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國聯軍侵華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對外侵略的需求成為資本輸出和瓜分世界。為了反對外來侵略，中國人民開展了轟轟烈烈的義和團運動，清政府企圖利用義和團來抵禦外來侵略。英、俄、日、法、德、美、奧、意等國為了鎮壓中國人民的反抗鬥爭，迫使清政府屈服，聯合發動了侵華戰爭。這場戰爭鎮壓了中國人民的反抗鬥爭，迫使清政府徹底屈服，與西方十壹個國家簽訂了《辛醜條約》，中國徹底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淵。從此，清政府徹底成為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
《辛醜條約》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後，資本輸出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外侵略的相同要求。在侵略中國的過程中，我們遭到了中國人民的強烈抵抗。因此，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意識到有必要加強對清政府的控制，以確保在中國的侵略利益。因此，在1900年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後，八個侵略國與西班牙、比利時、荷蘭***國11強迫清政府簽訂了《辛醜條約》。這壹條約進壹步加強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統治，表明清政府已經完全成為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也標誌著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形成。
20世紀初，清政府成為帝國主義國家侵略中國的工具，中國民族危機加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隊伍進壹步擴大。這些都促進了民主革命思想的廣泛傳播和革命團體的廣泛建立。為了統壹革命力量，進壹步明確目標，在孫中山的倡議下，以鐘惺會、華興會為基礎，聯合光復會，於1905年8月20日在東京成立了中國第壹個資產階級革命黨——中國同盟會。它的成立標誌著中國民主革命進入了壹個新階段。"此後，革命潮流高漲，其進展出人意料."
清末“新政”1900年後，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的侵略愈演愈烈，全國各地反壓迫反侵略武裝起義風起雲湧，資產階級革命運動迅猛發展，清政府統治岌岌可危。清政府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從1901開始實施“新政”。“新政”采取的壹系列措施在壹定程度上有利於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但面對正在興起的革命形式，“新政”並不能幫助統治者渡過危機。
黃花崗起義聯盟成立後，相繼發動了壹系列武裝起義，推動了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清政府的“新政”和預備立憲的破產，進壹步暴露了其腐朽本質。在孫中山和黃興的策劃下，1910年4月27日，廣州爆發了黃興領導的大規模反清起義。起義雖然失敗，但促進了國民革命形式的發展，加速了清政府的滅亡。
參見武昌起義前
辛亥革命(19)末期，20世紀初，帝國主義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中國的民族危機日益嚴重。“新政”的破產進壹步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朽本質。這壹時期，中國民族資本主義迅速發展，資產階級強烈要求擺脫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壓迫。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鬥爭風起雲湧。為了挽救民族危機，發展資本主義，資產階級革命黨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史稱“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采取了壹系列革命措施，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建立了具有資產階級* * *和民族性質的南京臨時政府，頒布了具有資產階級* * *和民族性質的臨時憲法，使民主* * *和和諧的理念深入人心。
