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1926年）
1908年4月5日是壹個晴朗的星期天，恩斯特夫婦再獲壹子，取名為赫裏伯特（Heribert Ritter von Karajan），即是後來的赫伯特。薩爾茨堡是壹個有著濃郁音樂氣息的城市，莫紮特的故鄉，每年有名的薩爾茨堡音樂節就在此拉開帷幕。卡拉揚壹家非常熱愛音樂。父親恩斯特會彈鋼琴，演奏單簧管，還經常參加莫紮特音樂學院樂團和薩爾茨堡州立劇院的各種活動。城裏的音樂家都很樂意和這壹家子來往。父親除了帶孩子上交響音樂會外，還時常在家裏舉辦小型的音樂會。不難理解，兄弟兩人很早就接受鋼琴訓練，年長的沃爾夫岡首先學習音樂，到了1912年，赫伯特4歲時，也開始跟隨弗蘭茲·列德文卡學習鋼琴。他從8歲起就在薩爾茨堡莫紮特音樂學院學習基礎，為時10年。這音樂教育是多方面的，除了繼續跟隨弗蘭茲·列德文卡學習鋼琴外，他還在薩爾茨堡的教堂唱詩班中參加合唱，另外更是師從弗蘭茲·紹爾學習和聲。值得壹提的是卡拉揚作曲和室內樂的老師博爾哈德·包恩伽特勒（Bernhard Paumgartner），他很快就發現了卡拉揚身上的潛能，並對之顯示出父親般的關懷。卡拉揚經常駛著老師的軍用摩托車在郊野狂飆。包恩伽特勒不但誘發了卡拉揚對繪畫和雕塑的興趣，也正是他鼓勵卡拉揚後來走上指揮道路。其實，兩位家長才是赫伯特最重要的老師。在卡拉揚的家裏，兒子們要用“您”（德語：Sie，是德語中的敬稱）稱呼家長。恩斯特是壹位嚴謹的人。他每天步行25分鐘上班，在路上將快要進行的手術通盤琢磨。這種作風無疑也深深地影響著日後的赫伯特，讓他養成事事做足準備的習慣。母親則是壹位樂善好施的好人。卡拉揚12歲時，壹次他在爬樓梯的時候失足，從20米高處墜下，腳部關節和脊椎受傷，後遺終身，母親馬塔對之的關懷照料令人動容。據卡拉揚的自述，他曾因自己在鋼琴方面的早熟，被人稱為“神童”，不過他從沒為這壹稱號而去耗費力氣。經過5年的鋼琴課，卡拉揚終於在1917年1月27日第壹次以鋼琴家身份在莫紮特紀念日裏登臺演出。兩年之後的1月26日，他在老師包恩伽特勒的指揮伴奏下，以獨奏家身份演奏協奏曲。 （1926年—1929年）
但這些音樂方面的小成就似乎還不能讓他的雙親立下心思，讓年青的卡拉揚將來以音樂為生。母親馬塔總希望卡拉揚能當上壹名銀行職員。務實的父親則曾勸他說：“我知道妳有音樂方面的天份，但妳總得學壹些實用的技術來糊口。”為了順從父親的意願，卡拉揚在1926年以畢業論文《熱力學與內燃機》完成薩爾茨堡莫紮特音樂大學的學習後，即去了維也納進入維也納工業高校學習。不過他並沒有離音樂而去，而是堅持學習，所以他在研修技術的同時，還在維也納大學入讀音樂科學系和在維也納音樂與表演藝術學院學習。他在維也納跟隨新老師約瑟夫·霍夫曼學習鋼琴，還同時向亞歷山大·溫德爾（Alexander Wunderer）和弗朗茲·紹克（Franz Schalk）第壹次學習他日後的職業：指揮。年輕的卡拉揚當時具有壹個鋼琴演奏家的壹切音樂才能。不過後來，壹如羅伯特·舒曼，卡拉揚手指的腱鞘嚴重受傷，即使他本人作了壹些荒誕的嘗試以使之痊愈，也沒見好轉，這讓他不得不在通往鋼琴家的路上止步，而將之轉到指揮的前途上。
