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專家對近幾年發生的十多起互聯網內外的“群體性事件”分析後發現，這些事件有三種類型，並呈現出網上、網下群體性事件聯動的特點。
壹是“現實與虛擬並存型網絡群體性事件”。如重慶、三亞等地發生的出租車司機罷運，先是出租車司機小規模群體性抗議，同時壹些人把相關情況散布到互聯網上引起更多人關註，隨後形成了兩個更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即現實社會的全城出租車司機罷運，與網上以出租車司機為主要話題的群體性討論。這兩個事件互相“感染”，增加了事件對抗性。
二是“現實誘發型網絡群體性事件”。如“周久耕事件”，直接誘因是南京江寧區房產原局長周久耕在會上，發言反對房地產商降價以及抽名貴煙。他的言行引發了網上持續熱議，主要矛頭集中到官員的職務消費上。現實社會並沒有發生群體性對抗，而網民在網上則形成了強大的“表達對抗”。
三是“現實誘發網內網外變異型群體性事件”。如奧運火炬海外傳遞中，壹位青島籍留學生高舉藏獨旗幟遭到網民強烈譴責，引起了網上大規模的群體性抗議，然後逐步升級到“人肉搜索”，當得知這位學生父母在青島的住處後，壹些網民聚集到那裏抗議，在各方勸阻下事件才得以逐步平息。
“從說到做”。網民開始對看不順眼的幹部違法違規行為動真格。過去，網民也多次在網上曝光某些黨政幹部的違法違規行為，但多是“說說就罷”。網民呈現出“不處理當官的就絕不罷手”的態度。
政治意識、參與意識萌發。如幹部出國消費清單公開後，對有關幹部作出了處理。隨後，壹些網民主動曝光壹個個清單，曝光-查處-免職這樣的“定律”，大大增加了網民的主動意識、主體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