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讓天下，民無得而稱焉”這十個字，兩句話，講了兩件事，壹個是“三讓天下”，壹個是“民無得而稱焉”，到底是哪件事讓孔子稱之為“至德”？或者說，孔子側重於哪件事，可以稱得上是“至德”？
在有記載的中國歷史上，包括在孔子之前的時代，以及孔子生活的那個時代，讓王位的人，雖然不是很多，但也並非只有吳泰伯壹個人，包括同為吳氏先祖之壹的季劄公，在說出推辭王位的借口的時候，提到的曹國王室的子藏。季劄說子藏讓了王位，我要向他學習。曹國的子藏，與季劄和孔子，都是同壹時代的人，而孔子並沒有贊賞子藏為至德，孔子同樣也沒有贊賞季劄為至德。孔子僅僅稱子藏為“賢者”，孔子也僅僅稱季劄為“君子”（孔子為季劄寫的十字碑是--“烏乎有吳延陵君子之墓”），可見，在孔子的眼中，讓出王位繼承權，並不是“至德”的充分必要條件。只是，讓王位這件事，比較稀奇，比較有新聞效應，比較吸引眼球。至德，與“讓王位”並無直接關系。
既然“三讓王位繼承權”不是至德的充分必要條件，那麽，“三讓天下，民無得而稱焉”這十個字，兩句話之中，另壹句話---“民無得而稱焉”，則應該是至德的必要條件。
這從孔子稱贊另壹個人是“至德”可以見得。
孔子壹生只稱贊兩個人為至德，壹是吳泰伯，壹個是吳泰伯的侄子---周文王。孔子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在這裏，至德的條件裏，包括了兩件事，壹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二是“以服事殷”。
周文王的這兩件事，與吳泰伯的“民無得而稱焉”，有什麽相同的內涵而被孔子稱為至德？通過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吳泰伯與周文王，這伯侄二人的行為，有三個***同點。
第壹個***同點是“民無得”，民眾並沒有從吳泰伯的“讓王位”，以及周文王的“在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時候不進攻殷商”，而得到什麽物質利益上的好處。
第二個***同點是“民眾因為沒有戰亂而有幸生活於安寧之中”
第三個***同點是，民眾可以從中獲得對未來的向往與希望。因為從歷史記載上看，吳泰伯三次放棄王位繼承權，是因為古公亶父認為吳泰伯三弟季歷之子姬昌（周文王）賢能，希望姬昌能繼承王位，後世的人們給出另壹種解釋是吳泰伯三弟季歷的夫人是來自於殷朝王室的重要家族，所以季歷繼位，有助於改善周國與殷朝中央政府的關系，所以希望季歷來繼承王位。無論真正的原因是哪壹個，總之吳泰伯放棄王位繼承權之後，周國將會得到更好的發展，周國人民也會從中得到更美好的未來。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服侍於殷”的周文王，同樣是給人民帶來了和平，而且強大的周王國，會有可能讓殘暴的紂王收斂，從而改過自新，讓殷朝人民過上平靜的生活。
所以可見，可以稱得上至德的，是兩樣東西，壹是給民眾帶來和平，二是給民眾帶來希望。壹個行為，能給民眾帶來和平與希望，即使民“無得”（沒有物質利益），也會“稱焉”（稱贊），這就可以稱之為至德。
僅僅給人民帶來和平，絕不可以稱之為至德。因為如果只有和平，沒有希望，那是妖孽橫行、群魔狂舞，而民眾受欺受虐的同時只是默不敢言，萬馬齊喑，這種和平，毫無希望，孔子並不認為這是好的。
如果僅僅給人民帶來希望，也絕不可以稱之為至德。因為沒有和平，那是屍橫遍野，流血漂櫓，之後即使是將要迎來陽光燦爛幸福美滿的明天，孔子也不認為這是好的。
只有給民眾帶來和平的同時，也給民眾帶來了希望，孔子認為這才是最美好的，這樣的行為才是至德。
通過分析歸納，我們也可以發現，能夠做出至德行為的，壹般是占據優勢的壹方。只有首先占據了優勢，才可以談到“讓”。
吳泰伯處於長子的地位，具有優勢，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具有優勢。在占據了優勢的時候，尤其是在占據暴力優勢的時候，當事人並不使用暴力。比如，吳泰伯占據了禮教的優勢，但吳泰伯並沒有使用禮教的規矩，來試圖做出堅持。（禮教是壹種規矩，也就是壹種暴力，是壹種強迫他人遵守的力量---暴力，雖然禮教的暴力不比法律的暴力強烈）。再比如周文王，占據了國家力量的優勢，但周文王並沒有使用國家力量的優勢，來進攻殷朝，而仍然是服侍於殷。
可見，至德，是在競爭之中占據優勢的壹方，所特別具有的壹個德行。在競爭之中沒有占據優勢，則談不上讓，談不上至德。吳泰伯如果不是長子，他不繼承王位，也沒什麽好說的，周文王如果不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他不進攻殷商，也沒什麽好說的。在競爭中做為優勢的壹方，放棄自己在暴力上的優勢，給民眾帶來和平與希望，這就可以稱之為至德。
如果占據優勢的壹方堅持叢林法則，從而使用暴力，帶來戰亂，帶來惡行的滋長，這當然也談不上德行，更談不上至德。
