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揚州人，1966年入揚州市西門街小學，1971年入揚州市魯迅中學（今揚州大學附屬中學）、1976年初高中畢業。1976至1977年間，先後當過壹年半的臨時工和徒工。1978年錄取為揚州師院中文系77級本科生。1981年本科畢業，1982年考取本校現代文學專業研究生，1985年在南京大學獲得碩士學位。1985年考取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從唐弢教授攻讀博士學位，於1988年畢業並獲得博士學位。隨即分配至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先後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1991年與友人***同創辦《學人》叢刊，1996年起擔任《讀書》雜誌主編，2002年受聘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曾先後在哈佛大學、加州大學、北歐亞洲研究所、華盛頓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柏林高等研究所等大學和研究機構擔任研究員、訪問教授。主要著作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1990）、《無地仿徨："五四"及其回聲》（1994）、《汪暉自選集》（1998）、《死火重溫》（2000）、《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兩卷本，即出）等。編有《文化與公***性》、《發展的幻象》等。多種著作、論文被翻譯為英文、日文、韓文、法文等。
采訪汪暉先生是壹次有意思的經歷。因為在關註77、78級的視角上他與別人不太壹樣，所以在回答我們的問題時他給出的答案也跟別人不壹樣。開始我們還試圖扭轉他的思路，但很快發現自己是徒勞的，在他斯文有禮的外形下有很倔強執拗的個性。索性就跟著他的思路走好了。也沒什麽不好，不同的關註角度，不同的思路也許正說明了汪暉身上特有的東西。
這種"不同"很可能與他來自壹個南方城市的壹所師範學院有很大關系。雖然他後來考取了研究生、博士，但他的很多同學至今在農村、縣裏的中學教書。汪暉壹再強調，是後來環境的不同造成了各自不同的道路，他的很多同學都是非常出色的人。現在雖然他們在很不同的環境中，但大家都成為業務骨幹，為培養當地的大學生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汪暉對他們的贊美是發自內心的，以至於他總是不自覺地重復他同學們的"聰明"和"了不起"，在整理他的采訪內容時我們不得不把重復的地方壹再刪掉。
其實我們發現汪暉先生是壹個很理想化的人，所以他才對中國的底層群眾投以那麽大的關註。但我們想，他也應該是壹個矛盾的人，畢竟他也贊同"人不能拔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球"。所以在談及自己的理想時，他說自己真正希望的是過壹種四處漂遊，自由自在的生活；希望找到壹處安安靜靜的地方念書，不需要很好的條件，只要可以隨意地看書，自由地思考。
問：在我們的采訪對象中，談及上大學前的經歷不外乎兩種：壹種是應屆生，壹種是上大學前有過工作或者上山下鄉經歷。不知道您是屬於哪壹種？
答：我上大學前是工人。17歲的時候我從揚州市魯迅中學（今揚州大學附屬中學）畢業，沒有下鄉，因為年齡比較小，不能正式分配工作，先後在兩個工廠做臨時工。第壹個是壹家制罐廠，我在那兒做絞肉工。主要的工作就是把肉從冷庫拉到車間，然後用大臉盆把肉放到絞肉機裏攪拌，比較辛苦，蠻消耗體力的。我幹了有半年多，就換到另壹個工廠揚州毛紡廠，在擋車車間做打包工。做了大半年後，也到年齡了，就被正式分配到揚州市無線電壹廠。我進廠的時候就已經聽說要恢復高考了。所以在那兒工作的幾個月，實際上是壹邊工作，壹邊等待考試。
問：後來您考取的是哪壹所大學？
