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活在社會上，做壹件兩件好事，並不難，只要遵循社會性道德，常常就在有意無意之間，做了好事。
“壹個人做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壹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這是毛澤東主席壹九四〇年為吳玉章先生六十壽辰所寫“祝詞”的開頭，確實是“人情練達”之談。
壹個人，若要自覺地壹直、壹生做好事，做好人，堅決不做壞事，那就必須努力修養和實踐“宗教性道德”。
不過，世間事，不能壹概而論。所謂社會性道德和宗教性道德之間，也並沒有截然的界限。
比如，湖南湘潭市某旅行社的導遊小姐文花枝，年輕輕的就表現出了實踐宗教性道德的高尚光輝。
二十三歲的文花枝導遊，二〇〇五年八月帶旅遊團去延安，所乘旅遊客車在陜西境內遭遇重大車禍，她也身負重傷；救援人員來搶救，要救出本來就靠近車門的她，她卻聲明：“我是導遊，請先救遊客！”最後救出她，延誤了救治良機，導致她左腿只能被高位截肢。
遭遇車禍，作為導遊的她，沒有半點責任。如果她沒有身負重傷，那麽，搶救遊客，既是她的職責，也是職業道德（社會性道德之壹）對她的要求。但是，當她身負重傷，承受著劇烈疼痛的時候，救援人員來救治她，她若不開口、不吱聲，讓人救出她送去醫治，她也並沒有瀆職，並沒有違背任何社會性道德啊。誰能處罰她，誰能指責她？
可是，在這關鍵時刻，她毅然地不顧自己正在遭受的傷痛，不顧及自己安危，而仍然把模範地遵循職業道德放在首要！文花枝小姐，這時還很可能並不知道什麽社會性道德、宗教性道德；她很可能以為自己的英雄行為還是在遵循職業道德。但是，我認為，在這時刻，她所實踐的，就正是宗教性道德；是從模範地遵循職業道德升華到了宗教性道德。
宗教性道德和社會性道德這壹對範疇，是李澤厚先生提出來的，他已經作了學術性說明（註①）。我作通俗理解：宗教性道德，就是遇到事情要處理時，先想別人、集體、國家、人類，很少考慮和顧及自己，最高峰是所謂“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這是自我完善、自我實現的修養途徑，可以自己實踐，卻不能用來強制要求他人。社會性道德，就是在生活中社會上，既為自己打算，也替別人著想，遵守法規紀律、鄉規民約；“人人為我，我為人人”。
文花枝的英雄事例，又印證了我的猜想：“人特別註重和講究純粹道德的時期，是十二三歲開始到十八九歲，接受了良好的學校和家庭教育的孩子”（註②）。文花枝從家庭和學校，肯定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是好閨女、好學生；進旅行社工作，那導遊職責、職業道德，她也全盤認真地學習好。人生旅途，她起步還不久，還沒有受過重大挫折，沒有接觸過多少醜惡現實，也就還沒有過多地去考慮過個人利益。於是，在車禍傷人的關鍵時刻，她才能把誠實守信、遊客第壹、忠於職守的職業道德發揮到頂點；而社會性道德發揮到頂點，當然也就進入到了宗教性道德領域。
據說，做了左腿高位截肢手術後，文花枝不抱怨，不消沈，甚至笑談“裝上假肢，還要當導遊”。這種堅韌不拔、樂觀向上的人生態度，確實值得我們崇敬、學習。
學習文花枝，先人後己，助人為樂，很容易地，就聯系上了“學習雷鋒好榜樣”。
學習雷鋒，先人後己，助人為樂，曾經風靡全中國。最近幾年，好像沒怎麽大提了。
這也就令我聯系：最近，網上各大中文論壇，流傳壹個熱帖：“退伍軍人執著學雷鋒，五次被送進精神病院”。
退伍軍人徐克斌，是重慶市開縣人。他參軍到西藏，服役十年，當了八年養豬兵；四次榮立三等功，被評為優秀士兵等。軍報記者壹篇宣傳他學雷鋒事跡的新聞報導，《雪域赤子——記西藏軍區某工兵團優秀***產黨員徐克斌》，曾經發表在《人民日報海外版》，稱贊他是“學雷鋒標兵”。
徐克斌退伍回到家鄉，決心繼續學雷鋒。應聘到本地的中學去擔任門衛保安工作，他向學生們講述自己學雷鋒的事跡，學生們像對待英雄壹樣崇拜他；有位中學副校長這樣肯定徐克斌：“他當保安的時候，對我們學校校風有很大幫助。”
可他當過三所中學的門衛，都被學校解聘。為什麽呢？
比如，其中壹所中學，開始，校長多次在教職工會上表揚徐克斌壹絲不茍的工作態度，並給了他聘用人員的最高獎金。徐克斌三次到學校政教處捐款資助貧困學生，金額***壹千壹百元。最後壹次五百元，學校不敢接受了。他們算了壹筆賬，徐克斌捐贈出來的差不多是他所得工資的兩倍。他們又發現，徐克斌在商店購買日常用品已經是在賒賬。校長和老師們有***識：“學校提倡學雷鋒，但是不提倡走極端。”
