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
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
“府貼昨夜下，次選中男行。”
“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
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
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
“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
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
我軍取相州，日夕望其平。
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
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
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
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
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此首及以下《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六首，歷來被稱為“三吏”、“三別”，是杜甫的代表作，是詩人在壹個特定的時間內經過精心組織、安排、構思而寫成的組詩。這組詩寫於唐肅宗乾元二年(759)春，唐官軍鄴城兵敗之時。當時杜甫正從洛陽返回華州任所(時任華州司功參軍)，詩中所寫的人和事都是他行經潼關壹帶親歷目見的。在很短促的時間內能寫下如此多而又好的詩，在杜甫壹生中也僅此壹次。故他晚年流寓夔州時想起此事，還感慨良多地說： “昔為掾吏趨三輔，憶在潼關詩興多。”(《峽中覽物》)這六首詩都以唐官軍鄴城兵敗這壹重大事件為背景，再現了當時官府官吏役民無度、人民被強征從軍或服勞役的現實。唐史中對這壹情況沒有什麽記載，只宋代司馬光所寫的《資治通鑒》中記載了這樣十個字： “官軍所過剽掠，吏不能止。”把這壹記載與杜甫這組詩所寫情況相對照，我們便可看出：司馬光把這段時期“擾民”的罪行完全推到“官軍”身上，對“官吏”則有所美化，而對官軍剽掠的記載也太籠統，使人不明底裏。杜甫這六首詩卻完全是揭露、抨擊官府與官吏的。這組詩正好補充了史書之未載，可謂歷史實錄。“詩史”之稱謂，是當之無愧的。
這組詩分為兩個組成部分，每組三首，壹組寫吏，壹組寫民，吏和民是壹對矛盾，在詩中或同時出現，或此露彼隱。詩中的第三者是“客行新安道”的“客”，是“要我下馬行”的“我”，是“暮投石壕村”的詩人自己。六首詩的構思，體現了杜甫的藝術匠心，“三吏”主要是寫吏，用人物問答方法，或客(我)吏問答，或吏民問答; “三別”主要是寫民，用人物自我傾吐方法，或面對親人傾吐，或獨自傾吐。詩中的人物語言，都具有鮮明的個性。每首詩不管用什麽方法寫，都典型地體現了杜詩沈郁頓挫的風格，感情深沈郁積，敘述回環宛曲，能把當時的情景和人物的情貌心態逼真地展示出來。其義清而深，其詞真而切，感人至深，發人深思。
六首詩所反映的事件是典型事件，詩中的人物是現實生活中實實在在的人，各代表壹種類型，壹個方面。“三吏”中的吏，各有各的性格面貌，“三別”中的民，是不同身份、性別、年齡、經歷的民。但吏也好，民也好，都置身於安史之亂的大環境中，置身於唐官軍鄴城兵敗的具體環境中，置身於官逼民、官擾民的矛盾沖突中。六首詩合起來看，正好反映了鄴城兵敗後唐王朝官府官吏冷酷殘暴、役民無度的歷史全貌。
六首詩的主題體現著整體和部分的統壹關系，所寫雖分吏、民兩組，各有側重面，每首都有壹個具體的主題，但合而觀之，又有壹個中心的主題，即控訴揭露當時官府官吏不是使民以義，而是使民以暴。“三吏”是寫官府官吏如何虐民、擾民、勞民，民處於被害者的地位; “三別”是寫民如何被官府官吏所擾所害，官處於被控訴的地位。浦起龍《讀杜心解》於註《無家別》最後壹句“何以為蒸藜”時雲： “(此)可作六篇總結，反其言以相質，直可雲‘何以為民上’?”此解頗有見地。杜甫寫這組詩時，正處於唐王朝平叛戰爭時期，對平叛戰爭本身，杜甫不能有任何非議，但對如何“役民”，他是可以評論的，而且從其仁者之心出發，也是應該、必然要評論的。杜甫是信奉儒家仁學的，按儒家的“仁政”思想，應把民視為“邦本”，因而主張“使民以義”，“養民以惠”，能如此， *** 可為，民心可得，國亦可治;不能如此， *** 難為，民心必去，國不可治。浦起龍說的“何以為民上”，雖然是這六首詩的潛臺詞，但六首詩總的主題所展示的意向，又確確實實是如此的。從杜甫寫這組詩當時情況看，唐王朝上上下下之所行正與“仁政”相悖，這樣做，必將造成嚴重的後果，在百姓無以為生的情況下，平叛戰爭將無法進行，而國家的統壹、安定和中興也將成為泡影。杜甫正是抱著這樣對國事的關心，對平叛戰爭的關心，對人民痛苦和不幸遭遇的關心，來寫這組詩的。因之其責“為民上者”(包括君主、大臣，特別是官府官吏)不能“使民以義”而是使民以暴，役民以濫，視民如草芥，至於百姓無以為生之旨，是再明顯不過的了。有人說杜甫寫這組詩時心情是矛盾的，痛苦的，顧了國，顧不了民，顧了民，便顧不了國。其實不然，從這組詩所選取的物象本身(官府官吏與民的矛盾)和經過藝術加工構成的意象群體所昭示的意蘊看，杜甫的矛頭所指是準確的，意旨是清楚的，態度是明朗的。也有人說杜甫寫這組詩時並不存在上述矛盾，而是解決了的，即明確站在維護國家利益的立場，支持平叛戰爭，鼓勵人民上前線，並稱贊了人民為軍服役的愛國精神。其實這是割裂詩的整體形象，從中擇出幾句話加以無限闡發而得出的穿鑿附會的結論。試問：如果《石壕吏》中的老婦，只是因為被逼不得不說出壹句“急應河陽役”的話，便是什麽懷有義憤、挺身而出的愛國行為，那麽她的老伴“逾墻走”豈不就成了不願為國效力的“可恥的逃兵”?而她自己掩護他逃跑的行為豈不也就成了“不義”之行?
