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般人都會看，卻不會觀察，”他說“其實只要壹瞥，就可以從壹個人的臉上看出他的國藉，從手上看出他的行業；其余壹切，也可以從他的步伐、舉止、表鏈裝飾物、以及粘在衣服上的線頭看出來。
壹位病人走進屋裏來，我正在那裏教幾個醫科學生。諸位，我說：“這位先生在蘇格蘭高地部隊當過兵，大概是壹個軍樂隊隊員。”我指出他走路大搖大擺的樣子，象是蘇格蘭高地部隊的風笛手；他身材矮小，如果當過兵，大概是做軍樂隊員。可是他堅持說自己是鞋匠，從未入伍。
“我請他脫下襯衫，看到他皮膚上烙有壹個藍色的小小的‘D’字。在克裏米亞戰爭時，逃兵照例都烙上這個標記。他終於承認在高地部隊當過樂隊隊員。簡單得很。”
有壹個人聽了說：“貝爾醫生幾乎可以做福爾摩斯。”貝爾醫生立即叫道：“親愛的先生，我就是福爾摩斯。”
柯南·道爾在自傳裏承認，的確是從貝爾醫生那裏得到靈感，寫出小說中那位不朽的大偵探。
福爾摩斯的演繹與分析法則都是貝爾醫生在實際生活中常常講起的。“我壹向教學生註意觀人於微的重要性，瑣碎事物裏所含的意義無窮，”貝爾醫生有壹次對壹位新聞記者說，“無論做那壹種手工藝，幾乎都會在手上留下記號。礦工手上的疤痕和石匠的不同。木匠手上的胼胝和泥水匠的又不壹樣。軍人的走路姿態和水手有分別。特別是婦女，善於觀察的醫生往往可以準確地猜出她身體哪壹部分有病。”貝爾醫生相信醫生和偵探都必須培養觀察力，又說任何人發展了這種能力都可以使生活豐富有趣。他去世後，他的妹妹斯提士德夫人回憶說：“壹家人坐火車出去旅行，他便會告訴我們車上的其他乘客從什麽地方來，到什麽地方去，以及他們的職業和習慣。他不必跟他們談話，就什麽都知道。後來他證實果然觀察無誤，我們都認為他是個魔術師。”
壹天下午，貝爾醫生在皇家醫院裏辦公，忽然有人敲門。“進來，”他說，壹個人進來了。貝爾醫生瞪著眼睛看他。“妳為什麽煩惱？”
“妳怎麽知道我煩惱？”
“敲門時連敲四下。普通人敲兩下就夠了，頂多三下。”
那個人確有煩惱。
道爾有壹次對訪問他的人說：“貝爾醫生坐在他的會客室裏，喜歡在病人開口之前先作壹番診斷。說出他們的病癥，甚至道出他們過去生活中的瑣節。幾乎百不失壹。”
貝爾醫生每天對學生作事實證明，觀察力不是魔術，是科學。在皇家醫院裏，有壹個人走進來，他壹看就說：“是個鞋匠。”後來他對學生解釋說：“他的褲子膝部內側磨損，是鞋匠獨有的特征。那是他們放鞋砧的地方。”
道爾年輕時，是貝爾醫生的學生助教。壹次，有個病人進來了。貝爾醫生問道：“妳今天從南城來，穿過高爾夫球場，壹路散步，很快活吧？”病人說：“咦，妳看見我了嗎？”貝爾醫生並未看見他，但是解釋說：“今天下了壹場暴雨，所以高爾夫球場的紅泥粘在靴子上了。別處是沒有這種泥土的。”
道爾曾在自傳裏提到過貝爾醫生觀察入微的壹個例子。這位醫生默默地對壹位門診病人看了壹會，說道：“妳從前在陸軍服役，隸屬蘇格蘭高地部隊，不久前才退役。”
“是的。”
“是士官階級，駐紮在巴貝多斯？”
“是的。”
貝爾醫生轉過面來對他的學生說：“妳們看出了吧，他是位有禮貌的人，但並不脫帽。陸軍是不脫帽的，如果退役已久，應該已經學會了平民的習慣。他氣概威嚴，又顯然是蘇格蘭人。至於巴貝多斯，他患的是象皮病，這就證明他駐在西印度群島。”若幹年後，道爾對這件事印象猶新，曾在福爾摩斯偵探小說《希臘通譯》裏做詳盡的復述。
