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後，在中國封建經濟分解和商品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在外國企業的刺激和示範以及洋務軍事工業特別是民用工業的誘導下，中國的資本主義工業在六七十年代開始興起。民族工業的產生有兩種方式:(1)手工業作坊引進機器，改造成現代工業企業；(2)中小地主、官僚、商人、買辦、華僑等。
(1)早期名企主要有“三廠壹車間”。甲午戰爭前，近代商業企業有260家，大部分是輕工業，主要分布在上海、廣東、天津等沿海地區。
(2)現代商業企業的投資者主要是官僚、地主和商人(包括買辦手工業主)，他們已經轉化為民族資產階級。
(3)民族資本主義工業雖然是壹種先進的生產方式，但它是在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過程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力量薄弱。它受外國資本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的壓迫和束縛，同時又依賴於它們。這使得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不可避免地具有雙重性。(19結束)
甲午戰爭後，帝國主義向中國輸出資本，進壹步破壞了中國社會的自然經濟，為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提供了客觀條件。為了擴大稅源，解決財政危機，清政府放寬了對私人工廠的限制。19年底，我國民族工業有了初步發展。民族資產階級作為壹支新的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歷史舞臺。
其上層改革派發動並領導了維新運動；其中，下層革命派發起並領導了辛亥革命。
這壹時期的民族工業具有以下特點:
A.輕重工業發展不平衡。近代中國缺乏資本原始積累、現代投資方式和堅實的經濟基礎，民族工業只能從投資少、周期短、見效快的輕工業起步。所以中國早期的民族工業基本上都是輕工業。
B.地區分布不均。
C.民族工業與外國資本主義和國內封建勢力之間有矛盾。
民族工業初步發展的原因
(1)洋務運動發展民族工業是因為國家落後挨打，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始終是在救亡圖存的民族主題下進行的。19年底，帝國主義國家加緊全球擴張。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和清政府的投降政策，刺激了列強瓜分中國的野心。甲午戰爭剛剛撲滅，列強就爭相成為中國的債主，攫取了修建鐵路、開礦辦廠的權利。資本輸出成為帝國主義對中國經濟侵略的主要方式，而商品輸出繼續擴大，客觀上進壹步破壞了中國社會的自然經濟。
(2)甲午戰爭的失敗，標誌著洋務運動的破產，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敗無能。為了擴大財源，支付巨額賠款，解決財政危機，清政府被迫放寬對私人工廠的限制。因此，中國出現了興辦實業的熱潮。
從歷史上看，洋務運動是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壹個階段，有兩個過程:壹是官方化，以曾國藩、左、李鴻章為代表；於是人們覺醒了，出現了許多民族企業，如侯、詹天佑等。從洋務運動到第壹次世界大戰前夕，構成了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第壹階段。壹戰期間，中國民族工業進入黃金時代，民族工業的靈魂基本成型。
民族工業初步發展的影響
(1)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民族資產階級作為新生的政治力量開始登上歷史舞臺，代表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的改良派掀起了以救國圖存為目的的維新變法運動；代表民族資產階級中下層的革命派發動了旨在推翻清朝、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辛亥革命。
(2)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不僅為中國民主革命的發展奠定了新的階級基礎，而且為19世紀初的資產階級改革和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經濟前提和內在動力，加速了封建生產關系和政治制度的解體和崩潰，將中國的現代化從客體層面推向了制度層面。(1912―1919)
辛亥革命後，特別是第壹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幾年，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迅速發展，主要是輕工業中的棉紡織業和面粉業。此外，火柴、毛紡、采油、造紙、玻璃等輕工業都有壹定程度的發展。這壹時期，難以發展的重工業也有了壹定程度的發展。被稱為現代商人的“黃金時代”。“黃金時代”的新企業發展有著與洋務運動和清末新政不同的特點。後者以國家資本主義為主，重點發展重工業；前者以民間資本為主，重點發展輕工業。輕工業發展最成功的是棉紡織業和面粉業。
在這壹時期，民族工業的成功發展離不開以下背景:
(1)支持南京臨時政府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專制統治，建立了中華民國，為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掃清了壹些障礙。1912年初，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不久，就發布了保護人民財產的內務部命令:“(1)中華民國勢力範圍內人民的壹切私有財產，均屬人民所有。(2)過去是清政府的官產，現在進入民國勢力範圍的，應由民國政府享有。(3)清政府官員以前獲得的私有財產，現在沒有不利於民國的證據，已經受到民國保護的，應當歸私有財產所有。.....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也有明確規定:“人民有保管財產和經商的自由。這些法令極大地促進了對私有財產的保護，打破了封建主義的限制，發展了私人資本主義。”
(2)北洋政府的鼓勵
袁世凱竊取臨時大總統職位後，在經濟上也實行了相對寬松的政策。他還說“商業是自由的”，“工業應該是第壹位的”。據統計，從1912到1916，北京政府頒布了80多項有關工業發展的法規、章程、細則和條例，涉及農業、工業、商業、礦業、漁業、林業等諸多方面。主要內容有:解除對民間創辦工商企業的限制；實施專利制度，獎勵棉花種植、制糖和牧羊業；對新辦企業給予優惠政策，實行利息保障制度，對民族工業產品及其原材料減稅或免稅；建立各種示範點，推廣技術，勸人興辦產業；組織國內產品展覽，組織參加國外博覽會。這些法律和措施在壹定程度上改善了民族經濟的生存環境，從而有助於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從1912到1919，全國新建廠礦600多家，其中紡織業和面粉業發展最快。
(3)推行“實業救國”，大規模抵制日貨。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民族資產階級深受鼓舞。這壹時期，在辛亥革命勝利的鼓舞和壹些有識之士的倡導下，出現了壹些脫離封建陣營的有識之士為代表，如張謇、周、榮德生兄弟等，他們主張發展實業。“實業救國”和民主* * *成為當時並存的兩大思潮。在愛國主義和利潤刺激的驅動下，民族資產階級願意投資新的產業。群眾反帝愛國鬥爭，特別是1915因反對“二十壹條”要求而發起的抵制日貨、宣傳國貨運動，起了特別重要的作用。“抵制洋貨”、“發展實業”、“實業救國”既是民族資產階級的口號，也是各階層人民的愛國訴求，有力地推動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
(4)壹戰提供了發展的契機。
第壹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帝國主義國家忙於自相殘殺，無暇東顧，暫時放松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給了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機會。出口到中國的資本和商品直線下降，而他們對中國的原材料和部分商品的需求卻增加了，這就使得在帝國主義控制下原本就十分狹小的中國市場，略微出現了壹些缺口，這在客觀上為中國民族資本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條件。這壹時期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期，但並沒有持續多久。世界大戰的結束打斷了民族工業的發展趨勢。這說明帝國主義侵略是阻礙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根本因素(尤其是近代早期)。不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地位，國民經濟就不能正常發展。
比如，中國的棉紗市場壹直被英國、日本、美國壟斷，其中英國壹直占據主導地位。戰時和戰後世界資本主義危機時期，英國棉紗和棉布產量大幅減少，對中國的產量自然減少。日本棉紗本來可以借機取代英國在中國的壟斷地位，但壹方面中國市場基本屬於粗紗市場，而日本戰時主要生產細紗，不適合中國；另壹方面，當時日本國內織布業發展迅速，需要大量棉紗。因此，日本對中國的棉紗出口也減少了。市場上的洋紗供應量減少，但需求量仍然很大，使得棉紗價格上漲，利潤增加。在高額利潤的刺激下，商業資本轉向棉紡廠進行投資。戰前，棉紡廠的投資者主要是官僚、買辦和地主。但在“黃金時代”，設立新紗廠的投資者多為商人，尤其是棉布、棉紗、棉商。商人將資本從流通領域轉移到生產領域，不僅是出於政治愛國，也是為了追求高額的經濟利潤。投資目的的變化說明價值規律已經在起主導作用，這是黃金時代的重要表征。
再比如面粉行業的發展，表現為國內面粉出口量激增，從進超市變成了出超市。中國的面粉工業在20世紀初才開始發展，基礎非常薄弱。國內的面粉需求壹直依賴進口的國外面條。二戰爆發後，各國忙於戰爭，農業減產，民用工業緊縮，軍用食品需求大增，面粉無法像戰前壹樣運到中國。這樣，國內市場對國產面粉有著迫切的需求。更有利的是，戰爭期間，各國也輪流向中國購買面粉。首先是俄羅斯，然後是英國、法國、菲律賓、東南亞，甚至日本成為中國面粉出口的對象。國內外市場的擴大促使面粉廠迅速增加。隨後，面粉行業出現了兼並現象。如資本雄厚的榮和榮德勝的面粉廠，在1914之前，沒有購買或租賃其他小廠。1914之後，榮面粉行業其他小廠的買租比例逐漸上升，達到196544。這種資本集中的趨勢也是商人“黃金時代”的重要表征。
在“黃金時代”，壹些輕工業，如絲織、毛紡、火柴等，都有不同程度的發展；壹些戰前不存在或者很弱的輕小工業，因為外國進口減少而產生，比如過去被德國貨壟斷的針織工業。戰後德國商品進口銳減，第二次在中國建針織廠。其中只有襪子廠開通了1916到1922。此外，中國的民族搪瓷工業、玻璃工業和橡膠工業也在此時建立。民族資本的輕工業範疇逐漸完備，應該說是“黃金時代”的壹個表征。