亞歷山大·溫德爾在維也納音樂生活中有壹定的影響力，但作為老師，他就未必勝任。卡拉揚對指揮的知識主要不是來自於老師，而是職業實踐本身。但卡拉揚在維也納卻學到了很重要的東西，歌劇劇目和更難得的—當時維也納的頂尖歌劇表演：當時卡拉揚並沒有什麽機會指揮樂隊進行實踐，卻和同學想到辦法來打發時間。
1928年12月17日，卡拉揚迎來了自己的第壹次指揮登場，指揮學院樂隊演奏羅西尼歌劇《威廉·退爾》的序曲。但是他可能意識到，當時毫無名氣的他在維也納很難找到工作，於是他決定回去薩爾茨堡壹試。過了壹個多月，為了展示自己的才能，這位年輕的指揮家在家鄉作了自己的公開亮相，他延請並指揮了莫紮特音樂學院樂團，曲目是施特勞斯的《唐璜》和柴可夫斯基《第五交響曲》。演出很成功，並且，卡拉揚為自己贏得了機會—烏爾姆市立劇院的經理邀請他到自己的劇院試奏。經理在再聽過卡拉揚的指揮後，決定聘任這位年輕人在劇院指揮歌劇，月薪約為20美元。當時卡拉揚跟經理說道，自己並未指揮過任何歌劇，要接受這工作他得先研究壹下。經理回答得很簡單：“沒問題，妳過來研究就行了。”於是，烏爾姆之職成為了卡拉揚指揮事業的正式起點。 （1934年—1945年）
1933年納粹黨上臺，德國音樂人才急劇衰減。就在那壹年，布魯諾·瓦爾特，克倫佩勒，埃裏希·克萊伯，弗裏茲·布什被迫離開德國。有著猶太血統的作曲家作品被禁，門德爾松、馬勒或是荀白克都在此列。而欣德米特的歌劇《畫家馬蒂斯》被禁，富特文格勒為此大鬧納粹，辭去了其身上所有的終身職務，以47歲的年紀暫時退休。
而在這些大事發生不久之後的1934年，卡拉揚得到了壹個重要的職位—亞琛市立劇院音樂會指揮和歌劇總監。這個劇院比烏爾姆的高壹個檔次，樂團有70多人，合唱隊300人，而且帶領合唱隊的正是日後揚名合唱界的威廉·匹茲（Wilhelm Pitz）。以這樣的人員，卡拉揚迫不及待地上演了瓦格納的《尼伯龍根的指環》。而亞琛也是卡拉揚到柏林和維也納的跳板。1934年8月21日，他在私人晚會上首次與維也納愛樂管弦樂團合作，演奏了德彪西和拉威爾的作品。到了1935年4月12日 ，卡拉揚更是被任命為亞琛市立劇院音樂總監。卡拉揚以他當時27歲的年紀，成為了德國最年輕的音樂總監。但是，卡拉揚得作出壹項妥協：被迫加入納粹黨。
1937年6月1日，卡拉揚受布魯諾·瓦爾特之邀，首次到維也納國家歌劇院指揮，劇目是瓦格納的《特裏士坦與伊索爾德》。這是壹場令人矚目的勝利。但卡拉揚也領略到了維也納歌劇院的艱難工作條件：大排練被取消，小排練裏主角們唱兩句就要離去辦點私事。日後的1956到1964年，卡拉揚會更真切地體會到這些難處。而同在1937年，卡拉揚被邀請去指揮壹支柏林的管弦樂團，但卡拉揚拒絕了，因為樂隊不能給他任何時間去排練。不過很快，到了1938年，樂隊就同意了卡拉揚的要求，先排練再演出。於是卡拉揚就在4月8日，首次和這支樂隊合作，指揮了莫紮特《“哈夫納”交響曲》（“Haffner”，亦即第35號交響曲），拉威爾第2號《達夫妮與克勞伊》組曲和勃拉姆斯的《第四交響曲》。而這支樂團，就是日後和卡拉揚合作35年的柏林愛樂樂團。
