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的最後壹天，上海浦東上線“智慧能源雙碳雲平臺”，用以開展低碳零碳負碳技術的開發應用，打造“雙碳”示範區。
往前推10天，浙江省召開碳達峰碳中和工作推進會，全面部署推進碳達峰碳中和工作，提出要“為全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多作貢獻、勇當先鋒，打造‘重要窗口’重大標誌性成果”。
中國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何建坤認為，對我國而言，碳達峰時間越早，峰值排放量越低，就越有利於實現長期碳中和目標。當前最主要的是控制和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量，推進碳排放盡早達到峰值，並迅速轉為下降趨勢，持續降低排放總量，走上長期碳中和的發展路徑。
值得註意的是，當前，也有壹些地方在碳達峰、碳中和上出現焦慮心態，壹些企業做起了碳達峰概念營銷，甚至有的地區“破罐子破摔”，企圖借碳達峰“攀高峰”“沖高峰”，有了發展高能耗、高排放產業的歪心思。
那麽，到底應該怎麽認識碳達峰？碳排放怎樣才算真正達峰，達峰之後又出現了增長，該怎麽辦？碳達峰、碳中和有望提前實現嗎？需要付出哪些努力甚至代價？
圍繞這些問題，國內壹線氣候、能源、經濟專家給出了壹些思考。
關於“雙碳”，學術界和產業界時常提及的壹個說法是：歐洲主要國家約在上世紀90年代碳達峰，計劃2050年實現碳中和，其間有60年時間，而中國只有30年時間，這個過程能否保證平穩和安全，是壹個艱巨任務。
在中國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首任主任、學術委員會主任李俊峰看來，“3060”的碳排放目標的確有挑戰，要付出努力才能實現，但不壹定是艱苦卓絕的努力。
李俊峰提醒，正確認知碳達峰、碳中和目標，首先要認識到，這個目標不是心血來潮的決定，是黨中央經過深思熟慮作出的重大決策。
從政策層面看，1992年至1994年，原國家計劃委員會和國家環保局就進行了《中國溫室氣體排放問題與控制策略》研究，向中央提出了減排溫室氣體的三項主要措施，分別是提高能源效率，發展可再生能源，增加森林碳匯。
2005年，國家發展和改革委組織了關於制定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方案的研究，既為2007年國務院出臺《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提供了技術支持，也為2009年我國首次提出減排措施提供了支持。
2013年，國家啟動關於2050年中國低碳發展宏觀戰略研究，提出了2030年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總體目標，以及本世紀中葉低碳發展的宏觀戰略願景和技術路徑。
2016年國家低排放發展戰略研究啟動，基本形成了本世紀中葉的國家低排放總體戰略，也即碳中和的目標。
到了2020年，我國開始部署實現碳達峰、碳中和問題的研究，提出了目標、技術路徑和路線圖。
從產業角度來看，過去30年裏，人工智能技術、能源技術、交通技術、環保技術、生物技術、互聯網技術、碳匯技術等壹批嶄新的技術應運而生，技術進步推動產業發展不斷更新。
尤其是經過“十壹五”期間的能源雙控，我國碳排放過快增長的勢頭在“十二五”期間得到有效遏制，“十三五”期間，已有部分省市實現碳達峰或接近達峰狀態。
“我們是壹步步走過來的，每個時期都有相應的政策和產業積累。”李俊峰認為，中國走向碳中和是 歷史 傳承的結果，如果沒有這些 歷史 傳承，不會突然冒出來壹個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碳中和就是壹個潮流，大家必須按照這個方向走。”
盡管各地區在推進“雙碳”目標上表現積極，但仍有壹些地方政府存在緊張、焦慮的心態：到底怎樣才算是真正的碳達峰？萬壹以為到了峰值，結果之後又出現增長呢？
歐洲的碳達峰是壹個自然的過程，是事後才得出什麽是碳排放峰值。根據英國石油公司（BP）發布的《BP世界能源統計年鑒》的數據，歐盟碳排放於上世紀70年代末達到最高，歐洲主要國家於上世紀90年代實現碳達峰，此後經歷了長達10余年的平臺期，才開始緩慢下降，目前即將步入快速下降階段。
我國與歐洲情況不同，是人為地設定了碳達峰的時間表，從邏輯出發，要想為之後的碳中和爭取時間，那麽就需要將碳達峰的日子提前。但目前，我國碳排放整體仍處在爬坡階段，還沒有看到峰頂。未知之下，碳達峰恐懼癥在部分地區形成。
