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選拔維新人才。這是維新派呼籲最強烈、頑固派最敏感、也最忌諱、光緒帝想做而又最有顧慮的壹個問題。百日維新伊始，光緒帝接連諭令朝廷大臣舉賢任能，令各省督撫向朝廷保薦品學端正、通達時務的優秀人才參與變法新政。四月二十五日侍讀學士徐致靖上折保薦康有為、黃遵憲、譚嗣同、張元濟、梁啟超。此後，湖南巡撫陳寶箴、詹事府少詹事王錫蕃又分別保薦楊銳、劉光第、嚴復、林旭等人，均為光緒帝所采用。光緒本擬重用康有為，因榮祿、剛毅等頑固大臣阻撓，只給了他壹個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的六品銜小官。梁啟超也被召見，委為六品銜辦理大學堂譯書局事務。按清朝成例，四品以上高官才能被皇帝召見，今康以主事、梁以布衣被召見，故梁啟超說是“鹹豐以來四十年未有之創舉”，顯示了光緒帝真心提拔維新人才的意向。但是按清朝慣例，舉人壹旦被召見，即得賜入翰林，最低不失為內閣中書。可見康、梁的待遇不是破格提拔，而是被破格壓低了。這反映了維新派力量弱小、光緒皇帝無權的嚴酷現實。按照康有為的規劃，大量任用維新人士最根本的辦法是開設制度局，但在頑固派堅決抵制下，未能實現。故百日維新中，只能零零星星地提拔幾個維新人士。在變法新政的實際執行機構總理衙門中，只有帝黨大臣張蔭桓和章京張元濟傾向維新，新添的維新人士僅康有為壹人。在負責轉遞士民上書的 都察院中，只有原來的禦史楊深秀與宋伯魯傾向維新，此外沒有提拔維新人才。在六部中，僅禮部經過壹次嚴重沖突，將禮部六堂官全部撤換，以傾向維新的原倉場侍郎李端？為尚書，原少詹士王錫蕃、內閣學士闊普通武、侍讀學士徐致靖分別為左右侍郎，但後黨骨幹裕祿仍為尚書，且位在李端？之前，左、右侍郎亦分別配以守舊人物壽耆和薩廉。而這已然是維新黨在人事方面的最大勝利了。光緒帝任用維新人士最堪註意的是在軍機處中選拔了所謂“軍機四卿”――七月二十日頒諭宣布，內閣侍讀楊銳、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內閣候補中書林旭、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均著賞加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預行政事宜”。官位雖不高，職務很重要，具體負責草擬新政諭旨，閱看臣工奏章，幫助光緒帝處理新政事務，實則參預樞機，隱奪軍機大臣之權，時人目為“宰相”，是百日維新中維新人士占據的最要害的崗位。可惜禮部堂官的撤換和軍機四卿的任用，離戊戌政變僅半個月，實際未起多大作用。
二、文教改革。又包括兩個方面:1.廢除八股取士制度。百日維新開始以前，康有為等維新人士即已多次上折痛陳八股取士制度的嚴重危害，四月二十八日康有為被召見時，又當面向光緒帝歷數八股之害，要求廢止，得到光緒帝允準。次日，康即命禦史宋伯魯上奏其早已代擬好的《請改八股為策論折》，要求各級科舉考試，壹律廢止八股文體，改試策論。光緒帝接受此建議。為避免頑固派的阻撓，不將此事下部議，在請準慈禧後，即於五月初五頒布上諭，宣布:自下科起，鄉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向用四書文(即八股文)者，壹律改試策論”。五月十二日、六月初壹、七月初三又連下三次諭旨，令各省生童歲科試即行改為策論，不必候至下屆；又對考試的場次和考試內容作了具體規定，並宣布廢朝考之制。至此，維新派廢除八股取士的努力，取得了重大成果，以至“酌酒相慶，以為去千年愚民之弊，為維新第壹大事也”。但是這次改革並沒有從根本上取消科舉制度，只是改革了考試的內容和文體。過去以八股文取士，考試內容均系“四書”、“五經”，改行“策論”取士後，“四書”、“五經”仍舊保留，僅增加了中國歷史和西方自然科學及政治法律知識。在這壹點上，維新派與洋務派官僚並無原則差異。這既是維新派考慮到數百萬八股士人的出路而不能不作出的讓步；也反映了他們自己未能完全擺脫舊經典的束縛。2.創辦學堂，提倡西學。廢除八股取士之詔頒行後，康有為等維新人士又屢上奏折，主張在全國創辦近代化學堂，改舊式書院為新式學堂，兼習中學、西學，得到光緒帝的支持。四月二十三日發布的“明定國是詔”即明令首先舉辦京師大學堂，以“為各行省之倡”。五月十五日頒渝批準總理衙門擬奏的京師大學堂章程，委派孫家鼐辦理大學堂事務，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自是正式開辦。二十二日又諭令各省府、廳、州、縣之大小書院及民間的祠廟“壹律改為兼習中學西學之學校”。省會改設高等學校，郡改設中學，州縣改設小學。以後又陸續頒諭，令各省籌辦礦務、海軍、農務、編譯、醫學、茶務等專門學堂；設立譯書機構，翻譯外國新書，提倡出國遊歷、遊學等。但各省督撫對光緒帝的諭令均熟視無睹，延宕不辦，結果僅京師大學堂正式創辦並成為戊戌變法僅存的碩果，其他各地均遭到各種阻撓而舉動寥寥。
