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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文化嗎?

偶爾逛街時,壹直為各種古怪的念頭所糾結:店招的霓虹燈太刺目,櫥窗裏模特兒的裝束太艷俗,路人高論時的唾沫太星散,弄堂的晾曬衣服儼然搭成了涼棚。到了必須排遣的時候,便搖晃著把念頭們扔進名叫“文化”的大雜缸,然後開始再壹輪的胡思亂想。

文化確實是大雜缸,什麼都可以往裏面扔。街邊的舊郵筒,是文化,原汁原味的川湘菜,是文化,少女小腿在冬日裏的裸露,是文化,在夏日裏的嚴裹,更是文化。甚至七宗罪,撒旦的七個惡魔的化身,也可以倚靠在文化上:Gluttony是飲食文化,Lust是情色文化,Pride、Envy、Sloth是職場文化,Wrath和Greed,當然就是市井文化的組成。按照為大多數所接受的定義,文化是“人類活動的模式以及給予這些模式重要性的符號化結構”,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即使那人只是幾千年前的壹具木乃伊,也很堂而皇之地傳承著歷史文化。

但是獨自在家時,無論壹冊書、壹曲樂,還是壹株竹、壹盞茶,本都是很有底蘊的,卻又不敢輕易和文化沾上邊。若是壹不小心漏嘴說自己有文化,周邊人投過來的眼光必如看初啟蒙的童子,識得幾個字便自得。對個體而言,“有文化”似乎不是欽佩引發的評價。

那麼,上海有文化嗎?當然有。上海不是有著千萬計市民的城市嗎?即使他們什麼也沒曾做,什麼也沒正做,什麼也沒將做,光憑著還在喘氣,就是壹種生存文化。

於是,壹個叫韓寒的年輕人說了壹句“上海沒文化”,便招來抨擊:上海有燦爛的過去,有絢麗的現在,有輝煌的未來,怎麼沒文化了?

看韓寒的原話:“但是上海是壹個沒有什麼文化的地方。別的國家大都市,妳可以說,我們這裏有什麼建築,什麼酒店,什麼大街,什麼豪宅,這些上海市的領導也可以自豪地宣布,我們這裏也有。但當人家要說,我們這裏有什麼作家,什麼導演,什麼藝術家,什麼藝術展,什麼電影節,上海的領導就沒話說了。”細細品味壹番,方察覺韓寒之陰險,只輕飄飄的壹言,便用實質性的“藝術”取代了泛泛意義上的“文化”。藝術是什麼?藝術是“人類精神的升華,是生命內涵的養分”,是文化的組成,最難得的組成。文化常有,而藝術不常有。

韓寒這麼說的時候,他的眼光必放得不夠寬泛。如果他不在有意無意間忽略張群、吳鐵城時代,他也無法忽略壹長串熠熠生輝的名字:徐誌摩、梁實秋、郁達夫、施蟄存、吳昌碩、黃賓虹、張大千,以及蕭友梅的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和當時遠東第壹的上海工部局樂隊。只是,這些名字早已逝去。今日,別說這些名字,只說能夠望其項背的目光,恐怕也決絕於世了。

徐誌摩梁實秋們的年代,離我們已經太過遙遠。我們不需要目光投向塵封的歷史,只需慢慢的回首,看看我們經歷過的時代,看看我們曾經有過的壹切。

我們曾經有王安憶,《小城之戀》、《荒山之戀》和《烏托邦詩篇》曾使我怦然心動,但是她近年還有曾經如此打動我的文字麼?我們曾經有十二人畫展,讓我們連同記住了黃浦區少年宮。哪裏去了,那些曾經的新銳畫家?我們曾經為德˙西卡的《偷自行車的人》和希區柯克的《鳥》所震撼,如今使我們震撼都是些什麼?《阿凡達》而已。

曾經的上海音樂學院星期音樂會和靜安賓館室內音樂會,如今已無蹤跡。在那裏,我經歷過薛偉和錢舟們的慢慢成熟,註視過孔祥東在鍵盤上揮灑著《馬傑帕》,那是他啟程參加柴可夫斯基比賽的前夜。記得俞麗拿先生和她的四重奏組演奏的《帕薩卡利亞》,記得鄭石生先生上臺時的步伐,沈穩如大衛˙奧伊斯特拉赫,記得溫可諍先生壹曲《彩虹妹妹》的繞梁余音和之後暴雷般的喝彩聲,記得趙曉生邊在我遞上的節目單上簽名邊和朋友們打趣說“我也能簽字了”,那是他回國後的首次公開演奏。如今呢?音樂學院小禮堂成了賀綠汀音樂廳,這座城市也有了大劇院和音樂中心,與之相對應的,是上海交響樂團半個演出季的音樂會計劃。

托庇於執上海戲劇學院教棒的同學,我也曾經是他們學校實驗劇場的常客。曾經的壹年畢業演出,《亨利五世》,演出精彩,舞美更精彩。當國王和大臣們穿著廢舊報紙糊就的袍子出場時,觀眾哄堂大笑。就在不久前,我又接到邀請,《21克拉》。我不想貶低都市情景劇,可是,想壹想,我們已經多久沒有機會親近舞臺上的莎士比亞了?

城市的外表,越來越富麗堂皇;城市的內涵,卻在慢慢的衰敗。高人雅士之觀人,自與凡夫俗子有異,華服不能使之嘆,鄙誌必被鄙視。其觀之以城市,又何異哉?

面對這壹切,誰還能說,上海有著偉大的藝術和卓越的藝術家?誰還能說,上海是有文化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