答：我考取的是揚州師範學院中文系。雖然中國十年沒有高考，但我們自己其實都在讀許多書，對文學有很大的興趣。當時大家對高考有說不清的感覺。父母希望我參加考試，當時許多人也在準備。我那個時候年紀小，覺得即使是下鄉也挺好的，考大學就是換壹個環境，並沒太大感覺。其實在工廠也很愉快。
問：參加高考時給您比較深的記憶是什麽？
答：高考在我們的生活中是壹個很重要的事件。當年我有兩個很深的印象：
壹個印象是，我們"文革"十年都是在中小學度過的，非常自由，不像現在有那麽多競爭，要那麽拼命地復習考試。當時的課內知識是不夠的，所以每個學期我們都要學工、學農。在這個過程中，小孩子們是壹種很友善、平等的關系，當然也會有很多其他問題，打群架了，鬧事了，就像《陽光燦爛的日子》裏似的，但都很平等。後來到了工廠大家也是壹樣的。高考給我們的第壹個感覺就是大家突然面臨非常激烈的競爭：就是十年的畢業生同時競爭壹年的大學生名額，而第壹年全國招考的大學生是非常少的。這個競爭第壹次讓我們意識到同伴之間的差別。大家原來都是壹樣的同學，在壹起玩，忽然通過考試人就分開了，命運也不太壹樣了。周圍的人對妳的看法也變了，妳是大學生，他不是大學生，或者他是重點大學的大學生。現在當然差別也大，但那個時候好像顯得更厲害。所以這個是我面臨的第壹次競爭和分化，是涉及到孩子之間友誼的壹個考驗。這個是我印象非常深的壹件事。
第二個印象，就是報文理科。我母親是文科的大學老師，文革時，文科當然受的破壞是最大的，文科老師受的批判也最多，文科帶出來的問題都是很嚴重的。包括我父母當時都受到了壹定程度的沖擊。所以我父母堅決反對我學文科，絕不允許我報文科。在父母堅決反對的情況下，我就開始復習理科。但到了報名的時候，別人到我家送報名表，正巧父母不在家，我就自作主張填了中文。可是當時我還從來沒復習過文科。所以考試我的總分並不高，只有語文高壹些。
問：為什麽那麽喜歡學文科，甚至不顧父母的想法自作主張地填中文系？
答：因為我喜歡啊，從小就壹直讀這些書。雖然父母反對，但還是從小受到他們的影響，家裏也有很多藏書。
問：上大學前想沒想過將來要做什麽？
答：我們的少年時代是在文革中度過的，那個時候和現在不太壹樣的壹點是，未來是特別不確定的。壹方面妳知道妳可能會下放，會去工廠；但另壹方面，其實特別不確定，妳不太知道妳以後會做什麽。現在年輕人會想，我要到壹個外企去工作，我要拿多少工資，考試的時候就在設計整個壹生的未來。但我那個時候沒有。這與現在的人真的不壹樣，可能不光是我，而是壹代人的經驗。
問：念大學時印象最深的是什麽？
答：那個時候的同學都非常用功，以1977年為背景產生出來的這壹代人，我覺得是空前絕後地用功，那麽用功非常少見。等到79級、80級以後，情況就發生明顯變化。雖然那個時候念書的條件好了很多，但念書的熱情好像不那麽高了。可能是因為這十年有人做了知青，有人作了工人，覺得耽擱了；而且77、78年是中國社會非常特殊的思想解放時期，在那樣的條件下，大家都極為熱情地讀書。
當時大家都超時讀書，很早起來背書，很晚才休息。學校後來覺得這樣不行，規定11點所有教室燈都要關掉，而且宿舍的燈泡度數也很低，只能壹般照明。為這個我還卷入到與學校的沖突，因為我們把宿舍的燈泡換了個度數大的。但即使關燈以後，還有很多同學想方設法念書，所以晚上11點以後妳到教室會發現裏面都點著蠟燭。那真是壹個非常特殊的時期。
問：在大學中收獲最大的是什麽？
答：首先是學到了很多知識， 77、78級幾乎是中國恢復高考後中惟壹有幸得到老壹代學者教育的大學生，這個情況在79級以後就很少了。我記得很多文革時靠邊或者被打倒的老專家、老權威，在1977年以後還有那麽壹段短暫的時間走上講臺。我所在揚州師範學院是個小學校，但中文系當時非常強，很多老師在其工作的領域裏與全國任何壹個學校比，都是領先的。很多全國著名的老教授，當時都給我們上本科的課程。我們受過這壹代老師的教育，與後來的大學生有壹點點不壹樣。說不清楚具體不同的是什麽，可能在看待文學、歷史方面和他們有些不太壹樣的地方，這個不是用語言能說清楚的。
第二個收獲最大，就是確立了自己的興趣。中學的時候沒想過將來要怎麽樣，就是想做點事。念大學時形成了興趣和對未來的想法，並開始考慮通過什麽方式來實現。比如說，我就決定自己需要考研究生。