通過以上分析，可見至德並非僅僅在於三讓王位繼承權，重要的是，在於給民眾帶來和平與希望。這是孔子給出的“至德”本義的充分條件。
孔子儒學的核心內容在大學之道，指的是，親民，明明德，止於至善。在《論語》中，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二字，壹是要求忠，二是要求對各種不善，包括不忠，都要加以寬恕）。這裏都是給民眾帶來和平與希望的舉措，所以都是至德的行為。
由此也可以見得，並非只有在最優勢的位置上的人，才可以行至德之為，因為優勢與劣勢是相對而言的，任何人都具有自己優勢的方面，都有自己處在優勢的時候，所以人人都可以行至德之為，做至德之事，弘揚至德精神。
周易曰：厚德載物。給民眾帶來和平與希望（不是只有和平而沒有希望，也不是只有希望而沒有和平），就可以承載天下萬物的發展，這就是厚德，也就是至德。並非僅僅是可以給民眾帶來和平與希望的“讓出王位繼承權”才可以稱之為至德。
儒教主張“日三省乎己”，這種反省，近似於懺悔。中華經典古籍《左傳》中也強調：人非聖賢，孰能無過，若能改過，善莫大焉。主張懺悔改過，是最大的善（善莫大矣，沒有比這更大的善），認為是壹件比捐善款、做慈善、放生、做好事等等都要大得多的善。而佛教強烈主張懺悔，而且要求是大聲懺悔，在大眾廣庭之下大聲懺悔，懺悔自己“殺盜淫妄”與“貪瞋癡慢”等有違戒律的思想念頭與言行。但是這種極佳的修行方式，似乎被當代的佛教忽略了。
這些教義與主張，與至德精神所提倡是謙遜，有異曲同工之妙。這種精神或心態，或境界，可以消除和抑制人類的傲慢、自豪、興奮、喜悅之情緒，讓人恢復到平心、息心、平常心的狀態，有助於人的身心健康以及維持理性。
雖然儒家還主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當然，儒家的這種主張，與陳勝吳廣的口號“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都屬於以傲慢與自豪為基礎的亢奮之心境，這是弱者在競爭中處於劣勢的時候，所需要的興奮情緒，這應該是屬於“道”的範疇，與“德”的關系不大。當然，這種興奮情緒容易導致某些理性的缺失。
所以，這種在競爭中處於劣勢地位的弱者所持的“道”，與在競爭中處於優勢地位的強者，所持的謙遜或懺悔而致的淡然平常心（德），有所不同。
關於“道”,道家始祖老子稱之為“天地母”,“道”的另壹個名字是“大”，老子認為天大,地大,人大,道大.也就是說,天、地、人、道，都同屬於是道，都有“天地母”的屬性。從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下萬物都是在“效法自己”（法自然），也就是在效法“天地母”。這與佛教的“壹切唯心造”有相近之處。
當處於強勢地位的人要堅持叢林法則，對弱者大加壓制的時候，那麽必然就有讓處於弱勢地位的民眾閹割成“太監”的需求與制度出現，也必然會出現讓處於弱勢的女子裹腳的需求和風俗出現。這兩個中華文化中所特有的現象，與至德精神是完全背道而弛的。這是在中國處於強勢地位的人拋棄至德精神，發揚了中華文化中“失德”與“缺德”的糟粕，而出現的惡果。
可見，當處於強勢地位的人，放棄了至德精神的時候，放棄了謙遜精神的時候，剩下的，只有希望無盡的鞏固強勢地位，希望無限地鞏固強權，這如同武俠小說中的口號“壹統江山，千秋萬代”。他們不知道世界上，總有潮起潮落，總有陰陽圓缺，壹個勢力，隨著時間的流逝，不可能永遠處於強者的地位，關鍵是，當自己隨著自然規律，處於弱者地位之時，如何保障幸福安康。
在儒家經典所主張的“明明德”的體制下，中華歷史上堯舜所行使的以眾人推舉為基礎的禪讓體制之下，完全等同於在民主制度下，人們根本不害怕處於弱者地位，人們根本不害怕失去強權，人們根本不害怕競選失敗而當不了總統。只有專制制度下，人們才萬分害怕失去權力，失去領導人的位子，從而不惜行使壹切醜惡而保衛這些強勢位子，從而讓人間充滿了醜惡與劣行，包括各類假人、假話、假事、假物。因為他們知道，兵不厭詐，只有以假來做為武器，才是最有力量的，最有效率的。當強勢地位的人衷愛於“假惡醜”的時候，強勢地位的人必然拼命排斥並憎恨“真善美”，因為“真善美”會讓他們失去力量，從而失去強勢地位，這必然是喪失至德精神的結果，必然是喪失謙遜精神的結果。
也由此可見，吳氏文化的至德精神所持的謙遜心態，給世界帶來的，將是真善美，將是和平與希望，而不僅僅是給世人（無論是處於強勢地位的，還是處於弱勢地位人）帶來幸福安康。
至德精神是儒家文化的精髓，是中華文化的精髓，也是東方文明的精髓。當處於強勢地位之人在秉承中華文化精髓之時，給這個世界帶來的，也必然是公開、公正、公平，以及自由、平等、民主，從而為這個世界帶來光明。而不是在驚恐萬狀之中，拼命維護這個世界的黑暗。
由此可見，吳氏宗親，在東方，在全世界，弘揚吳氏文化至德精神，為世界帶來和平與希望，是壹件前途光明而居功甚偉的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