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68年9月，時值全國各地普遍建立了革命委員會，正所謂“全國河山壹片紅”，於是，這個特殊的時刻給許多那些日子出生的孩子留下了終生的烙印，他們的名字要麽含有“建”、要麽含有個“紅”，而我則是兼而有之。至於現在的名字還是在我升上初中時，自作主張硬性修改的。 後來我們這壹代人擁有著幾乎相同的經歷，70年代開始接受教育，80年代有機會上大學，並且多數人在這個時候喜愛上了壹項激烈、勇敢的運動，它就是足球。於是，我們有了壹個統壹的稱謂：六八式。唯壹的不同是大家彼此都有各自的軌跡，具體到我：就讀於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把
劉建宏寫真集(20張)當初的選擇做為自己終生的職業，並且還有幸把最大的愛好和工作結合在壹起。 1986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就讀廣播電視專業，1990年畢業。後在石家莊電視臺工作6年。1996年3月底轉到中央電視臺足球之夜欄目工作。 很小的時候就想做個記者。雖然寫作文的時候也曾煞有其事地忽而表示要當科學家，忽而又要參軍衛國，但只有記者這個職業最具誘惑。所以高考報誌願，十個選擇中新聞系就占去了八個。等到畢業才發現除了會點皮毛，別的竟然壹竅不通。於是更鐵了心端住“記者”這碗飯。原本以為足球只是個人的業余愛好，純屬雕蟲小技，孰料機緣所至居然把工作與愛好混為壹談。轉眼間四個賽季匆匆而過，忙碌之余偶有所得，體育之於生活就像是溫度計，生活的熱度如何壹望可知，足球越深入人心，說明我們的社會越繁榮昌盛。明白了此中道理，仿佛人生、事業、都找到了支點，不禁欣欣然樂此不疲。
劉建宏進京
1995年底，張斌、韓喬生在上海參加了“足球工作會議”，感受到職業聯賽的火暴，辦壹個足球專題節目的念頭越來越強烈。1996年初，在石家莊電視臺工作的劉建宏跑到北京尋找新機會，他到中央電視臺看望大學裏的師弟張斌。
藝術照(5張) 張斌說，中午去吃飯，我和同事要談壹個新節目，妳也壹起吧。飯桌上另外兩個人是黃健翔和韓喬生。壹頓午飯下來，張斌確定了《足球之夜》的口號和方向——球迷每周的節日。劉建宏也確定了自己的方向：離開石家莊，到北京加盟《足球之夜》。
劉建宏在大學裏比張斌高壹個年級，1986年，人大和復旦預見到電視的發展前景，第壹次在全國範圍招廣播電視專業學生。劉建宏考上了人大新聞系廣播電視專業，畢業之後分到石家莊電視臺，幹了6年，戲稱除了沒拍電視劇，電視行當裏的壹切都幹了，包括當地春節晚會的主持人。
他回憶1996年初要離開石家莊的心態：“那時候我窮困潦倒，不順心，根本沒有想過未來什麽樣，沒有壹件讓自己幹起來很興奮的事情。我剛去石家莊電視臺的時候，那裏連導語的概念都沒有，它給了我很多的發展空間。但我22歲進臺，能看到我50歲或者退休的時候是什麽樣。我決定從那裏出來，到北京就是要尋求變化。我的朋友當時對我說：妳到北京就是當孫子來了，誰都是妳爺爺。妳踏實幹活就得了。我這次賭博是壹個巨大的成功。”
“農民背景”
劉建宏總忘不了自己的“農民背景”，他說：“我是壹個農民。
主持《足球之夜》節目(12張)我父母是第壹代城市居民，但我們沒有城市親戚，親戚都在村裏。我從中國最窮的小村子到縣城上學，再到中等城市，到大城市，混到現在社會階層上也算是高級的了。但我開車4個小時就能回到我的村子，那裏還有我的親戚和朋友，這樣的跨度讓我明白什麽事都要壹點點來。”
後來有壹個詞被用來框定那些從外省到北京、想打出壹番天地的年輕人——“北漂”。今日功成名就的“劉甲B”淡然看待最初的艱辛，但偶爾，劉建宏會感覺到委屈：“中央臺有規定，周六周日來上班，臨時工作人員要登記，要填上妳是哪個部門的，幾點來的，這是壹種侮辱。周六周日來加班都是臨時工作人員，如果妳不相信這些人，平時就不該讓他們進來。”
劉建宏
《妳好，世界杯》
2002年世界杯，劉建宏主持《妳好，世界杯》，對韓國隊的表演實在看不過去，話裏話外語帶譏諷。韓國使館提出抗議，臺裏領導要體育中心嚴格管束，體育中心領導稱：這是壹臨時工，不好管，把他收進臺裏才好管。在體育頻道工作6年之後，劉建宏算是臺裏的人了。
金話筒獎
2003年11月，劉建宏憑借前壹年主持的《妳好，世界杯》拿到了金話筒獎。在此之前，體育節目的主持人還沒有拿過金話筒。宋世雄老師拿的是榮譽獎，類似於終身成就獎。體育節目主持人拿獎少，是因為體育節目有自身特點，體育比賽無法預知，主持與解說大多是即興的，沒有稿子。到現在體育的解說員和評論員也沒法和其他節目的主持人壹起評比。
生活照(16張) 劉建宏說起這個金話筒獎，頗有些《足球之夜》中深情的語氣：“我認為這是給我們壹代人的獎。其實從1995年，張斌、黃健翔就在電視上嶄露頭角，我是較晚才露面的。我拿獎有運氣的成分——張斌1999年後就不怎麽主持節目了，黃健翔更多的是現場評論，他們兩個都比我更優秀，只不過從事不同領域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