洪憲皇帝袁世凱在鎮壓二次革命後加緊復辟帝制。為了獲得帝國主義的支持，他肆意出賣國家主權，接受“二十壹條”。帝國主義還積極支持袁世凱，以擴大侵略利益。1916年，袁世凱成為“中華帝國”皇帝，改名“洪憲”。袁世凱稱帝不得人心，遭到全國壹致反對。革命派掀起保家衛國運動，但袁世凱鎮壓無效，被迫於2006年3月22日宣布廢除帝制。6月6日，袁世凱因抑郁癥去世。
新文化運動辛亥革命失敗後，帝國主義通過扶持北洋軍閥加深了對中國的侵略，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不斷加深。第壹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資本主義進壹步發展，資產階級為了更好地發展資本主義，強烈要求在中國實行民主政治。西方啟蒙思想在中國進壹步傳播，辛亥革命使民主和諧的理念深入人心。但袁世凱在文化領域也推行尊孔復古的觀念。以陳獨秀等人為代表的進步知識分子，深受西方自由、平等、博愛思想的影響，於1915在上海創辦《新青年》，提出民主、科學的口號，開始了思想文化領域的反封建鬥爭——新文化運動。它動搖了封建思想的統治地位，空前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促進了我國自然科學的發展，在五四運動的爆發中起到了宣傳動員的作用。後期傳播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被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接受為救國、改造社會的思想武器。
儒家政治思想研究
(1900—1919)
這壹時期，對儒家政治思想的討論出現了兩個高峰。壹是戊戌變法的政治人物“經論政治”；第壹，對於資產階級革命派來說，通過批判孔子，去除了封建政治思想的理論基礎。
康有為是資產階級改良派的代表，戊戌變法的領導者。他最著名的三部著作《新學偽經考》、《孔子變法考》、《大同書》都有豐富的政治內涵，都論述了儒家的政治思想。
當時要進行政治改革，就要在思想上破除“祖宗之法不可變更”的迷信，打擊“守祖遺訓”的封建政治勢力，分清政治改革的合理性，解放人民思想。在這種形勢下，康有為采取了“以經議政”的方法，即用儒家《金文經》的舊形式發揮資產階級變法維新的新內容。他站在經學派的立場上，在《考據學考證》中指出，《石矛》、《古代文學尚書》、《儀禮》、《左氏春秋》都是西漢末年劉欣出於“輔佐莽篡漢”的政治需要而偽造的。根本不是孔子的真經，而是為王莽新王朝服務的“新學偽經”。於是，康有為宣稱:“讀《2000年歲月暖》將聚百萬人問學，統壹20世紀君王禮樂制度之嚴格，將偽經奉為聖法”(《偽經新學序》)。康有為的否定和攻擊很多，既有東漢以來的儒學，也有程朱理學，否定了儒家政治思想賴以存在的重要理論基礎——經學，促使人們對封建正統政治思想產生懷疑。
康有為斷言，後來的儒學不是儒學的真實面目。那麽，孔子的臉是什麽樣的？他認為《春秋》的目的是改革制度，而《易經》的精神是變革。這兩種精神高度概括就是“與時俱進”，這才是孔子學說的真正精神。康有為通過《孔子制度改革考》壹書，全面重塑了孔子的形象。他認為，六經其實是孔子為了“改革”，假借古人的事跡和言論來表達自己的政治理想的作品，充滿了“改革”的“私語”。在康有為筆下，孔子不再是“言不盡信，行必果”的保守聖人，而是成為了壹個銳意變革的“改革領袖”。康有為還認為，孔子在六經中“信堯舜”是為了“追求民主和平”，使孔子重新成為民主政治家。他還說“在帝王威嚴面前申請人權，疏遠貴族，平等”和議會民主是孔子之道的真諦。在某些場合，他幹脆宣稱，孔子的道與治的真正精神，直接體現在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制度中。他說:“外國皆用孔子制”(《萬畝草堂講王制》)。他還說:“太西創建始末，重學校，重保民、養民、教民之道。房子是對外開放的，君主也不是很恭敬，百姓也不是很便宜。前朝人使用器皿，全與我的經驗相合”(《京師保國民大會第壹講》)。康有為說孔子的政治思想都是他賦予的，他是“以己之見治經”。
康有為的“經論政”具有主觀性和隨意性，但他對儒家政治思想的論述對於思想解放具有重要意義。正如梁啟超所說:“南海的功績是什麽？也是把人們的思想從過去兩千年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使之敢於懷疑，引導人們進入思想的自由”(《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的總趨勢》，《現代學術》第三節，載於《飲食室集》、《文集》之壹)。
