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八旗與綠營軍主要有兩點區別
壹：漢軍八旗的人員如八旗戶籍，享受滿洲籍待遇；綠營只有漢族待遇 二：漢軍八旗相當於中央軍，歸皇家調動；而綠營相當於地方軍，地方的總督、巡撫﹑提督皆可調動。 綠營軍，因使用綠色旗子而得名，也稱綠旗兵，又以營為主要編制所以通稱綠營軍，兵員以 *** 為主，清初開始設置為清八旗軍的主要輔助軍隊，駐紮在全國各地，受到八旗軍的嚴密檢視，清中葉以後成為清軍主力，清末裁減。 漢軍八旗的主要來源是明末主動歸附或在之後的戰爭中被後金及其後身清朝俘獲於遼東的人丁，以 *** 為主，也有少部分漢化女真人和曾入明為官的蒙古人等等，起初均編隸於滿洲八旗之下。由於清太祖努爾哈赤時期對 *** 的種種苛政，起初的地位並不高。清太宗皇太極繼位後，便力圖改變這種狀況，漢軍的始建就是體現之壹。 清朝的八旗軍和綠營軍的區別在哪八旗和綠營都是清朝常備軍，八旗相當於野戰軍，綠營相當於地方部隊。
清朝初期，只有八旗軍，包括滿八旗、蒙古八旗和漢八旗。八旗是壹種軍民合壹的制度，它既是軍事編制，也是行政編制，平時按旗籍從事生產勞動，戰時按旗籍 *** 男丁出征打仗。 清廷入關後，地盤大了，人口多了，既要鎮守地方，又要和南明軍隊、農民起義軍作戰，而滿、蒙、漢八旗軍隊加起來滿打滿算也才十幾萬人，很明顯不夠用，所以清朝接收了大量的投降的明朝軍隊，改編為仆從軍，地位待遇低於八旗兵，用來守備地方和當炮灰，因為使用綠色的旗幟，所以稱為綠營兵。 清朝中後期，由於八旗軍腐化墮落，到了不少馬甲兵（八旗騎兵）連馬都不會騎的地步，所以不得不把原來低人壹等的綠營兵當主力使用，也就是說，綠營兵的地位和作用提升了。比如三潘之亂時，綠營實際已經是平叛的主力。 總而言之，綠營兵就是清朝入關後投降的原明朝軍隊，而漢八旗則是清朝入關前投降的明朝軍隊。因此有壹種觀點認為，明朝是被自己的軍隊給推翻的。 清朝軍隊中的綠營到底是什麽軍隊清國的綠營是在清國滅亡明國後參考部分明國軍制將投降的明軍和其他漢兵整編而來，因旗子為綠色得名，這是相對於八旗正鑲黃白紅藍講的，從這可以看出他的目的就是為了協助常備軍八旗軍作戰彌補八旗軍的不足，負責維護地方穩定，鎮壓小規模 *** 起事，兵為世襲，將領由兵部任命，到弘歷時形成的旗人為將 *** 為兵的綠營格局，和八旗軍壹樣綠營有正式編制，在胤禛弘歷時開始出現壹種勇營，遇事則招事畢則散，人事權指揮權都歸地方督撫，由於八旗軍和綠營鎮壓太平軍不力，清國允許地方官員編練團練勇營，曾國藩對勇營組織進行了壹些調整，後勇營規模不斷擴大，需要統率的自己籌餉，就任命壹些地方官職給曾國藩等如總督巡撫，鎮壓太平軍後，曾國藩的團練大部分被解散沒正式編制，將領授予綠營官職，李鴻章以海防需要為名保留下來壹部分稱防軍，有五萬，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還獲得了清國的爵位，當然不高，李鴻章死了才追了個壹等侯，李鴻章的防軍在清國日本戰爭中基本都打完了，太平軍後各省督撫手下稱需要都有些勇營，這些勇營歸自己指揮以及人事權，袁世凱的新式陸軍對軍事組織進行了壹定調整，但在編制上還是勇營性質，1903年建立的北洋常備軍，對組織結構又進行了進壹步調整，編制上是地方性質常備軍，接著清國決定成立練兵處，編練新的國家常備軍，想讓各省督撫練好各鎮新軍後將指揮權人事權交給清國中央，達到收回兵權的目的，讓地方督撫只有些巡防營性質的部隊，在這壹過程中，滿人 *** 單獨編制，如旗人第壹鎮禁衛軍等，有高下忠誠之分。