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光慈是這壹詩派的代表。
蔣光慈自號俠生，“我所以自號‘俠生’，將來壹定做個俠客殺盡這些貪官汙吏”。北洋軍閥政府時期，憤而想當和尚，改為“俠僧”，“我當和尚，也還是做個俠客殺人”。
在上海，蔣光慈進入***產國際開辦的“外國語學社”學習俄語，隨後就與劉少奇、任弼時壹起赴莫斯科東方***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1922年，他由社會主義青年團轉為中***黨員，第壹次署名蔣光赤，以示傾向革命。
1924年，蔣光赤留蘇三年後回國，即開始在文壇上大聲疾呼無產階級革命文學。1925年，他的詩集《新夢》發表，錢杏村對此評價道，“中國的最先的壹部革命的詩集”，“簡直可以說是中國革命文學的開山祖。”而做下這壹評論的錢杏村，當時是不到二十的少年，今天他的這壹評語已成為文學史最常引證的結論。
蔣光赤的詩歌完全是詮釋性的。在他的詩中，憤青、小資和***產主義的意識形態結合在壹起，他寫光明就全是美好的，新鮮的。“鮮艷的紅花，嬌滴的綠柳。”(《夢中的疑境》)紅軍士兵“放下槍頭，拿起鋤頭；從槍頭上得了自由，從鋤頭上要栽培這自由”。(《壹個從紅軍退伍歸農的兵士》)
比起詩歌來，他的小說創作藝術性更差。他提供大眾文學，卻有著無可救藥的小資情調。屬於窮作家的窮講究，用時人的評論，是“喝‘上海咖啡’而提倡大眾文學”。他的革命小說出版，革命者中幾乎沒有人看。
陳獨秀翻壹翻《少年飄泊者》，說道：“雖是熱天，我的毛管也要豎起的。”瞿秋白感嘆：“這個人太沒有天才。”
但當時的中國是壹個劇變激烈的社會，兩三年之間，蔣光慈就時來運轉。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普羅文學占據了文壇主流。蔣光慈於1929年東渡日本治療肺病時寫的《沖出雲圍的月亮》，僅在出版當年，就重版了六次。
書店老板為著賺錢，也常改頭換面再版蔣光慈的舊作。例如，將《少年漂泊者》改為《壹封長信》，《鴨綠江上》改為《李孟漢與雲姑》等。這跟當代的出版狀況仍然相似，歷史經常在這些細節上重復，雖然拙劣，但管用。
中國社會乃是風教之國，社會大眾並沒有多少定力，沒有足夠的認知能力，總是受時代氛圍影響。大革命失敗後的挫敗感，壹旦主導了年輕人的心智，那種宣泄性作品就成為讀者的安慰。
蔣光慈像壹個笨拙的江湖醫生，誤打誤撞地撞開了當時中國青年們的心扉，革命、愛情、理想等成為他小說中的主要元素。
1930年5月，蔣光慈主編的《拓荒者》被當局查禁，他的肺病同時也惡化了。他搬到上海法租界裏養病。每天早上，他喝完美國房東派給的牛奶、可可茶、奶油湯後就壹個人去法國公園，邊散步、邊繼續構思《咆哮的土地》的後半部分。
但組織卻需要他做出貢獻，需要他提供開會的場所。1930年秋，蔣光慈反對在他的住處開會，並強調“壹個屋子，本來可以寫作的，往往壹開會就開倒了……”過了幾天，左聯黨組的負責人就對蔣光慈說：“寫作不算工作，要到南京路上去暴動！”蔣光慈為此遞交了“退黨書”。
10月20日，《紅旗日報》發表了“蔣光慈是反革命，被開除黨籍”的消息。除了其不願服從紀律、參加組織生活之外，其中壹項指責就是他貪圖版稅，喪失立場，靠著豐厚的稿費過著資產階級生活方式。
他雖已被開除，但仍有創作激情，1930年11月，他的小說《咆哮的土地》脫稿。這是蔣光慈最後的壹部作品，也是他在藝術成就上屢遭蔑視與非難之後，文學史上獲得評價最高的壹部作品。
正當人們對他的前途充滿樂觀估計時，《咆哮的土地》遭到查封。蔣的作品被查禁後，生活變得日益拮據起來。蔣光慈不僅有肺病，在醫院裏，還查出了腸結核。在當時，腸結核是壹種絕癥。
這個無根的革命文學青年，赤條條地來去。他死於1931年，年僅30歲。他跟任何大的政治、文學勢力無關，只是拙樸地表達了個人的經驗感受。
同年9月15日，上海出版的左聯外圍刊物《文藝新聞》，專門出了壹期“追悼號”，哀悼蔣光慈等同誌不幸逝世。錢杏?以方英的筆名在“追悼號”上發表的壹篇悼念蔣光慈的文章，指出：“他生活了三十年，在他的全部生命之中，他是以無限的精力獻給了革命。”
著名作家郁達夫在壹篇紀念文章中，沈痛地指出：“他的早死，終究是中國文壇上的壹個損失”。
建國以後，黨和人民給予蔣光慈崇高的評價。1953年，紀念蔣光慈逝世22周年前夕，上海市文聯經過多方追尋，終於找到蔣光慈的遺骸，並正式遷葬上海虹橋公墓。
盡管蔣光慈自參加革命之後從未回過家鄉，但是大別山的人民並沒有忘記這個為革命文學事業做出卓越貢獻的兒子。1957年2月，安徽省六安縣人民委員會決定追認蔣光慈為革命烈士。
擴展資料
詩歌理念
受國際文藝思潮（蘇聯“拉普”、日本“納普”）的影響
1、普羅詩派把詩歌作為階級鬥爭的武器，無限誇大文學的政治宣傳作用。
蔣光慈《關於革命文學》“用辯證法方法寫出生活的出路，促進無產階級文學的發展，否則就是虛無主主創作。”
《俄羅期文學》稱贊俄無產階級詩人“把詩做為紅軍的大炮，應時勢需求”
錢杏頓《幻滅動搖的時代推動論》“文學於宣傳的關聯是必然的，無論哪壹階級的文學作家都是替他們自己的階級宣傳，同時在創作裏也有他們自己的階級口號標語”“文學的形式是不可避免的要接近口號標語，而且常常從‘標語口號’的形式裏收到煸動的效果。”
華漢《普羅文藝的大眾化問題》“只要能夠鼓動和宣傳千百萬工農壹致起來向敵人肉搏血戰…那我們也要贊揚它是‘天安第壹號’的無產階級文藝，頂呱呱的有藝術性和藝術價值的東西。”
2、普羅詩人排斥藝術技巧，有意降低對詩歌的美學要求。
錢杏頓《從東京到武漢》“只有資產階級的藝術者是專人供人欣賞的，玩弄的。”“勞動階級不是紳士，革命者不是優美的處子，勞動文學的生命就是粗暴。”
無產階級藝術風格就是“SIMPLE AND STRONG（簡單和粗壯）”
郭“充分地寫出那些高雅文士所不喜歡的粗暴的口號和標語，我只做個‘標語人’、‘口號人’而不必壹定要做‘詩人’”《我的作詩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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