還有其它：有的教師有時上衣不扣紐扣，徐克斌就幹涉、批評：“老師請妳過來。請妳為人師表，做老師要起帶頭作用。”這壹類事情經常發生，搞得教師們都有點兒“怕”他。
教師們認為：“壹個人想當英雄，可以理解；但是，這個英雄脫離了這個社會的現實，他的行為已經完全超出了實際。他完全變成了壹個符號，壹種完美主義。”
引述至此，我來稍作小結：徐克斌捐贈出來的錢比他工資收入還多，他並非家財億萬的富翁，他怎麽生活？他在商店購買日常用品已經是在賒賬，他將怎麽歸還欠款？他有妻子孩子，他不拿錢撫養，他那未成年的孩子怎麽生活？教師偶爾沒扣好上衣紐扣，甚至有意披著上衣，這壹類生活小事，並沒有違反學校紀律規章；徐克斌對此有意見，可以在教職工大會上提出看法，提請討論；他卻直接當面指責教師，人家怎麽接受得了。
也就是說，徐克斌堅持實踐他那種過頭的宗教性道德，已經到了不顧家人，不顧自己的程度；不但如此，他還試圖用宗教性道德要求別人，輕率地當面指責別人。
我同情徐克斌。我認為徐克斌是個好人，但卻是個認識上、心理上有壹點兒毛病、沒有能夠“與時俱進”的好人。
徐克斌所在地方，對待徐克斌，從網上的報導來看，應該說是比較好的。第壹，他隨口批評辱罵地方官員，並沒有人和他較真、整治他；第二，他進精神病院，是治病，他自己主動吃藥，出來也自由，沒有誰要怎麽樣他；第三，仍然有企業願意聘請他去做門衛，只是他自己想到學校，“宣傳和弘揚雷鋒精神”，而不願意去企業；第四，地方上有人說他是“瘋子”，因為他已經五次進精神病院了，但是也仍然有人誇他是“活雷鋒”。
徐克斌學雷鋒，自己卻要進精神病院治療；從這個事例，我痛切地感到：我曾經提出“應該承認‘愛有差等’”，“倫理道德要求應該分層次”，“好人難做，要做好人”等觀點（註③），確實有必要。
“愛有差等”，是孔孟儒家提出來的倫理準則；從現代說，大約指的是：父母夫妻子女為壹等，兄弟姐妹為壹等，親戚朋友，同事鄰居為壹等，如此類推；人倫之愛，從父母夫妻子女往下，依次遞減。那種主張不分等次，壹視同仁地“兼愛”、“博愛”，屬於過頭的宗教性道德，事實上做不到。如果大肆宣傳這樣的“兼愛”、“博愛”，實際將會造成人的痛苦、虛偽。
倫理道德要求分層次，是采用李澤厚先生區分社會性道德和宗教性道德的理論，我以為：義務教育、社會宣傳，重點應該放在社會性道德，因為社會性道德才具有壹定的強制性，應該人人遵守。而宗教性道德，主要是社會精英人物自覺去實踐，不宜大規模提倡，更不能強制推行。比如，在“公交車”上“讓座”問題：公交車應該設立老弱病殘和孕婦專用座位，那座位空著時常人可以坐，但是若有老弱病殘人和孕婦上車，那常人就應該馬上讓座，否則即是違背了社會性道德，乘務員有權力叫他讓座。而若常人是坐的壹般座位，那麽，讓不讓座，就應該有他的完全自由。他讓座，是他“做好事”，小小地實踐了壹次宗教性道德。他不讓座，是他堅持享受自己買票乘車應該坐的權利，他並沒有做錯任何事，他可以理直氣壯；任何人都沒有權力、沒有資格批評指責他。
好人難做，要做好人，這說的是：堅持做好人，就要準備——常常要自己吃虧，被人誤解，受人侮辱，甚至遭到打擊、傷害！做好人需要付出巨大“成本”，可是，堅持做好人，能夠自我實現；至少，懂得這個道理以後，做好人，能夠心安理得。
徐克斌如果認識到了這些，心理上也做好了相應準備；他，學雷鋒，做好事，做好人，就會量力而行，應該也就不會弄到要進精神病院吃藥治療了。
具體地說，他的工資收入，應該先保證自己和妻兒的基本溫飽，不要弄到自己買日常用品還要賒帳；有所節余，再去捐助貧苦人。他義務掃街、撿垃圾，可以默默地以身作則，壹般不要去隨口批評、得罪人。他可以堅持自己作風嚴謹；看到別人不拘生活小節，可以在“生活會”上提請討論，希望糾正；而不要隨時當面批評指責別人，造成過於“嚴肅、緊張”的氣氛；地方上，平民百姓，畢竟不同於軍隊軍人。
再壹次表態：我衷心同情徐克斌。祝願他盡快恢復身心健康。祝願好人得好報，好人壹生平安！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
善事好做難壹貫，不要緊；妳不願意實踐宗教性道德，就可以不去追求這個壹貫。
地方上，大家都遵循社會性道德，這地方就是天堂！實際上，絕大多數人，壹輩子，只要能夠基本遵循社會性道德，就已經是好人了。
那自覺實踐宗教性道德的，畢竟只是很少數人。堅持實踐宗教性道德，“壹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那樣的人，更是極少，幾乎是“稀有動物”呢；我這應該不是褻瀆，而是幽默吧，呵呵。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