而在個人方面，卡拉揚在1938年7月26日與亞琛輕歌劇首席女歌手艾米·霍格羅夫結婚，兩人在亞琛附近的樹林裏擁有壹座房子。但是卡拉揚關註得更多的是其事業。而霍格羅夫與戈林夫人的友好關系幫助了卡拉揚進軍柏林。1938年9月30日他得到了在柏林國家歌劇院指揮的機會，劇目是貝多芬的《費德裏奧》。而到了10月21日，是卡拉揚的勝利時刻。他指揮的《特裏士坦與伊索爾德》引起國際轟動。柏林音樂評論家範·德·努爾（van der Nuell）稱之為“神奇的卡拉揚”（das Wunder Karajan）。
不管有沒有範·德·努爾的評論，卡拉揚開始在柏林揚名。雖然他被富特文格勒掌管下的柏林愛樂拒之門外，但是卡拉揚還是成功在柏林立足，他在1939年11月同時接受了柏林國家歌劇院樂隊長和普魯士國家樂團音樂會指導兩職。他還在1940年2月18日於理查·施特勞斯面前上演了其歌劇《埃萊克特拉》，並得到作曲家的首肯。卡拉揚也到過被占領的巴黎演出瓦格納的作品。而且其錄音生涯也即將開始，他與德國唱片公司簽下第壹份合約期至1943年。卡拉揚的第壹個正式錄音，是指揮柏林國立樂團演繹莫紮特的《魔笛》序曲（這些早期錄音為DG公司結集發行）。 （1945年—1954年）
雖然第二次世界大戰在1945年結束，但盟軍對其前納粹黨員的身份要進行調查，再加上富特文格勒的阻撓，卡拉揚的半退休狀態似還沒有盡頭。他被禁止在德國和奧地利演出。不過有壹次例外
：1946年1月12日卡拉揚在維也納愛樂之友協會與維也納愛樂樂團合作。本來他還被邀請去指揮莫紮特的費加羅的婚禮和理查·施特勞斯的《玫瑰騎士》（Der Rosenkavalier，又譯：薔薇騎士），但演出就在最後壹刻在蘇聯方面的堅持下被迫取消。幸好此時卡拉揚得到了兩個人的幫助，走出了困境，成功復出。壹位是華爾特·李格（Walter Legge），當時英國EMI公司的古典音樂唱片制作人。另壹位則是卡拉揚的導師和好友，指揮家維克多·德·薩巴塔（Victor De Sabata）。
1947年10到12月，卡拉揚與維也納愛樂樂團合作為EMI錄制了貝多芬《第八交響曲》和《第九交響曲》（後者的合唱部分由維也納歌唱協會合唱團（Wiener Singverein）擔任，該合唱團於當年10月第壹次與卡拉揚合作），還有舒伯特的《第九交響曲》和布拉姆斯的《德意誌安魂曲》（Das deutsche Requiem）。
非納粹化後的卡拉揚，很快就成為了歐洲音樂生活的中堅力量之壹。1948年行程緊密。卡拉揚不但開始了與盧塞恩國際音樂節的合作（兩者的合作關系持續到1988年，1960年除外），還參加了當年的薩爾茨堡音樂節，包括格魯克的《奧菲歐與埃雨迪克》，莫紮特的《費加羅的婚禮》，還有兩場音樂會，曲目分別是海頓，理查·施特勞斯，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作品。而任職方面，他壹方面接受了維也納歌唱協會終身藝術指導和維也納交響樂團（Wiener Symphoniker）首席指揮兩職，並將它們訓練成壹流的音樂團體。而另壹方面在倫敦，他則與由李格組隊的愛樂管弦樂團（the Philharmonia）緊密合作，並在接下的幾年陸續制作了壹系列名盤，如和鋼琴家李帕蒂合作錄制舒曼的《鋼琴協奏曲》，和圓號手丹尼斯·布萊恩（Dennis Brain）錄制了莫紮特的《圓號協奏曲.，和李格的夫人伊麗莎白·施瓦茲科普夫錄制的壹系列歌劇：《蝙蝠》，《法斯塔夫》，《漢塞爾與格蕾太爾.》，《阿裏阿德涅在納克索斯》和《玫瑰騎士》，還有他自己的第壹套貝多芬交響曲全集。1952年，他帶領了這支樂隊做了第壹次歐洲大陸之行。
