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思郁
二十世紀的法國被稱為知識分子的世紀，我們都熟知二戰以後是薩特的天下，而在二戰以前毫無疑問應該稱作是紀德的時代。當然這種成功對紀德來說，有些姍姍來遲，他已經五十多歲了，他的作品，雖然已經有了不好佳作，但是直到壹戰後才真正被讀者知道。也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他開始放縱自己的個性和名聲，他占據了人們的思想，成為了各種媒體的頭條和大眾飯後的談資。尤其他本來就是壹個不可捉摸的人，每壹本書的寫法都不壹樣，時而神秘，時而浮華，他的壹個個變化令人有種目不暇接的震驚。但是最令人震驚的還是那些說不清道不明的八卦、愛情、亂倫、性取向、戀童癖。壹戰後，紀德曾經想從幕後的陰影中站出來正式領導他主持的《新法蘭西雜誌》，但這壹舉動遭到了許多作家和同事的反對，其中尤其以詩人克洛岱爾的反應最為有代表性：“如果是這樣，我絕不會再在這個雜誌上寫壹個字。紀德的名字意味著雞奸和反天主教。”這兩者中的任何壹種在當時都是天理不容，更別說紀德兩者兼具。事實上，他始終為壓在他性生活上的禁忌而痛苦不堪，很久以來，他就打算寫壹本描寫同性戀的書，甚至打算向公眾公開自己的同性戀傾向，他覺得說出來不但是為了自我解放，也是為了解放所有被世俗和宗教偏見制造出來虛偽所折磨的人。
1910年，他寫了第壹版《科裏登》，1917年又重新寫這個題材，第二版發行量更低，幾乎不為讀者所知。1922年他寫了壹個新的前言，打算重版這本書，再次為同性戀辯護。天主教界聽到了消息派人來試圖說服他不要出版，反而激發了他的反抗。新版本還是於1924年重新面世，對紀德來說，這是“壹種解放的保障，誰能說清，究竟有多少人因為這本書的出版而得到了解放呢”。與此同時，他還發表了壹部自傳體作品，是他在壹戰期間完成的《如果種子不死》。他在書中講述他的童年，他的家庭，他的讀書歲月，他的宗教情感，當然也免不了提及他最初的同性戀傾向以及他的同性戀愛情，他的沖動與那種清教徒信仰之間的不斷沖突的性格。這種公開而真誠的袒露，再加上《人間食糧》的抒情，終於把紀德推上了“當代最偉大作家”的寶座，從而使他成為了真理的捍衛者。
當然，捍衛者的名聲並不是如此容易就唾手可得。1932年夏天，當紀德公開對蘇聯表示自己的好感時還是讓很多人感到錯愕不已。隨後，當受到法西斯脅迫的蘇***竭力擺脫孤立境遇時，當法國***產黨也向同情者敞開懷抱時，當形形色色的人都向左派知識分子靠攏時，紀德也加入了蘇聯陣營。我們看到他在大街上遊行，看到他簽名請願，看到他主持會議，看到他在大會上發言。這種“介入”行動的壹個結果是，1936年，紀德接受了莫斯科政府的邀請，到蘇聯進行為期十周的訪問。回到巴黎後，他決定公開發表他旅行中的日記，這就是我們後來熟知的《訪蘇歸來》。紀德在書中委婉而審慎地表達了壹個想象中的蘇聯與真實蘇聯的差距給他帶來的失望。
他在其中找到了什麽？壹個僵化的體制，壹種教條主義，壹種對絕對權力的屈服和畏懼，壹種對標新立異的打擊——當然，還有那些非人道的懲治同性戀的法律。在他原來設想中的蘇聯應該是擺脫壹切束縛和禁忌，擺脫資本主義的陳舊觀念的烏托邦，但他最終發現那裏其實不過是又壹個清教徒式的教堂而已。因為這本書紀德招致了很多的謾罵，得罪了許多的友人，介入了許多的論戰，但是他從沒後悔這樣做。在他看來，壞事就是壞事，壞事就需要揭露，需要真實。他只是在捍衛朱利安班達的知識分子理論，永遠捍衛真理，不管代價有多大，哪怕喪失自己的威望也在所不惜。正如他去世前所言：信賴正在尋找真理的人，懷疑那些已經找到真理的；懷疑壹切，但不要懷疑自己。他用自己的壹生向我們提供了壹種虔敬地實踐這壹方法的光輝範例。
對我而言，紀德始終是壹個困惑的存在，他的存在不斷解體又重新組合，每個時期都大為不同。他是壹個變幻無常，謎壹般的人物。他的存在顯示了人在自我探尋中必然經歷的仿徨和反復的過程，他正是在這些反復矛盾的過程中袒露了他始終不渝的真誠，對人性永無休止地追問，對真理永不停息的渴求。他堅信人具有多種可能性，所以他的人生格言是：體現盡可能多的人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成為了人的形象“不可替代的典範”（薩特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