執政，對當前拉美的政策實行了壹系列的調整。
因此，在1960及1970年代，整個拉丁美洲都處於動蕩不安之中，冷戰強烈影響了拉美的政治和外交環境。這種政治氣候成為了拉丁美洲文學爆炸的背景，這使得激進思潮有時難免產生。1959年的古巴革命以及之後美國試圖通過豬灣入侵進行幹涉可以看成這壹時代的開端。古巴在外交上完全倒向蘇聯，結果引發了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其時美國與蘇聯正滑向核戰爭的邊緣。整個1960至1970年代阿根廷、巴西、智利、巴拉圭、秘魯和許多其他國家都由軍事獨裁政權統治。比如1973年9月10日，智利民選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奧古斯托·皮諾切特將軍，他的統治壹直持續到1980年代末。皮諾切特治下的智利“因對人權的踐踏和打擊政敵的手段而聲名狼藉”，而在阿根廷1970年代發生了骯臟戰爭，因其對人權的違背和大批阿根廷公民的莫名失蹤而惡名昭彰。這些政府中的許多（它們為美國所支持）互相協作以打擊和剪除政治反對者以及在“所謂的禿鷹行動（Operation Condor）”中“消滅他們的肉體”。
在1950到1975年間拉美發生了劇變，文學創作日益貼近社會歷史現實。美洲的西班牙語小說家自我定位亦隨之變化。城市的發展、中產階級之崛起、古巴革命、進步聯盟、拉美國家間交流的增加、大眾傳媒日益強大的影響、歐洲及美國的越來越重視，所有這些促成了這場劇變。這壹時期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是1959年的古巴革命和1973年的智利政變。阿根廷庇隆將軍的倒臺、城市遊擊隊持續不斷的暴力鬥爭，發生在阿根廷和烏拉圭的殘暴鎮壓、哥倫比亞無休止的暴力沖突也影響了作家們，所以他們的作品裏充滿了對渾濁世道的猛烈抨擊和控訴。因此，馬爾克斯在他後來的演講《拉丁美洲的孤獨》中很好地總結了拉美社會的文學創作的影響：“我鬥膽認為，是拉丁美洲異乎尋常的現實，而不僅僅是其文學的表現形式，引起了瑞典文學院的極大關註。現實並非紙上之物，它就在我們身邊，每天左右無數生死，同時也滋養著永不枯竭、充滿了美好與不幸的創作源泉。”
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以後，拉丁美洲民族主義情緒空前高漲起來。獨立與解放之聲響徹在新大陸上空。這使得不僅美國，就連歐洲，甚至世界***他國家，都對拉美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關註起來。由於拉美各國的進步政黨和有誌之士都紛紛企圖效法古巴的榜樣，從而推動了“拉壹丁美洲意識”的覺醒。表現在文學藝術方面就是謳歌反帝、反封建的鬥爭精神，抨擊社會的不公正，抗議軍事獨裁統治。總之，他們要把這個風雷激蕩的時代的真實面貌忠實地生動地描繪出來，使人們威到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認識到或預鹹到這種社會非變革不可。1982年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加西亞·馬爾克斯的話就十分有代表性，他說：“這非同尋常的現實不是紙上的東西，它與我們終日同在、且給我們造成大量死亡，同時，這壹現實也就成為我們永不枯竭、充滿美醜與善惡的創作源泉。”秘魯作家巴爾加斯·略薩更為明確地說：“必須告誡那些排擠、壓追文學家的社會：文學是壹團火。文學意味著不妥協，意味著反抗。作家之所以成為作家，就是因為他要抗議壓迫，揭露矛盾，批判黑暗。”壹作家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不滿現狀的人。心滿意足的人是不可能寫作的;茍且偷安的人只能寫些胡言亂語。文學天才是在那些不滿現實、意識到周圍充滿了流弊、匾乏和沒落的人們中間產生的。文學永遠是反抗壓迫的武器，它決不接受加在身上的強力外衣；任何使它那柴瞥不馴的性格就範的企圖都必然失敗。文學可能被窒息而死，但它決不會妥協。”
1959年古巴革命的成功，對促進拉丁美洲意識的覺醒起了決定性作用。菲德爾·卡斯特羅的《致知識分子的講話》、切·瓦格拉和雷吉斯，德布雷的革命理論埋在拉美作家中無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革命成功後的古巴被視為拉丁美洲的燈塔，吸引著追求光明和真理的作家。古巴的文學雜誌《文學之家》組織各種活動，吸引各國作家來訪。這促進了作家的交流和了解，對拉美新小說的發展起著推動作用。1962年在智利康塞普西翁召開了壹個“世界知識分子代表大會，有許多著名的作家參加了。在大會上，大家壹致支持卡斯特羅領導的古巴革命事業，聲討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壹個學術性的會議開成了政治性大會。大會上大家倡議拉丁美洲作家團結起來，互相交流，克服以前那種孤立無援的局面。果然，從此以後，各國作家都以自己的方式更加努力推動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正是他們***同培植了拉丁美洲新小說。因此有人把康塞普西翁大會召開的那壹年，1962年，被看成是拉丁美洲文學“爆炸”開始的那壹年，把大會看作“文學爆炸“的源頭之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