而從1949年起，卡拉揚開始經常與米蘭斯卡拉歌劇院合作，並成為其德國演出季的指導。卡拉揚對歌劇制作細致入微，排練數以月計。所以在那裏他雖然每年只將壹到兩部歌劇搬上舞臺，但卻是部部精彩。值得壹提的是，卡拉揚在此曾與有著“歌劇女神”之稱的瑪麗亞·卡拉斯數度合作，如1954年有名的《拉美摩爾的路契亞》（Lucia di Lammermoor），並且為EMI留下了諸如《遊唱詩人》，《蝴蝶夫人》等歌劇的錄音。
1949年，卡拉揚再度在薩爾茨堡音樂節上指揮維也納愛樂樂團和維也納音樂之友協會歌唱協會合唱團演奏威爾第和貝多芬的作品。不單是他故鄉的音樂節，就是拜魯伊特也向卡拉揚招手。1951年這個幾度風霜的華格納音樂節戰後重開。該年的音樂節是壹次名副其實的盛事。華格納的兩位孫子維蘭·華格納和沃爾夫岡·華格納首次上任制作。各地有名的華格納歌手齊集壹堂。卡納匹茲布什為觀眾展現了他對華格納作品詮釋的獨特魅力—《帕西法爾》。而富特文格勒也到場指揮了壹次令後世難忘的貝多芬《第九交響曲》。而卡拉揚作為後輩，則在7月27日的音樂節開幕當晚指揮了《紐倫堡的名歌手》全劇，以及和卡納匹茲布什攜手指揮了《戒指》。次年，卡拉揚再度登臺拜魯依特，指揮了《特裏斯坦與伊索爾德》。這兩次登臺，皆有錄音，而且深得好評。其中《紐倫堡的名歌手》和《特裏斯坦與伊索爾德》的演繹甚至被奉為卡拉揚所有詮釋之最佳。但是就在這兩次成功的演出之後，卡拉揚就再也沒有重登拜魯伊特的舞臺。 戰後的柏林愛樂幾經危機，除了樂隊本身需要重建，人員要添補外，首席指揮問題始終需要解決，先是首席指揮裏奧·波查德特（Leo Borchardt）被占領區士兵射殺，後來由年輕的謝爾蓋·切利比達奇（Sergiu Celibidache）短暫接掌。1947年富特文格勒歸來，但在種種內外因素的作用下，他要壹直待到1952年才下定決心出任樂團首席指揮壹職。但此時的富特文格勒已經力不從心。他的耳聾日漸嚴重，他需要西門子公司為指揮臺安裝線路設備，以便聽到樂隊的聲音。而且富特文格勒人緣欠佳，與其他指揮的關系都比較緊張。早在1954年11月30日富特文格勒肺炎逝世前，柏林愛樂樂團就要考慮其繼任人問題，而候選人都是當時指揮界的能人：克魯依坦，切利比達奇，約胡姆，舒裏希特，還有卡拉揚。
富特文格勒在1948年重返舞臺，同時也意味著卡拉揚壹直在維也納，柏林和薩爾茨堡這些音樂重鎮之前不得正門而入，加上卡拉揚身系繁忙的任務，所以他只得零星的機會與柏林愛樂樂團接觸。
到了1953—54年，卡拉揚與柏林愛樂合作日益頻繁，他們不但錄制了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曲，還***同出席節日周音樂會（Festwochenkonzert）。這些演出得到了當時樂評家的熱烈贊賞。