問：談到這壹批大學生，很多人評價他們是非常幸運的壹代，有非常好的歷史機遇，您怎麽看待這種說法？
答：妳說的機遇我很難說清楚。因為77、78屆學生的分配與所在的學校有很大關系。比如妳畢業於南京大學，那麽大學和省政府機關等地方有很多好單位等著妳。我在揚州師範學院的大部分學生畢業後還是去做中學老師。這壹點與今天大學生不同，今天的大學生不是定向的。我們那個時候大學生畢業分配基本上還是從哪兒來回哪兒去，回到妳的老家去重新分配，甚至哪個中學都是決定了的。我現在很難評判這個好還是不好。今天的大學生自主性很大，但今天中國的大學畢業生人數多，而且已經積累了這麽多年，擇業也是非常困難的。
當年從不好的方面講，就是個人缺少選擇職業的自由，將來到哪去由不得妳。我當年是考上研究生了，雖然當時大學也表示要留我在學校教書，但我已經做好思想準備到壹個中學去。
現在我的很多大學同學都是農村、縣裏、城裏中學教書的骨幹，而且有些還榮獲了各種各樣的榮譽。當然也有當校長的，但大部分都是在中學裏。尤其我回老家的時候，還是蠻感慨。他們長期做這樣的工作，而且做得非常好，貢獻非常大。現在農村的中學培養了很多大學生，這與他們的勞動是完全不能分開的。但今天的大學生基本上就不願意再回那裏做老師了，這是個很大的問題。很多農村民辦老師工資無著落，農村嚴重缺師資，這個得問問我們的社會，用什麽樣的方式解決這個問題。壹方面國家硬性安排是有問題的，因為妳限制人的自由；但另壹方面，國家要用什麽樣的政策，鼓勵大家去那些地方，否則這個社會壹定是越來越分化的。
考取大學對我們這些人確實是個機遇，但從另壹方面看，也不是什麽特別的機遇。我在這件事的認識上也是有矛盾的，壹方面現在就業的多樣性很讓人羨慕，但另壹方面，對那壹代人來講，有了壹個學習的機遇，畢竟受了這樣系統的訓練後，他們才能做很多事情。
問：您談的這些對我們有壹些新的啟發，在此之前我們並沒有接觸過這樣的話題。
答：可能因為妳們采訪的都是名牌大學畢業的人，都是出名的人。而我是從壹個非省會城市大學畢業的人，我比較了解這壹點。我到過中國很多名牌大學，在國外還呆過好多年。
雖然我在學術的道路上可能走得遠壹點，但我從來沒有覺得我大學同學們的智慧就比別人差，從來沒有。對於我的這些同學，有壹點我是非常清楚的，就是這些人是非常聰明而且非常用功的，後來他們的職業發生分化只是因為大學後所處的環境不同。有的人做了壹輩子中學老師，有的人考了研究生，有的人有了別的機遇，做了各種各樣的事。後來很多人出了名，做了很重要的領導工作，但這個跟他們個人的智力沒什麽關系。他們中有的確有非常非常優秀的人物。
雖然揚州師範學院的基礎教育非常紮實，但到了第四年基本就是教妳怎麽去做壹個中學教師，而不是教妳如何去做研究。它的教育方向就是這樣的，而且我的同學年紀也比較大，他們考慮問題相對實際壹些。尤其那個年代年齡偏大的人外語相對差壹些，而考研究生外語是先決條件。其實有的人非常有能力，可是他英語不行，不能考研究生，喪失了進壹步深造的機會。
然而他們在各自的崗位上做得很好，我覺得這個社會分工就是這樣的。77級的各個同學，基本上都是學校教學的骨幹，或者是校長或者主任。有幾個同學，印象中被評了很多獎，據說是非常優秀的獎勵。我不太懂中學老師的評級，反正被認為是非常非常好的老師。我覺得他們是很了不起的壹些人。
問：您認為是什麽造成了這種分化？
答：就是考試嘛！因為分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大學的等級制度。即使上了大學，還有大學的等級，名牌大學和地方大學差別是非常大的，分配取向也是非常大的。像我念大學的時候南京大學是全國性分配，而且省級機關、很多大機構都向它開放。而我們學校就不壹樣了。中國大學的分級制度是壹個很重要的分化根據，妳進什麽大學實際上對妳的未來起極大的作用。當然再後來的壹個改變就是考研究生，妳考到什麽地方，獲得的資源和地位是不壹樣的。我到北京念書時的機遇跟我在揚州時完全不同。這個就是中國教育體系裏面的等級。這個在西方也是壹樣的，哈佛大學的學生跟壹個地方學校的學生機遇是不壹樣的。當然他們的流動性可能比我們好壹些，我們現在也比過去好壹些。雖然大學名牌與非名牌還是不壹樣，但就業是自由的。我們那個時候是國家分配，國家只給妳這樣的編制和名額，妳不要想跳出這裏到別處，妳不可能自由去申報另外的單位，不管妳有大多能耐，沒有用的。這是當時規定的。我所說的三六九等的問題並不僅僅是現在才分化的，只是分化的方式是不壹樣的。當時是用國家強行規定的辦法，讓這些人到這些農村、縣裏的中學去。中國社會應該讓不同的區域通過教育體制獲得公平利益，而不能讓好的地方越來越好，壞的地方越來越壞，最後壞的地方大量出現農民孩子失學的問題，因為整個教育水平低，沒有好的老師，學校辦不好，孩子上學也考不取大學。壹代壹代就變成這樣惡性循環。