總之，康有為在論述儒家政治思想時采用了“六經註我”的方法，隨意性極大。他沒能在儒家政治思想中找到實現中國現代化的基礎。這樣，他的論述就不可能是科學的，也就沒有學術活力。所以康有為對儒家政治思想的闡述主要不是學術，而是政治宣傳。
總的來說，戊戌維新時期維新派對儒家政治思想的討論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前壹段以康有為為代表，想用舊瓶裝新酒的方式來探討儒家政治思想，建立壹個現代的新儒家。後者以梁啟超和嚴復為代表。他們明顯不同於康有為對孔子的神化，而是開始對孔子和儒家政治思想進行積極的清理和公開的批判。
梁啟超對孔子和儒家政治思想的態度前後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壹開始也是跟著康有為尊孔，模仿康有為的“改制借口”。他曾認為，在原始儒學中，“雖無宅名，實有宅”(《改革中的古宅考》，載於《飲食室文集》之壹)。梁啟超以孟子的“民本”思想為中介，論證了儒家的仁、王、忍等政策與當今西方國家泰國的政治制度接近。梁啟超渡海日本後，廣泛接觸西學，思想水平進壹步提高，對儒家政治思想的態度發生了變化，公開批評孔子的政治活動和政治思想。他寫道:“有了孔子這位大聖，只是得了政權，少了屠戮。.....不是濫用權力，而是思想言論自由的小偷”(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革的總趨勢，鼎盛時期，第四節，飲冰室文集之壹)？在梁啟超筆下，孔子成了限制人們思想自由的小偷。他還認為儒家政治思想的最大弊端在於維護封建政治等級制度和君主專制。他說，“儒家思想是嚴格平等的，它重視秩序，把采取措施和運用措施的人歸於君權。.....最適合皇帝控制百姓，所以惡霸竊之，用之以治天下。”他還說:“儒家最大的缺點是為君說話，而不是為民說話”(《飲冰室文集》第四節《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革的總趨勢與儒家大壹統的時代》)。
梁啟超對儒家政治思想的論述是維新派中最具學術性的，將維新派對儒家政治思想的論述推向了壹個新的階段。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出版於1923。雖然這本書已經超過了我們規定的時限，但由於它在學術界的影響很大，我們還是在這裏討論壹下。
梁啟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將先秦政治思想分為儒、道、墨、法四大思潮。他指出，儒家的始祖孔子是“禮治”，主張“教化人民”，理想是“仁政”，手段是“修身”以提高個人人格，“人治”以“治天下”。孟子進壹步提倡道德至上的學說，實行仁政保護人民，反對功利主義；荀子則註重社會民生，禮樂互補。
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上，梁啟超提出了壹些非常重要的思想。比如他指出，先秦思想家所謂的“百家爭鳴”並沒有回歸政治。而“中國的學術著重於研究人類世俗生活的原則和規律，古今中外的思想家都集中研究過這方面的各種問題，並利用了今天的語言，即生活哲學和政治哲學所包含的問題。蓋的任何教派的著作，無論何時，都歸於這壹點。”他還總結了中國學術和先秦諸子的特點、缺點和優點。比如梁啟超深刻剖析了儒家的禮治思想，指出實際上是“家國政治”導致了儒家政治與倫理道德的緊密結合。
然而，《先秦政治思想史》中關於政治思想的論述也存在許多謬誤。比如認為中國自古就有社會主義；中國在兩千年前就主張“除元首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還是沿著康有為批判“以近代新論附古人”的道路走下去，其結論必然是錯誤的。
戊戌變法期間，對儒家政治思想家進行了理論批判，嚴復是第壹個。他沒有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但他在西方政治思想中有很深的修養。在這方面，嚴復優於其他改良主義思想家。在中國近代思想政治史上，嚴復第壹次把矛頭指向“六經五子”(這五子就是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他寫道:“今天，請公開為公眾說話——妳能坦率地說話嗎？”四千年文物，九萬裏中原，至於極至，其教育非學術。不僅嬴政、李斯是罪魁禍首，六經五子也要為他們的話負責。嬴、李、淩天生小人，六經五子以君子縛天下”(《論救世》)。戊戌變法期間，嚴復能將矛頭指向六經五子，思想激進。與此同時，嚴復對封建帝制展開了猛烈的批判，把矛頭指向了儒學大師韓愈，並以犀利的文筆寫下了《皮韓》壹文。