三、經濟改革。康有為等維新派關於經濟改革的主導思想，是對農、工、商業按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模式，進行全面改造，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在工業方面，強調獎勵發明創造和允許民間籌資設廠。在商業方面，批判封建統治階級“重本抑末”思想，闡明“商若能盛，國以富強”的道理，建議在中國設立商部，各省設立商務局。在農業方面，強調農業是根本，提倡以西法治農。光緒帝 接受康有為主張，屢頒經濟改革渝令，包括如下內容:1.保護及獎勵農、工、商業，在北京設立農工商總局、鐵路礦務總局，提倡實業，鼓勵私人投資，修築鐵路，開采礦產；令各省設立商務局(或農工商分局)。2.命各省地方官兼采中西各法，切實振興農業。3.獎勵科學著作發明，頒布《振興工藝給獎章程》12款，規定對士民著新書、創新法、制新器者，或賞給官職或給予專利。4.在京師及各通商口岸廣設郵政分局，裁撤驛站。5.編制國家預、決算，由戶部按月公布，6.取消滿人寄生特權，準其自謀生計等等。各省督撫除湖南巡撫陳寶箴認真辦理新政外，其余皆置若罔聞，借故推托，如對設立商務局壹事，各省壹直拖延未辦。光緒帝異常憤怒，曾嚴旨切責兩江總督劉坤壹和兩廣總督譚鐘麟(1822―1905)。但直至政變爆發，經濟改革收效甚微。
四、政治改革。包括兩個方面:1.官制改革。百日維新期間，康有為對於政治改革最主要的主張是設立制度局作為議政機構，將壹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並於中央成立12局，作為推行新政的執行機構。這壹主張雖得到光緒帝支持，卻遭到頑固派大臣拼死反對，未能實現。康有為對改革官制的另壹重要主張是區別“官”與“差”，即以虛官高位位置老臣，而辦實事的重要差使壹定要委任通達之才，即所謂“以高秩優耆舊，以差使任賢能”；在對待官制改革和裁冗署問題上，主張持慎重態度。但光緒帝由於長期受後黨頑固派壓制，很想在變法時懲治後黨大臣，所以沒有完全聽從康有為的勸告，而是采納了前太仆寺少卿岑春煊(1861―1933)提出的裁冗官的建議，於七月十四日發布上諭，令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閑散衙門；外省裁撤湖北、廣東、雲南三省(此三省督、撫同城)巡撫、東河總督及不辦運務之糧道、僅管疏銷之鹽道，各省同道佐貳等官，並無地方之責者，均著裁汰。這些冗衙冗官本應裁汰，但由於事先未對大批被裁官員的出路作適當安置，所以矛盾空前激化，守舊派對維新派更加切齒痛恨，“必欲得康之肉而食之”，加速了政變的到來。此為改革派急躁冒進、疏於策略的表現之壹。2.廣開言路，鼓勵上書言事。按原來清朝定例，不僅普通百姓，即使四品以下京官和三品以下地方官亦無資格上奏章。六月十五日、七月十七日、二十八日先後發布諭旨，宣布大小臣工及壹般士民均有權上書言事，各部官員上書，由各堂官代奏；士民上書，由都察院代呈；地方士民上書由本省道府隨時代奏。而且規定“不準稽壓”，“倘有阻格，即以違旨懲處”，同時又發布諭旨，鼓勵各地開設報館，發行報紙，並改上海《時務報》為官報。此外，在軍事上還諭令裁汰舊軍，以西法練兵，籌建海軍；力行保甲，實行團練等等。
總之，由於維新派的推動，光緒帝的倡導，在短短的百日之內，中國人民取得了壹定程度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第壹次獲得法律上的承認；資產階級思想文化獲得了廣泛傳播，封建舊學受到沈重打擊。所以，百日維新在中國歷史上是有進步意義的，康有為曾興奮地贊頌百日維新“掃兩千年之積弊”，“順四萬萬之人心”，“百日變政，萬匯昭蘇，舉國更始以改觀，外人色動而悚聽”。康的說法雖不無誇張成分，但說明百日維新確實反映了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正因此，它引起封建頑固派的拼死抵抗，慈禧太後在後黨頑固派支持下發動政變，八月初六重新宣布訓政，幽禁光緒皇帝，恢復舊制，捕殺維新派，康有為、梁啟超出逃，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楊深秀、康廣仁被殺，史稱“戊戌六君子”，百日維新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