人先天的差別有多大？我認為沒多大。即使有影響也是很小的。之所以造成分化都是因為後天條件造成的。我的社會理想就是讓這些人有更公平的機會，這是壹個社會應該更努力做到的。
問：接下來我們談談《讀書》雜誌。現在很多學術類的雜誌生存困境很大，《讀書》現在的狀況怎麽樣？
答：《讀書》沒有生存困境，平均每期發行十多萬，在經濟上完全自負盈虧，而且每年還上交三聯書店很多利潤。《讀書》應該是知識界比較成功的壹份刊物。
問：壹般來講都說"曲高和寡"，《讀書》是如何作到不僅品位高，而且廣泛受到讀者歡迎？
答：第壹，雖然《讀書》是有很多學術內容的刊物，但給我們寫作的這些學者和知識分子並不是像給學報寫論文的那種寫法，所以《讀書》還是有很多好看的文章，還是很多人都願意看。第二，我們追求的是讓《讀書》成為壹個社會公***論壇，這樣壹個論壇不斷地觸及當代人們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問題、危機、矛盾以及我們未來的前景。這樣的討論壹展開，就會引起很多人的註意。當然，我們主要是從"讀書"的角度提出這些問題，但只要妳觸及這些問題了，自然就有很多人會關心、會看。另壹點是《讀書》堅持多樣性。《讀書》當然有自己的標準和取向，但裏面能容納不同的聲音，不同的問題，所以它有壹定的廣泛性。《讀書》的作者群落是好幾個輩分的人，包括費孝通、清華大學去年去世的著名水利學家黃萬裏先生，都是快100歲的人；中年壹代給我們寫文章的也很多，像王蒙。再往下的像王安億、葛兆光、陳平原等等。現在又有更年輕的。海外的留學生，甚至西方的學者、亞洲地區的學者都給我們寫稿子。所以《讀書》的知識資源比較豐富，別的雜誌想得到這樣的資源就比較難。
當然，更重要的壹點是，中國有非常廣泛的讀者群，他們有很好的讀書習慣。《讀書》的讀者完全分布在不同的社會階層。
問：每壹本雜誌都有自己的定位，《讀書》的定位是什麽？
答：是以"書"為中心的思想評論、文化評論。書有"大書"、"小書"、"書裏"、"書外"，不光是讀書本，也包括讀社會這本"大書"。所以形成的是壹個公***論壇，揭示社會的壹些問題，引發思考。當然最重要的壹點，至少是我做主編的時候，我確定它基本不是壹個振臂壹呼的雜誌，也就是所謂喊口號的雜誌，它的基本目的是讓人思考。它發表很多大家的思考在裏面，讓讀者也參與到這種思考和討論當中來。比如說大家經常說WTO帶來的機遇、挑戰等等，但《讀書》想到的是WTO本身存在的問題，《讀書》雜誌的聲音和壹般媒體的聲音是不壹樣的。在大家壹般肯定的時候，我們會想到這其中的很多其他問題。這些文章組織在壹起，就推動人們對我們所處世界的處境的思考，這個我想是《讀書》的壹個方向吧！
問：但現在有壹部分讀者反映，《讀書》似乎越來越專門化了，不再像以前那樣具有普及作用。
答：有壹些文章是專門化的，這個就涉及到壹個問題，《讀書》壹定程度上也有與大眾趣味之間的……怎麽說，壹種互動吧。假定我們社會的閱讀都變成了大眾口味，稍微難壹點我們就不肯去看了，我覺得這是壹個嚴重的問題，這會讓我們喪失反思能力。今天妳在大街上走壹圈，會發現娛樂性的刊物有無數種，多壹種少壹種都無所謂。《讀書》堅持有壹定的挑戰性，包括知識上的挑戰性是必要的。當然不是說難懂就是好的，不是這個意思。但我覺得《讀書》不能完全變成大眾刊物，如果是那樣，這個社會也挺悲哀的。就像現在香港、日本很多地方，他們只看連環畫，連文字都不看了。在日本的地鐵裏都是賣連環畫的，文字很少。我覺得這個對我們的社會不是什麽好事情，這樣對待知識和思想問題，說明這個社會有很大危機。