李俊峰認為，這種焦慮心態，大可不必。
支撐這壹說法的理由是，2012年至2016年期間，我國出現了二氧化碳排放的負增長，扣除2011年的數據調整和2018年、2019年兩年的反彈，我國在2011年已經達到了碳排放峰值，“十三五”期間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長主要來自於石油和天然氣（約占80%）。
“碳達峰只是壹個過程、壹個拐點，達峰後仍會出現壹些波動，包括小幅的增長、下降等反復，不必過度計較。”李俊峰認為，從能源消費增長來看，中國大部分省份已經出現了拐點，海南省、深圳市等省市已經可以開始討論碳中和問題了。
既然已經有省市實現達峰或接近達峰，那麽，全國的碳達峰、碳中和有望提前實現嗎？
廈門大學中國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長林伯強認為，之前保守估計2025或2026年就可以實現碳達峰，但以我國目前這種增長的態勢來看，應該還得提前壹兩年，但是具體多少量達到凈排放峰值比較難以判斷。
“還是要取決於這幾年的經濟走向是怎麽樣的，這跟經濟是相輔相成的。如果經濟增長沒有準確判斷，就很難判斷高點。另外還得考慮到最近的產業結構調整等等，這些都是不確定因素。”林伯強說。
與此同時，要提前實現目標，當前階段壹些走歪路的想法和做法也要摒棄。
在李俊峰看來，提前實現碳達峰，發達地區的難度不壹定會很小，要防止壹兩個項目就突破防線；落後地區要防止“破罐破摔”，拉高排放水平。“壹定要把碳達峰與穩中有降和碳中和的目標聯系起來。”
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能源咨詢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名譽主任杜祥琬提醒，要防止壹些地方借碳達峰來“攀高峰”“沖高峰”，防止發展高耗能、高排放產業的沖動，抓住產業調整的機遇，指向高質量發展。
“‘十四五’是實現碳達峰的窗口期和關鍵期，期間，中國70%-75%的地區碳排放能夠實現達峰，這樣才能在2030年前順利實現達峰目標。”李俊峰說。
約50年前，美國就開啟了能源創新革命，大力發展光伏、氫能，歐盟也開始通過對民眾力量的喚醒，不斷加快減碳技術及機制的研究。日本也在能源計劃方面不斷加大 科技 研發及人才培養投入，致力於顛覆性技術的創造創新。
從這些國家的實踐來看，碳達峰、碳中和表面上是應對氣候變化的環境問題，實則是事關經濟 社會 系統性變革的發展問題。它不僅涉及能源結構升級，還包括增長方式、生活方式的轉變，關系到國家經濟高質量發展，是推動國家從資源依賴走向技術依賴的重要力量。
從這個意義而言，我國目前制定的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絕非單純意義上的環保競賽，而是全新壹輪的 科技 創新競賽、綠色創新競賽。
“所有的問題都可以通過創新來解決，因此必須提高創新能力，包括技術創新和體制創新。”李俊峰說。
與此同時，所有的國家意誌和國家努力，最終都要由地方來落實。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實現，同樣如此。
多位專家認為，要想全國按時甚至提前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壹方面離不開長三角、珠三角等碳排放重點區域率先實踐 探索 。
以海南為例，可以靠自身政策的靈活性，在交通電氣、高速公路充電樁基建進行布局，同時在新能源光伏、海上風電、核電等領域施展拳腳。
再比如光伏制造產業鏈最完整、產量最大、企業和人才最集聚的長三角地區，可以在壓降煤炭消費的同時，以應用拓展市場，加快建設世界級的低碳產業集群，建設壹批高碳企業及脫碳技術的試點示範項目。
通過這些地區的經驗，找到實現碳中和的路徑，可以為全國未來的碳中和積累經驗。當然，這其中也包括央企、大型企業等率先 探索 轉型之路。
另壹方面，可按照空間、區位、能源和資源稟賦及產業布局比較優勢，統籌優化全國不同地區在發展、資源能源和產業方面的功能，分類施策，推動各地方逐步碳達峰、碳中和。
比如，可以考慮要求中東部地區率先達峰，為西部及落後地區發展留出空間；鼓勵有條件或創造條件提前達峰，允許落後地區2030年以後達峰。
再者，抓住主要矛盾，推動行業依次達峰。比如讓工業行業率先達峰，特別是鋼鐵、水泥、電解鋁等高排放領域率先達峰，建築、交通等可以在2030年左右達峰，個別行業可以在2035年以後達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