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不僅僅是陶片放逐法，在古希臘世界，流放是壹種十分重要的公***政策。雖然在歷史教科書裏，這種流放制度的非理性壹面被放大，如果我們仔細回顧壹下這種政策的歷史根源，就會發現：這遠非精英政客們所謂的“暴民政治”，而是在具體時代背景下，維系城邦穩定的安全閥。
1.希臘世界的流放和流亡傳統
俄狄浦斯王的流亡來源於歷史上古代部族的傳統
在王以欣教授的《古希臘英雄故事的歷史和文化內涵》，在很多古希臘和拉丁人城邦，以及其他的印歐部族的神話中，都有非常經典的棄子母題，那就是流放或者拋棄作為城邦災星的被詛咒者，比如長相及其醜陋的人，或者國王、王子，以驅逐或者犧牲他們的方式，來起到疫情減輕、災禍消失。類似的風俗成為了古希臘人城邦制度中流放貴族的傳統基礎。
邁錫尼文明末期的海上民族大遷徙，導致了古希臘人的大流散
在神話背後的真實歷史上，在青銅時代末期，邁錫尼文明在海上蠻族入侵的壓力下，壹部分人退入伯羅奔尼撒的阿卡迪亞地區，壹部分人揚帆出海，漂泊到了小亞細亞西海岸、塞浦路斯、中東的巴勒斯坦乃至埃及地區。再固有的流放傳統基礎上，這壹波希臘人口的大流散，以史詩的方式，被保留在俄狄浦斯王、玻耳修斯、奧德修斯之子、提修斯、狄俄尼索斯等人的傳奇故事裏，漂泊的王子和消逝的故國成為了希臘人永恒的鄉愁。
2.激烈的政治變革和政治流放風潮
典型的希臘城邦
在黑暗時代之後，希臘世界終於在公元前8世紀逐漸走出了黑暗時期，以之前的定居點、宗教中心和部族聚居地為基礎，壹個個城邦開始出現；與之相伴的，是希臘世界的政治生態從君主制-貴族制-僭主制的變化。
在古風時代，隨著經濟的發展、軍事戰術的演進，逐漸由單壹的君主制向著貴族制演變。
大體上看，政治制度中國王的權利整體呈下降和稀釋的趨勢，具體表現為科林斯的末代君主被殺害，王族成員被流放到斯巴達、科西拉等地；而雅典的末代君主科德魯斯在抵抗多利亞人入侵的戰鬥中殉國後，君主制遭到了實際上的罷黜，取而代之的是3個執政官，王族成員成為了3個執政官之壹。而隨著貴族實力的增長，執政官的任期從終身縮短為10年，最後縮到1年；而執政官的人數也由3人增加為9人，王族僅僅是其中壹員。
斯巴達的兩個國王被降格為議事會成員
在希臘城邦中少見地保留了國王的斯巴達，其實王族也是以退為進，2個國王被降格為30長老的成員，以這種方式逃避了被罷黜的命運，並保留了軍事、宗教和裁判上的權力。與之類似，在其他的希臘城邦裏，國王的頭銜其實最後成為了貴族執政官的稱號，君主制基本上被貴族制或者寡頭制所取代。
除了君主制和貴族間的明爭暗鬥，社會中其他成員間的關系也在激烈變化。隨著海外殖民的開展、重步兵作戰方式的逐步完善，以手工商業致富者在經濟上並不輸於占據絕對統治地位的貴族，而公民重步兵所代表的集體戰術，正在展現出比英雄單打獨鬥更高的戰爭效率，所以越來越多的人，對於舊貴族壟斷政權和大量土地感到不滿。
古希臘僭主以篡位的形式登上了政治舞臺