經過這短期的磨合，卡拉揚的繼任只是時間問題。1954年11月30日富特文格勒逝世，正是柏林愛樂美國之行的前夕。當時卡拉揚正在羅馬壹所酒店裏。他的秘書給他遞上壹封來自維也納發出的匿名電報，上書“Le roi est mort, vive le roi.”（法語：老王駕崩，新主萬歲。）就在第二天，柏林愛樂樂團經理格哈德·馮·韋斯特曼（Gerhart von Westerman）就立刻打電話給卡拉揚，請後者出任樂團首席指揮壹職。韋斯特曼打這個電話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之壹就是在紐約負責樂團訪美事務的有關方面致電他道：除非卡拉揚指揮，否則樂隊的旅美之行，免談。
至於卡拉揚方面，這支樂團正是他日思夜想要擁有的。他曾說：“我壹定要得到這支樂團，因為他的素質讓我著迷，而且我也知道，和這支樂團壹起我將能有什麽樣成就。我要壹份終身合同，理由只有壹個：我要在這支樂團身上花很多時間，以求他能與我最終同心同德。我不能讓壹個新來的議員說著說著就結束我倆的合作關系。我必須承認，這支樂團通過幾十年的成長，正是成長為我夢寐以求的樣子。”
不過當時他還有斯卡拉的合約在身。為此卡拉揚與他的朋友兼老板吉永高利（Ghiringhelli）進行了壹次面談，後者很清楚柏林愛樂的職位對卡拉揚的意義，很爽快地同意了卡拉揚的跳槽。
另壹方面，柏林愛樂樂團的成員也投票通過了對卡拉揚的任命，意味著卡拉揚將帶領樂團旅美。不過卡拉揚在這時提出了壹個條件，就是任命文書要在出發之前面交到他的手上並且其任命要得到官方確認。
1955年初，這對新組合踏上了前往新大陸的航班。該次出行贊助人就是西德總理阿登納。不過就在樂團和卡拉揚到達紐約約翰·肯尼迪國際機場的前壹周，壹陣反對的浪潮差壹點就扼殺了這壹次巡美演出。美國音樂家聯盟和“地方802”（Local 802）在2月20日《紐約時報》頭版刊登了壹篇文章，名曰《音樂家反對納粹帶領的柏林樂團在此舉行的音樂會》。其實從2月8日到27日樂團正式在華盛頓拉開訪美帷幕這段時間內，紐約時報幾乎天天報道反對卡拉揚戰時納粹身份的抗議聲音。韋斯特曼在“地方802”文章刊出後壹天聲明，自己與卡拉揚雖然的確加入過納粹黨，但只是純粹地為了在當時能繼續工作下去。雖然這聲明更多的是煽動了反對派的氣焰。不過這些反對最終還是未能成功，原因很簡單，因為這次巡回是由西德政府出資的。
2月25日樂團抵達美國，壹切平靜。卡拉揚對此壹切只是做了壹簡短的聲明：“我不談政治，我只是作為壹位音樂家來到這裏。”卡拉揚與柏林愛樂在接下來的6個星期以其聲音打動了美國聽眾和樂評界。他們分別在華盛頓，紐約卡內基音樂廳，辛辛那提和巴爾的摩等城市演出。樂評總體來說是正面的。而抗議的聲音則在紐約演出之時到達高潮，卡內基門外有人抗議，還有人放飛帶有反對標語的鴿子。但即使這樣，演出的進行也沒有受到影響。