我們的社會已經有很大危機，比如缺少反思能力，總是跟著潮流走，《讀書》不太願意這樣。我寧願做出壹定的犧牲，也要保留它這壹部分。我們盡量要作到好看，但不能說完全討好大眾口味。我知道在這樣壹個時代，大家都喜歡輕松，所以已經很少有同類的刊物願意再做與《讀書》同樣的事情。但《讀書》在這件事上不能放棄。《讀書》發表壹些難懂壹點的文章，是因為背後都是有問題存在。如果整個社會變成除了搞笑沒有別的，蠻可悲的。我不是反對人家做這個，因為社會也需要這個，但如果壹個社會連壹份兩份嚴肅壹些的刊物都不能容納的話，我覺得不僅是這個刊物的悲哀，也是這個社會的悲哀。
問：現在是壹個商業化的社會，《讀書》又是壹份自負盈虧的雜誌，但妳們似乎很少做自我宣傳，為什麽？
答：我們自己的確是很少做宣傳。很多朋友也說，《讀書》也應該多做壹點宣傳，也許將來會做的。但《讀書》的方式就是這樣的，已經形成壹個傳統，就是讓大家自由來去。這是壹個樸素、低調的方式。
我剛才說了，《讀書》不是壹個振臂壹揮的地方，大家討論的問題很尖銳，但不是故意說壹些刺激人的話，讓大家騷動壹下。我不欣賞這種方式。《讀書》觸及的問題本身都是特別嚴重的問題，我們要做的就是讓壹些人認真的思考和想象這些事情的重要性。
刊物嘛，做宣傳當然也是重要的，但有的時候妳也得相信讀者。文化產品，《讀書》也好，壹個人寫作的論文也好，壹個人的研究著作也好，壹本小說也好，最終的判斷掌握在讀者手中。妳說廣告重要嗎？廣告是重要的，但讀者的判斷是最重要的。文化、思想、學術不同於壹般的商品，不同於空調、酒，這是不壹樣的。不是說我反對廣告，我不反對，而且《讀書》這方面應該說做得不夠……只是我覺得，有時候這也是壹種姿態，因為實在不喜歡變成商品。
問：《讀書》上的廣告多嗎？
答：很少。只有壹些書的廣告，我們不登別的廣告，除了出版社宣傳圖書的插頁廣告。
問：如果有廠家要求做廣告，妳們登不登？
答：基本上沒有做過這些東西，而且我覺得，突然有壹個廣告發在《讀書》上，熟悉《讀書》的讀者會很不習慣。我現在很難確定，但基本方針是不登。
當然《讀書》是要生存的，在生存和廣告之間做抉擇的時候也許我們會妥協，這個不是不可能。但問題是現在我們沒有生存的壓力。
而且我覺得《讀書》是為大家服務的。也許因為我不是商人，也不是三聯書店的人，只是應他們的邀請做主編。對我來講，我們做的事情很大程度上帶有義務的性質，我沒想過要用它賺錢，我想的是要讓它為大家服務。這是真實的壹個狀況。但坦白地講，現在我們的編輯待遇很不好，我們會盡量改善編輯工作條件，但這個改變不是把《讀書》變成賣的商品，如果這樣的話，《讀書》也就不是《讀書》了。
問：您自己是如何讀書？
答：我讀的書是跟自己研究有關的，跟壹般人可能不太壹樣，最近幾年主要在讀17、18世紀的壹些史料。當然我也讀壹些新的研究書。每天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讀書，只要沒什麽特殊的事情，就從早上讀到晚上。
問：您覺得這些年來，您的內心世界與外部的大環境是壹種什麽樣的關系？
答：首先沒有壹個人能完全超越自己的時代，社會的變化對我們這些人從生活到職業都有很大的影響。第二，有影響不等於妳完全要順著時代的潮流，妳有順應，有適應，也有反抗，有協調，有各種各樣的過程，無非就是這樣。
妳在這個社會生活，妳不能拔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妳總是要跟著社會在很多方面發生變化。但每個人畢竟已經有自己的世界觀，自己的生活態度，所以不可能說我什麽都適應，什麽都贊成。壹個知識分子更是這樣。對我來講，我的生活方式並沒有因為外部環境有什麽變化。但改革開放以後，我能夠做學術研究，發表文章，在國外教書，這個在過去是不可能的，這也是社會變化的壹方面吧。但不等於說，這個社會所有的價值我都要接受，不是這樣。
補充采訪：
1. 對您來說，20年來幾個比較關鍵的轉折點是什麽？您覺得在壹生最重要的幾個選擇關頭，您把握得如何？您把握的標準是什麽？
人的壹生都在選擇。我自己還沒有來得及總結我的壹生，這個問題我得以後再回答了。
2. 為什麽要離開社科院的工作到《讀書》來？在《讀書》工作過程中，遇到過動搖的情況嗎？您是怎麽解決的？