道爾壹八八壹年畢業於愛丁堡大學。掛起眼科醫生招牌。轉眼六年，仍然門可羅雀。因急於增加收入，改行寫作。開始不甚得法，後來受了法國小說家加波儒與愛倫坡的影響，決心試寫偵探小說。他要寫出個不落前人窠臼的偵探。
“我想起了我的老師貝爾，”道爾在自傳裏回憶說，“如果他做偵探，壹定會把這有趣味而沒有組織的行當改造成近於嚴密科學的事業。我越想越發生興趣。我該給這個人物取個什麽名字呢？”
他想到英國板球家和另壹位著名美國作家，都叫福爾摩斯，便替他的偵探取名為歇洛克·福爾摩斯。壹八八七年第壹部福爾摩斯小說《壁頓的聖誕年鑒》出版，並未立即轟動。但卻引起了壹位美國編輯的註意，於兩年後向他定購更多的福爾摩斯小說，從此這位偵探就成了文學上不朽的人物。
道爾文筆生動，每壹部福爾摩斯小說都引起歐美無數熱心讀者的討論。在《諾烏建築師傳奇》裏，壹個近似瘋狂的年輕人闖進了福爾摩斯貝克街的寓所，聲稱他名叫約翰·馬克法蘭，福爾摩斯懶洋洋地回答說：“妳這樣宣布姓名，好象我應該久仰大名似的，其實我對妳所知有限，只知道妳還沒有結婚，是位律師，也是互助會的會員，有哮喘病。”
貝爾醫生並不是永遠沒錯的。但他有幽默感。每逢訪客請他講述他的演繹奇談，他最喜歡說他診視壹位臥床病人的故事。“妳不是壹個軍樂隊隊員嗎？”貝爾醫生俯身對病人發問。“是的，”病人說。貝爾醫生很神氣地轉身對學生說：“諸位，妳們看出來了吧，非常簡單。他臉上筋肉癱瘓，是吹奏樂器過度所致。只要問他壹聲即可證實。妳奏弄什麽樂器？”
病人用肘撐起身體說：“醫生，我打大鼓！”
阿瑟?柯南道爾，英國傑出的偵探小說家，劇作家，被譽為英國的“偵探小說之父”。他1859年5月22日生於蘇格蘭愛丁堡，排行第三，上有兩位姐姐。自幼即喜愛文學，14歲時已能閱讀英、法文學作品，詩歌創作上表現傑出，中學時主編校刊。1882年（23歲）畢業於愛丁堡大學醫學院，開始行醫；1885年取得同校醫學博士學位。
柯南˙道爾在索思西開業行醫時，不斷向《康希爾》雜誌投稿。愛丁堡大學醫院裏的外科醫生約瑟夫?貝爾為了使講解生動有趣，鼓勵學生像觀察判斷左撇子修鞋匠或由高原兵團退役的中士那樣，對病人進行精確的觀察和邏輯推理，作出必要的判斷。柯南道爾受到很大啟發，在腦海裏形成壹個故事：壹個具有高度科學頭腦的偵探，遇到壹起謀殺案，作案人化裝成車夫……這個故事就是《血字的研究》的腹稿。經過仔細琢磨，偵探被命名為歇洛克?福爾摩斯。
《福爾摩斯探案全集》***有四部長篇及56個短篇：第壹部長篇《血字的研究》完成於1886年，隔年與其它作品合集出版於《比頓聖誕年刊》。作為壹個小說家，柯南道爾認識到他的主人翁必須有壹個陪襯人物出現。就這樣，《血字的研究》便以華生醫生的回憶形式來進行描寫，為今後許多側面的評論埋下伏筆。
《利平科特雜誌》的編輯看到這篇小說後，邀請柯南?道爾繼續寫壹篇關於福爾摩斯的偵探故事。1890年問世的《四簽名》，客觀上反映了對印度的殖民掠奪，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逐漸地，歇洛克?福爾摩斯立刻成為英國文學的著名人物。柯南?道爾連續寫了6個短篇故事：《波宮秘史》、《紅發會》、《身分案》、《博斯科姆比溪谷秘案》、《五個橘核》及《歪唇男人》，這些故事引起人們的極大興趣，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岸邊雜誌》約柯南道爾為他們寫更多類似的故事。於是柯南道爾開始寫第二批故事。第二批也是6篇，連同第壹批，在1892年匯編成《冒險史》。與此同時，《海濱雜誌》也向柯南?道爾邀稿，1892年以《銀色馬》為首的12個故事陸續發表，1894年匯集成《回憶錄》出版。