《新安吏》所寫的是在新安所遇的征兵吏，意在揭露吏之冷酷無情。新安，今河南縣名，在洛陽市西。詩分三解。“客行新安道”以下八句為第壹解，寫客(當即詩人自己)與征兵吏之問答。“喧呼”二字，壹見“點兵”時情景之紛亂，二見官吏之喊叫聲壓倒送別者的哭聲。客之問，有責備意。“更無丁”的另壹面，是說為什麽把中男征了來?吏之回答，全是借辭推委，即以府帖做擋箭牌，來為自己抓中男充數的行為作辯護。客再正面提出質責，壹則說把“絕短小”的中男征來入伍，簡直是胡鬧，二則用“何以守”指出這明明是無益於防賊之事。對此，吏無以為答，表明他理虧詞窮。壹大群中男就這樣被驅遣而去了。“肥男有母送”以下四句為第二解，寫客目睹送別場景。肥男有母送，但母子相別，亦是可悲之事;瘦男無母，亦無人送，豈不更可悲!又送者只有母而無父，正見非正常征兵，有父恐也不敢出面。白水東流，人已去遠，時又暮矣，而青山之下仍然壹片哭聲。這哭聲與開頭之“喧呼”相照應，這既是寫送者之悲極痛極，也是暗示吏已去，只有客依然在場，正與母親們同聲壹哭。“莫自使眼枯”以下十六句為第三解，寫客對哭送者的勸慰。事已至此，對於哭送的母親們，與其助痛，不如減痛。吏已不義，客不能無情，於是出面勸說：壹則說之以利害，哭既無用(“天地無情”)，何必自討苦吃(“眼枯見骨”);二則說之以大局，國難當頭，形勢緊急，就請想開點吧;三則說之以尚有可放心者(營近、役輕、主將愛兵)，送行者亦可以不必多慮矣。仆射，官名，這裏指抗擊安祿山叛軍的名將郭子儀，時駐守河陽保衛東都洛陽。
此詩如同壹場獨幕劇，在壹個特定的場景下，圍繞“點兵”壹事，以“客行新安道”所見為線索，展開了壹場官與民的矛盾沖突。在場上活動的有征兵吏、客、中男們、母親們這四個方面的人物，但主要是寫吏。這裏的吏，昨夜接到征兵的府帖，今晨便把壹大批“中男”(尚未成年的少年)抓去充數。當路過之客質問他們為何不按規定征丁男(年滿二十二歲)入伍時，他們又立即擡出府帖來做擋箭牌。征點丁男時，那麽多母親來哭送，可他們卻鐵石心腸，只管交差了事，丟下這些哭得淚人般的母親們全然不顧。從這段描述中，我們似乎看到這批“新安吏”壹副副冷酷無情的面孔。而客對他們的責問、對母親們苦口婆心的勸慰正好與之形成對比，構成反襯。
此詩寫客的語言很有分寸，針對不同的對象和出於不同的目的，他說話的語氣、用詞就大不壹樣。對吏，是責，“更無丁”、“絕短小”、“何以守”、“終無情”(壹語雙關)，語氣絕對，見得理在己，虧在吏，冤在民。對民，目的在於勸，故曰“勿泣血”、“近故壘”、“依舊京”、“不到水”、“役亦輕”、“甚分明”、“如父兄”，見得客是用盡心機在勸，在減輕哭送者的痛苦。寫吏的語言雖只有兩句，但卻見其狡猾冷酷，我行我素。又此詩以聲音連絡首尾，先曰“喧呼”，再曰“青山猶哭聲”，結尾曰“勿泣血”，這樣寫，有助於渲染“怨苦”氣氛，“怨苦”寫足了，詩之責吏無情的主旨也就表達出來了。
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有《感興詩》十五首。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壹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余首，至於貫串古今，覙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首。杜尚為此，況不逮杜者乎! ( [唐]白居易《與元九書》)
《新安吏》、《潼關吏》、《石濠吏》、《新婚別》、《垂誌別》、《無家別》諸篇，其述男女怨曠室家離別，父子夫婦不相保之意，與《東山》、《采薇》、《出車》、《杕杜》數詩，相為表裏。唐自中葉以徭役調發為常，至於亡國。肅、代而後，非復貞觀、開元之唐矣。新、舊唐史不載者，略見杜詩。([宋]劉克莊《後村詩話》卷壹)
凡公此等詩，不當是刺。蓋兵者兇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可已而不已者，則刺之。不得已而用者，則慰之哀之。若《兵車行》、前後《出塞》之類，皆刺也;此可已而不已者也。若夫《新安吏》之類，則慰也。《石壕吏》之類，則哀也。此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然天子之道，守在四夷，則所以慰哀之者，是亦刺也。
(張綖《杜工部詩通》)
諸詠身所見聞事，運以古樂府神理，驚心動魄，疑鬼疑神，千古而下，何人更能措手。(沈德潛《唐詩別裁》)
《新安吏》，借提鄴城軍潰也。統言點兵之事，是首章體。如《石壕》、《新婚》、《垂老》、《無家》等篇，則各舉壹事為言矣。(浦起龍《讀杜心解》卷壹)
邵子湘曰： “新安至無家六首，皆子美時事樂府也。曲折淒愴，直堪泣鬼神。”吳汝綸曰： “以下六章寫亂離兵役之苦，多椎心刻骨之詞，使人不忍卒讀。”
(高步瀛《唐宋詩舉要》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