在這樣的背景下，第三種政體：僭主制度在希臘世界大量出現：壹批通過非合法手段攫取城邦權力、籠絡平民對抗貴族的獨裁者上臺了。這些人往往打扮成公民利益的維護者，壹般是借助軍功、體育賽會贏得民心，或者是利用伯羅奔尼撒半島上多利亞征服者和之前的古代遺民間的矛盾起事，比如阿爾戈斯的裴東、雅典的庇西特拉圖、西錫安的克裏斯提尼、薩摩斯的波利克拉特斯等人。這些人壹般通過鼓勵工商業發展、減免人民債務、獎勵文化事業的方式擴大民意基本盤，並以各種溫和或者激進的方式抑制貴族的權利。
3.流亡者的抉擇：復仇與引入外敵
整體叠代容易引發內戰
由於三種政體的叠代鬥爭激烈，而希臘本土的各種資源相對有限，每壹輪內部鬥爭都多多少少會產生壹群失敗者，為了緩解城邦的緊張內政氛圍和經濟形勢，城邦的做法壹般是主動流放失敗者，或者是禮送失敗者離開。如果能安心前往海外開擴殖民地，對於母邦的威脅其實不大，但是很多流亡者熱衷於希臘式的內鬥好戲，以愚公移山的執著對抗本國政敵，乃至讓讓子孫繼承自己的遺誌。
比如薩摩斯統治者波利克拉特斯曾經派自己的反對者組成先遣隊，協助波斯入侵埃及，但是這些武裝流民不甘心就此執行任務，反而回家鄉攻打自己反對的統治者，在再次戰敗後又前往斯巴達求援。由於僭主家族之間有互相通婚或者交還人質的關系，所以即使僭主和他們的支持者戰敗，他們也可以從盟友那裏得到軍隊，對母國的政敵反攻倒算。
持續的內鬥不只波及希臘，內鬥失敗者甚至會前往呂底亞、埃及、巴比倫等東方大國的宮廷遊說或者服務，從這些大國那裏得到更充足的政治資源，然後威脅母國。總體來看，經過這樣的權利遊戲，有的城邦會出現零和博弈的局面，鬥爭各方壹無所獲後，壹個缺乏背景的野心家會出來收拾全局，或者是引來外邦的致命幹預，造成國運衰敗。總體來看，內鬥對於小國寡民的城邦及其容易造成致命內傷。
波斯人也是希臘流亡者的遊說對象
而到了公元前6世紀末、僭主時代的末期，希臘本土的僭主政權大都被反僭主、畏懼政體顛覆的斯巴達所幹預，或者被各自城邦的敵人推翻，而在波斯控制下的小亞細亞西海岸希臘城邦，依舊處於波斯扶植的僭主的統治下；而且希臘本土的流亡僭主、內戰失敗者也紛紛前往波斯宮廷遊說，煽動波斯對希臘的大舉武力幹預，比如雅典的希庇亞斯、斯巴達的廢王德拉圖瑪斯就是如此。
因此在這壹背景下，在希臘文化的語境中，僭主逐步出現了負面的意味，人們將僭主與潛在的斯巴達幹預、波斯入侵聯系在壹起。而當斯巴達與雅典矛盾緩和，開始了壹系列反波斯的外交合作後，流亡政客引來的波斯入侵逐漸成為了雅典國家的大患。而事實證明，在伊奧尼亞大起義和希波戰爭中，希臘世界既出現了列奧尼達這樣的勇士，也給波斯大王貢獻了各種各樣的帶路黨，他們或者為波斯艦隊指引航道，或者為波斯大軍開城門、提供給養，甚至如底比斯壹樣，和希臘同胞大打出手。
4.陶片放逐法：對於政治流亡者的溫和處置
小城邦無法承受巨大的內部動亂
由於流亡者的懷恨在心和興風作浪，迫使所有的古希臘執政者反思：如何避免將全力鬥爭徹底變成零和遊戲，是很值得正視的問題：而流亡者對於本國的潛在威脅是懸在所有統治者頭頂的達摩克裏斯之劍。對於城邦內的動蕩，除了貴族們的輪流執政、對百姓象征性和實質性的惠民政策，還有很重要的壹點，就是將壹些重大事物的決定權交給百姓，請他們參與到最終決策中，從而穩固自己的執政基礎。
刻有人名字的流放陶片