這時，柯南?道爾決心停止寫作這類故事，因此在《最後壹案》中，讓福爾摩斯墜入深淵身亡。此舉使讀者大嘩，有超過兩萬人取消訂閱連載故事的《岸邊雜誌》（TheStrandMagazine），連他母親也提出抗議。
1901年，柯南?道爾聽到壹個朋友講述達特摩爾的傳奇，於是構思了壹個家庭遭受壹只鬼怪似的獵犬追逐的神奇故事，這就是1902年出版的第三部長篇《巴斯克維爾的獵犬》，這個作品成功喚起了讀者和出版者對福爾摩斯的希望；1903年44歲，柯南?道爾終於在《空屋》中安排福爾摩斯歸來，並完成12個短篇，1905年結集成《歸來記》。《恐怖谷》是他第四部長篇，於1915年完成；1917年結集的《最後致意》收錄8個短篇，由於故事背景充分結合了當時政經情況，推出後轟動壹時，許多人甚至以為真有其人其事。1927年發表的《新探案》是他晚年最後壹部作品，***12個短篇；此後柯南?道爾“安排”福爾摩斯到“英國南部鄉間隱居，專心研究養蜂事業了。”
1900年，柯南?道爾以軍醫身份到南非參與布爾戰爭（TheBoreWar）。因在野戰醫院表現出色，獲封爵士。1930年7月7日過世，享年71歲。
南方網訊 當柯南道爾在《血字的研究》的第18頁才道出福爾摩斯是如何第壹眼就看出華生醫生到過阿富汗時，我的好奇心已經像華生壹樣，被撩撥得心癢難捺了。但老實說我對福爾摩斯的答案很有些不滿意，他是這樣說的：“這位先生，具有醫學工作者的風度，卻是壹副軍人氣概……”盡管他後面用了諸如皮膚的顏色等等非常“實在”的觀察，但“風度”、“氣概”這樣的詞匯實在太虛了，讓人多少覺得這是作者無能為力之下的故弄玄虛。
我的這種想法在參加工作幾年後受到了挑戰。比如說我是個理工科大學畢業的學生，卻進入了新聞界，而我的大學同學則大部分都從事著和專業有關的研究、技術或商業的工作。三年後我們再聚時，我發現了彼此因為“職業”而產生的“不同特征”。
因為工作的關系，我經常需要和很多人打交道，因此我不會穿寫字樓裏白領們的那種職業裝，但也不會太馬虎。我穿的是帶點休閑特色卻並不太隨便的衣著，而我的皮鞋跟的高度決不會超過三厘米。我的在學校裏繼續讀研究生的同學則穿得很模糊。比如壹件墨綠色的棉襖和壹件紫紅色的羊毛衫，下面是早已過時且因為穿得太久而有些變了形的條絨褲。我的從事經營活動的同學雖然不會在同學聚會上也西裝筆挺，他可能取下領帶或者穿壹件不需要領帶的休閑西裝，也可能是壹件質地好的羊毛衫加壹件風衣，但既不會很古怪也不會很模糊，而皮鞋，則永遠是幹凈而光亮的。
當然更多的差異表現在我們關心的話題、對待同壹事物的角度和看法、說話時的語言習慣和語氣上。以上種種綜合起來，就成了“氣質”、“風度”這樣的“模糊詞匯”。我們不能說作為“大學同學”，我們原本的氣質風度就是相同或類似的，但毫無疑問，進入工作階段後人們在這方面的變化，則更多地跟職業有關。而當妳在壹職業領域深入之後，這樣的塑造不僅僅是形貌上的變化，更多地則體現在妳對事物的看法和針對同壹件事情的角度和做法。
崔健在《自由風格》對話中舉例《保鏢》，他說那個保鏢最後用身體擋住了子彈，他會說：“這是我的職業，我應該比妳先死。”而同樣的事，在別人看來，則可能說是因為愛情或者“妳是偉大的音樂家”。這其實意味著，在相同的情況裏，如果妳不是保鏢，妳不去擋那顆子彈是順理成章的；如果妳是保鏢而不去擋那顆子彈，妳至少不是壹個最好的保鏢。這是職業操守。