這次美國之行，是壹次真真正正的試用期。卡拉揚要向三方面交答卷：壹是觀眾和樂評人，二是柏林愛樂樂團，三是西德政府。不但是藝術方面，卡拉揚還必須在道德和政治方面要表現成熟（例如在美國時言行是否得體，是否會被反對聲音打壓下去），才能顯示自己可勝任柏林愛樂首席壹職。卡拉揚不負眾望，早在3月5日卡拉揚壹行還在匹茲堡逗留時，就已傳出樂團大部分成員投票贊成卡拉揚成為他們第四任常任指揮的消息。而等到他和樂團返德之後幾天，其任命被柏林政府確認。卡拉揚再壹次被問道，他是否願意繼承富特文格勒衣缽，帶領柏林愛樂樂團。他回答道：“萬分歡喜地接受。”於是，柏林愛樂的權杖歷經漢斯·馮·彪羅，尼基什和富特文格勒，終於傳到卡拉揚手上。 1956年到1971年，卡拉揚在歐洲炙手可熱。他先是出任了薩爾茨堡音樂節藝術指導，歷時4年。在1957年，除了率領柏林愛樂樂團首次訪問日本之外，他還接受聘任成為維也納國家歌劇院藝術指導，以壹改這座歷史悠久的歌劇院頹落之勢。在他身上的職稱還有：1967年成為柏林愛樂樂團終身指揮，維也納歌唱協會終身指導，米蘭斯卡拉歌劇院首席指揮之壹，1969到1971年繼去世的查爾斯·孟許（Charles Munch）擔任巴黎管弦樂團音樂顧問。
1959年，卡拉揚除了和維也納愛樂在59年秋季巡回印度，菲律賓，香港和美國等地演出外，還再次為DG公司錄音，和柏林愛樂樂團制作出自己第壹張立體聲唱片，理查德·施特勞斯的《英雄生涯》，這同時也標誌著柏林愛樂，卡拉揚和德國唱片公司鐵三角長時間的合作的開始。當時的卡拉揚雖然與EMI有錄音合約在身，但是柏林愛樂卻與德國唱片公司簽下過合同。因此合約需要進行修改，使得這對組合能同時為兩家品牌錄音。在EMI旗下卡拉揚的錄音活動後來壹直持續到1984年，並錄制了不少歌劇，另外還有壹些不曾為DG錄制過的作品，例如舒伯特的交響曲全集。
有了柏林愛樂和大唱片公司作後盾，卡拉揚就開始有計劃大規模地錄制古典音樂世界裏的管弦樂作品。不過，1959到61這三年間，他只是很謹慎地錄制了壹些管弦樂炫技曲（Showpieces），例如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和安東尼·德沃夏克《斯拉夫舞曲》中的幾首，還有德裏布和肖邦的壹些舞曲，不過這些錄音壹朝制成，即成經典。到了61年末，卡拉揚終於開始有大行動，為DG公司錄制樂聖貝多芬的全套交響曲，並在62年完成，即俗稱的“紅卡”。時至今天，縱然市場上有著難以勝數的貝多芬交響曲全套，但是這套錄音依然光彩奪目，飽受贊賞。其實，卡拉揚早在接手柏林愛樂樂團時，就已經開始準備這套錄音制作。在第壹次美國之行前夕，他就排演了《第五》。《第七號》他在55到59年上演過三次。到了開錄前，除了《第二》和《第八》，他已將其他交響曲在音樂會上過了最少壹遍。
以同樣的精心準備，卡拉揚和樂團在63，64年還錄制了勃拉姆斯的交響曲全集，巴赫的《勃蘭登堡協奏曲》。而柏林愛樂樂團終於在1963年10月15日迎來了自己的家—柏林愛樂大廳。這座大廳是應卡拉揚的技術標準而建成的。壹如瓦格納為拜魯伊特節慶劇院在開幕之際所做的壹樣，卡拉揚指揮樂團演奏了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以示喜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