在歷史大背景和城邦發展的小背景下，權利意識日益增強的雅典公民，在歷經了僭主統治崩潰，斯巴達幹預內政，波斯的外交訛詐，以及馬拉松之戰的勝利後，公元前488年左右，根據出土的陶片遺跡和亞裏士多德的文字記載，他們第壹次實行陶片放逐法：依據壹人壹票的原則，選出最有可能復辟僭主、威脅民主的人，在收集到超過6000張有效選票（約相當於雅典公民數的20%，是雅典通過重要政策的必備參與公民數）之後，統計得票最高的姓名，並將得票最多者放逐10年，以確保他的黨羽和他們的領袖分開，以時間流逝的方式逐漸瓦解僭主派的黨羽。由於古代希臘是口頭社會，壹旦首腦和黨羽分開在兩地，那麽基本上意味著政黨的勢力大減；同時吸取之前對流亡者的極端懲處的教訓，為了避免徹底逼反被放逐者，被放逐者的財富和公民權會得以保留，以保住流亡者對於城邦的歸屬感，並在國家需要時應征回國服務，以防止流亡者懷恨在心，徹底導向敵國。
從結果看，這次流放的阿裏斯提德斯、克珊提伯斯、卡利阿斯幾乎都沒有走向城邦的對立面。而且在7-8年後的第二次希波戰爭中，英勇地加入了保家衛國的行列。其中阿裏斯提德斯曾經為壹個不識字的公民，在放逐陶片上寫下了自己的名字，原因是普通公民厭倦了政治謠言和政客的名聲，已經聽夠了阿裏斯提德斯作為“正義之士”的盛名。但是在薩拉米思海戰前夕，阿裏斯提德斯依舊響應雅典政府號召，回到了希臘聯軍駐地，不計前嫌地與放逐了自己的地米斯托克利合作，並用帶來的情報，促使地米斯托克利和其他希臘將領堅定了就地迎戰波斯人的決心，並在海戰的最後關頭帶兵斬殺了駐紮在薩拉米思近海海島上的波斯不死軍，為戰爭的最後勝利畫上了句號；而在地米斯托克利在被流放、輾轉來到了波斯大王的宮廷之後，在最後關頭也避免了和祖國的兵戎相見；而被流放的克蒙，雖然無法親自參與塔納格拉戰役，但是依舊鼓勵自己的朋友去參戰。
小結：流放政策的功過是非
有人認為，以雅典放逐制度為代表的流放政策導致了政局動蕩，但其實在放逐政策實行的1個世紀裏，幾乎只有10人遭到放逐，而且流亡者的基本權益沒有受到侵害，所以他們都沒有在海外興風作浪，對於雅典的政局幾乎沒有幹擾。
雖然被放逐的英雄人物有著高風亮節，但是這種做法的本質，卻是與古希臘文化人本精神、伸張個性的特征相矛盾的：在崇尚競爭、追求優秀的文化氛圍下，公民集體卻對公民的成就做統壹化、等高化的態度，對公民中德性最優秀者視為神明，而神明是不受法律節制的。因此，希臘人認為，這樣的人應該被逐出城邦之外，從而將人們對優越者的嫉妒給制度化。和抽簽制度壹樣，再完善的制度，也會因為人情因素，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如果人人都滿足於平庸，畏懼優秀，那麽又何來整個城邦的繁盛呢？如果人人都嫉妒並迫害阿裏斯提德斯、伯利克裏這種卓越之士，那麽還有誰來在關鍵時刻，為城邦建言獻策呢？
和抽簽制、直接選舉壹樣，如果說過分的重視程序正確，但是卻忽視了程序背後的理性精神，那麽壹種制度其實也就淪為了空殼。無論流放制度最後導致的鬧劇：本來無足輕重的小政客，在兩大寡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