我在《讀書》只是兼職，並沒有離開我的研究工作。我來《讀書》純屬偶然，因為三聯書店的董秀玉總編輯邀請我來，我不能推辭。我本來沒有長期做編輯工作的打算，也許因為不斷地面臨挑戰，所以反而留下了。我從來沒有因為遇到困難而動搖，動搖總是因為內心感到懷疑才會發生。
名師訪談訪我校學術新人獎獲得者汪暉教授
●新聞中心記者 冷凝
“壹個人壹生能做出來的東西其實很有限，我希望盡我有限的能力做得好壹點。”我校2003年學術新人獎獲得者、人文學院教授汪暉如是說。
“人文研究課題壹般都需要很長的時間，需要大量閱讀、研究和思考，不是壹年兩年就能完成的，要靠積累，靠傳統，不能急功近利。人文學術成果的意義有時候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呈現出來。影響很大的作品未必都是價值很大的成果。”壹直就行走在這條路上的汪暉對“路況”感觸頗深，他的即將由三聯書店出版的《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壹書的寫作過程歷時十三年。
汪暉是文革後第壹屆大學生，他是在魯迅的學生唐弢先生的指導下完成的博士學位，在人文研究領域已經耕耘20多載，來清華大學前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且研究成果頗豐。他的第壹部著作就是研究魯迅的，後擴展到思想史方面。他撰寫的《反抗絕望：魯迅及其〈吶喊〉〈仿徨〉研究》壹書是新時期魯迅研究著作中被引用最多的著作之壹，在中國現代文學和魯迅研究界被公認為新時期魯迅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先後在大陸和臺灣出版了三個版本。壹些魯迅研究學者將該書視為改變魯迅研究範式的重要著作。他完成的《賽先生在中國的命運：中國近現代思想中的科學概念及其使用》、《地方形式、方言土語與抗日戰爭時期“民族形式”的論戰》、《嚴復的三個世界》、《科學話語***同體與新文化運動的起源》、《章太炎與近代中國思想中的個人觀念》等論文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好評，其中若幹論文已經分別被翻譯為英文、日語、韓語。他撰寫的《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中國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科學主義與社會理論的幾個問題》等長篇論文先後被翻譯為英文、日文、韓文、法文、意大利文、阿拉伯文，在《社會文本》(美國)、《世界》（日本）、《創作與批評》（韓國）、《當代批評》（韓國）、《世界報外交雜誌》（法國）、《宣言》（意大利）等重要學術刊物發表。
在撰寫《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的過程中，隨著研究的深入，碰到的問題也越來越多。汪暉沒有在某壹個層面停下來，因此該書的出版日期壹次又壹次推遲。“文科做到壹定的程度，跨學科的性質會出來。如果要進入壹個新的領域，就要花很多的精力，需要進行大量的閱讀和積累。” “壹個好的課題會讓妳越來越深入地做下去。在撰寫《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的13年中，出版過壹些階段性成果，有歷史的，也有理論的，但都是為了解決這部著作中的壹些問題而展開的。剛開始寫作時沒有想到會花這麽長的時間。”
發現壹個問題，找到壹個解決方向，都會令汪暉興奮不已。“壹個好的課題會讓妳越來越深入地做下去。在撰寫《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的13年中，出版過壹些階段性成果，但都是為了解決這部著作中的壹些問題而展開的。剛開始寫作時沒有想到會花這麽長的時間。” 通過深入的研究，發展出既能回應當代世界的變化和問題，又植根於深厚的傳統之中的學問，進而形成自己的獨特的學術視野，這是汪暉立誌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