我的壹個朋友，她的老公是新華社的攝影記者，被派駐香港已經兩年半，再有半年就可以回家與妻子和剛剛兩歲的可愛的兒子相聚。但“9·11事件”之後，美國向阿富汗發起攻擊時，他被亞太分社直接調到阿富汗。對他來說，是否希望或願意做壹個隨時有生命危險的戰地記者並不重要，真正決定其使命的是，他是壹個記者，需要服從職業的安排。
這種職業特征對人們的左右並不像法律那樣嚴格，卻是判定妳是否合格或者優秀的職業標準。比如說美國轟炸南聯盟時，所的記者都奉命撤離，只有CNN的記者自願留在轟炸區——沒有人責難那些撤離的記者不應該或者不對，但幾乎所有人都敬佩CNN記者的職業操守，那就是視新聞為第壹生命。同樣的道理，人們尊敬在“9·11事件”中那些沖入火場的消防隊員，是因為在那壹刻，他們遵從了自己的職業操守。人們可能尊敬他們，但對於他們來說，只是遵從了自己的職業操守。就這麽簡單。
人們越來越多地用“職業操守”來衡量壹個人或壹件事，而在不同職業中，因為強調“職業操守”而塑造的不同人的不同個性，甚至有的時候，它塑造了妳的思維方式。
我的壹個臺灣朋友，大學學的是計算機，確切地說是資訊管理———幫助公司設計管理軟件，比如說財務管理、人事管理什麽的。她說學到後來，她發現這已經不僅是壹個技術問題，而是壹個妳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方式的問題，和世界觀、方法論有關。比如說當她幫助壹個公司設計壹資訊管理軟件時，她首先需要了解該公司的管理模式，然後用壹種方法去分析，從而建立適合該種管理方式的軟件模型。她可以選擇運用“結構”（STRUCTURE）法，也可以選擇“物件”（OBJECT）法。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方法，而這兩種方法，實際上在改變或者說塑造了妳看待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式。這是職業教給妳的。
無獨有偶，我的另壹個學表演的朋友，後來完全轉行做起了導演和制作人，壹做就是十年。他的體會是：我原本是壹個感性化的。雖然表演也有理論，但更多的時候，做表演的人依據的不是什麽理論，而是感覺，甚至就是對人物直覺的理解。而有的時候，當妳刻意地去分析壹個人物時，妳會發現原本表演的激情已經沒有了，表演得反而不如不分析的好。
當然這不是完全絕對的，“但對於壹個好演員來說，保持並隨時調動起表演的激情是絕對必要的。”他說。但是當他把方向轉向制片工作時，他發現以往那種絕對成分的感性化在壹點點被扭轉為理性———這扭轉既是職業選擇上的自覺，也是在職業特性方面給他的訓練。“這個變化是苦難的，卻是非常有益的。我想今天我回頭去做壹個演員，我會比以往做得更好———更好地調節感性和理性之間的矛盾，更好地利用和發揮它們的長處。如果我壹直在做演員且滿足於僅僅做壹個演員，我可能無法像現在這樣受到訓練。而事實上，這也就是為什麽壹個優秀的演員，往往是那些能夠保持表演的激情，而同時又能夠像導演那樣思考問題的原因。”
壹個人的改變，壹種人格特性的塑造，不可能完全來自於職業，可能用“生活”這樣壹個詞匯更精準些。但毫無疑問，人們通常是以職業來定位社會角色，而不是套用空泛了的生活。在壹個正在進入職業化的社會裏，職業比生活具有更具體也更準確的代表性。甚至我們可以這樣說，當壹個人選定自己職業時，他就選擇了自己的生活，選擇了自己要做壹個怎樣的人。(編輯:dick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