(5)傳統權力結構的釋放
商人“黃金時代”出現的原因，壹般被歸結為第壹次世界大戰提供的契機。個別作品雖然註意到袁世凱政權的經濟政策“進壹步掃除了民族工商業發展中遇到的障礙”，但只是把“黃金時代”限定在袁世凱有生之年，認為袁世凱死後，中國進入軍閥割據、混戰的黑暗時期，民族工商業發展的環境迅速惡化。所以民族工商業的“黃金時代”只是曇花壹現。以上兩種理論，前者強調外因，後者註重內因。商人黃金時代的到來，其實是內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且上述內因只註意到清末新政到袁的經濟政策是壹致的，商幫的建立和商人階級意識的覺醒都為商人利用壹戰的機會準備了條件；但並沒有關註到更深層次的內因，即傳統權力結構的放松。這種放松的趨勢始於清末。洋務運動中地方督撫權力的擴大，以及後來的各省自治運動，都是大壹統專制政權失控的標誌。辛亥革命打敗了傳統的權力結構。袁世凱竊取了革命的果實，但他很難完全恢復傳統的權力結構。元朝政權壹直面臨著來自世界各地的抵抗，尤其是中國南方。袁世凱死後，出現了大小軍閥割據、地方割據的局面。歷史上商人最初的“黃金時代”出現在春秋戰國的權力分散構成時期。當然，近代後期的軍閥政權與春秋戰國時期完全不同。但就分權型權力結構對企業的雙重影響而言，它們是相似的。
傳統權力結構的松動，國家資本主義的停滯和衰落，以及由此導致的國家經濟控制和幹預的削弱，對商人也是有利的，即給予他們更多的經濟和政治自主權。隨著“黃金時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資產階級開始在經濟上與政府競爭。1916年上海銀行業抵制袁世凱的停業令。
經濟自治必然導致政治自治，這是壹個互動的過程。在“黃金時代”，商會的領導權從士紳手中轉移到企業家手中，這是互動的結果。.....進入“黃金時代”後，資產階級的構成發生了變化，投資新企業的產業資本家迅速增加，這必然導致商會領導層的變化。這種演變在資本主義經濟最發達的上海最為明顯。從某種意義上說，紳商壹代借助上海總商會為資本主義經濟的啟動創造了良好的社會氛圍。
商人“黃金時代”的到來與傳統權力結構放松的關系顯而易見。政府對經濟的失控為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然而，缺乏強有力的政府在壹定程度上制約了私人資本主義的可持續發展。原因有三:第壹，資本主義的進壹步發展需要建立統壹的國內市場，這在軍閥割據的時代是不可能的。第二，“黃金時代”壹方面是國家資本的相對停滯，另壹方面是民間資本的壹枝獨秀。民間資本多在輕工業和加工業，而對國民經濟發展有長期影響的基礎工業和交通運輸業，由於國家資本的弱勢和政府幹預的減弱，沒有得到相應的發展，造成了資本主義經濟的脆弱性，失去了民間資本進壹步發展的後勁。第三，1922，世界資本主義已經或正在逃離其在戰爭中陷入的危機，呼籲“回歸市場”，重新布置對中國的進攻。在這種情況下，民族工業的發展受到重創，失去了戰爭時期暫時獲得的壹些市場，私人資本主義工業開始從停滯走向衰落。資產階級需要壹個代表自身利益的強大政權來保護自己在“黃金時代”取得的成果，而在軍閥政權下又不可能做到這壹點，於是資產階級和軍閥政權最終反目成仇。1926北伐的部分原因是實力不斷壯大的中國資產階級要求在經濟上建立統壹的國內市場，在政治上掌握政權。換句話說，就是要延續商人的“黃金時代”。然而，國民革命的失敗宣告了商人“黃金時代”的結束。(1927-1937-1945-1946-1949)
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由於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的壓迫，中國的民族工業日益萎縮。(1)抗日戰爭時期，由於日軍在淪陷區的野蠻掠奪，四大家族加強了對國統區工業的壟斷，尤其是鋼鐵工業官僚資本占據明顯優勢，中國民族工業走向破產。
(2)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為了進行內戰，史無前例地出賣國家主權。1946 165438+10月，國民黨與美國簽訂了所謂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使美國商品充斥中國市場，對民族工商業造成了沈重(毀滅性)的打擊。
(3)國民政府的惡性通貨膨脹政策對民族工業造成了致命的打擊。
(4)沈重的稅收負擔給民族工業的發展造成了很大困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
(1)建國初期(1949-1952)，有益於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經濟在社會主義國有經濟的領導下得到恢復和發展。
(2)我國* * *生產黨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采取了利用、限制和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方法，采取了加工訂貨、收購包銷、代銷代銷、個體企業公私合營和全行業公私合營、支付固定利息等壹系列國家資本主義由低到高的過渡形式，成功地實現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和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
(3)到1956年底，中國已經基本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從此，民族工業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