陳寅恪有壹句話:“隱退者，也是唐代文化學術史上承前啟後、推陳出新的人物。”韓愈不僅進了文廟，而且對宋明理學影響很大。基於後者，陳寅恪作出上述評論。在儒家思想中，韓愈是公然為封建專制主義辯護的代表人物。他主張“人不能作黍麻，不能作器皿，讓錢物管，則必受罰。”維新派對儒家政治思想進行了迂回的批判，基本上是打著尊孔的旗號。嚴復則以西方資產階級的“契約論”為武器，從資產階級的角度來解釋君臣民的關系和君主國家的產生。他尖銳地批駁了韓愈“古有多害人，有聖人方得立，然後互教相生相育，以君臣為師”的謬論，認為君主是古人為了利益壹致而選出來的。因為“君不能獨治，所以為臣，使其行其令而事之。”這樣就產生了壹個君主和壹個國家。嚴復由此得出壹個結論:第壹，君、臣、刑、兵都是出於人民的需要而產生的，不是天生的。"君主和大臣之間的關系是出於需要而建立的."第二，“思敏亦世之神”。這壹概念是嚴復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上首次提出的。他認為“民比君貴”是“古今中外的普遍意義。”第三，君主及其大臣的任務是為人民“鋤強稭”、“防害”。“如果妳不能為人民鋤強稭，不讓他們受苦也沒用。我做不到，防害令已過。”嚴復的論述雖然是唯心史觀，但他徹底顛倒了儒家政治思想中君臣民的關系，沈重打擊了君主專制，具有重大的啟蒙意義。所以《碧寒》壹文受到維新派的熱烈贊揚，而封建保守勢力視其為洪水猛獸，張之洞專門命人寫《碧寒批駁》予以回擊。
戊戌變法期間展開的思想文化運動是中國思想史上劃時代的轉折點，是啟蒙思想。在這場運動中，意識形態批判的矛頭直指儒家，於是出現了討論和批判儒家政治思想的高潮。但這種批判多采用“經論政”的方法，打著“尊孔”的旗號，偷梁換柱，否定孔孟之道的壹些根本東西，使之畸形變質。直到20世紀初，資產階級革命派登上歷史舞臺，現代批判孔子的鬥爭才以公開的形式出現。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推章太炎。章太炎以“有學問的革命家”的身份出現在資產階級革命派中，他的著作《定孔》、《儒林外史》是當時剝去孔子神聖外衣，深刻批判孔子思想的最尖銳的文字。
章太炎根據劉心七家將西漢中期以前的學術流派分為九派，並逐壹考察了各派的起源、發展和演變。他指出:“所謂諸子百家之士，不限於周、秦，後世之士亦可包括在內，但必須以周、秦為主。”再說壹遍；只有周、秦諸子，他們溯古而上，效法他人，獨辟蹊徑，不舉出任何東西來依附。章太炎不僅徹底扭轉了兩千年來傳統士人所樹立的孔子的神聖形象，而且充分發揮了“尊孔貶孔”的觀點，將孔子從神聖的殿堂拉出來與其他哲學家平起平坐。章太炎嚴厲批判漢武帝“獨尊儒術”，認為“漢武之後，必尊孔子。雖然要大聲說話，但必須以孔子為宗。報價強，就是自大。越是和諧，越是失去真實性。越是附上自己，越是違背自己的解釋。”他尖銳地指出，後世儒家必然會從孔子那裏推導出自己的學說，但實際上，都是“強引，狂妄自大”。章太炎對“引哲奪孔孟之位”的批判，無疑挖掘了中國封建政治思想的祖墳。
章太炎也從道德上批判了孔子。他曾多次指出:“儒家最大的汙點是人們沒有擺脫富貴的思想。”“孔子是最膽小的。雖欲與貴族抗衡，不敢聯合庶民，推翻貴族政權”(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的講話，章太炎文選，中華書局，1977版，第272頁)。他還指責孔子的中庸之道，說“所謂中庸，就是國家的意誌，勝過農村人民的意誌。”他斷言:“以儒家之德，無實幹之人，有甘冒之人皆”(《儒林外史》)。章太炎對孔子道德觀的批判是與革命活動和政治思想聯系在壹起的。他認為:“今天，我們要進行革命，倡導民權。如果我們摻雜了壹點富貴榮華，就會像螻蟻和黴菌壹樣，危害全身，所以儒家思想是絕對不可用的”(同上，第273頁)。在章太炎看來，資產階級無論是進行革命還是實行民權，都壹定不能用儒家的政治思想。
總之，20世紀初，壹些革命家對孔子和儒家思想的批判，標誌著資產階級清算封建思想文化的深化和中國思想界的新覺醒。它是五四時期大規模批判孔子的先聲，在中國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這壹時期，以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為代表的激進民主派也對孔子和儒家思想進行了猛烈的批判，下壹階段我們將把它們結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