清國軍隊分為三等，壹八旗軍，二綠營，三勇營，各有各的任務職責，八旗軍按駐防地又分為駐防八旗禁旅八旗，八旗軍從內部又分為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八旗。
湘軍和八旗綠營的異同首先糾正壹下,您的問題裏八旗和綠營中間應該加個頓號，八旗是八旗，綠營是綠營，他們是兩支不同的軍隊，八旗軍就是清朝入關時由滿洲人和取得滿洲籍的 *** 組成的軍隊，在清朝入關後從關外帶來的八旗兵數量不夠了，就又招募 *** 組成了綠營，所以綠營裏的兵基本都是 *** ，八旗兵的待遇要比綠營強，戰鬥力曾經也很強，但入關後滿人作威作福逐漸失去了戰鬥力，綠營就成了清軍的主力，到了清末，綠營也不行了，太平天國的時候以八旗和綠營的戰鬥力根本對付不了太平軍，朝廷就獲準地方督辦團練，湖南地方的團練戰鬥力很強，後來成了正規軍也就是湘軍。
以上我說的這些可以總結出三點湘軍與八旗、綠營的不同： 第壹，來源不同，湘軍的來源是由湖南地方的團練演變而來，他們最初是經過 *** 允許的民間武裝，之後經 *** 同意收編為正規軍，八旗、綠營壹開始就是通過 *** 正式招募的軍隊。 第二，由第壹點區別就產生了第二個區別，由於湘軍是地方團練出身，士兵和各級將領間往往有宗族上的血緣關系或是世交關系，所以湘軍不象直接由 *** 招募的八旗和綠營那樣只聽朝廷的話，湘軍自成體系，與湘軍這種管理體系相同的還有淮軍，這兩只軍隊後來演變成了近代中國的北洋軍閥。 第三，戰鬥力不同，湘軍戰鬥力很強，八旗、綠營基本上沒什麽戰鬥力。 要說湘軍和八旗、綠營有什麽相同點的話，那就是這三支軍隊都是請 *** 的正規軍，都要聽請 *** 的調遣。 滿洲與準格爾蒙古的戰爭參加軍隊主要是八旗還是綠營綠營起到重要作用，參戰人數雖多但是當時並不是主力，主力是八旗騎兵和依附清廷蒙古騎兵。更有新設立的火器營等。
滿蒙戰爭是清代康熙 、雍正 、乾隆三朝為統壹西北地區與準噶爾貴族進行的多次戰爭，在清代文獻中通稱為平定準噶爾。 這壹些列戰爭，起於1690年（清康熙二十九年），迄於1757年（清乾隆二十二年），叠經三朝，歷時70年，最終弭叛息亂，取得了完全勝利。 綠營漢軍和八旗漢軍的區別和聯系
主要有兩點
壹：漢軍八旗的人員如八旗戶籍，享受滿洲籍待遇；綠營只有漢族待遇 二：漢軍八旗相當於中央軍，歸皇家調動；而綠營相當於地方軍，地方的總督、巡撫﹑提督皆可調動。 揚八旗抑綠營的建軍治軍思想有哪些？（壹）按民族分編，首崇滿洲
清代前期，軍隊是按民族分編的。國家的“經制兵”（正規軍）為八旗兵和綠營兵。八旗兵是繼承中國北方民族的軍事傳統，以滿族為主體，適應滿族社會發展的需要建立和發展起來的軍隊，內部按部族分編為“八旗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綠營兵是清初仿明朝邊防鎮戍制度，收編明朝降附的官兵和新募漢兵組建的各省地方武裝，它是清王朝在取得全國政權的新形勢下，面對廣闊的國土和人口眾多的 *** 而八旗兵力嚴重不足的矛盾，采取以漢治漢政策的產物。除經制兵八旗、綠營之外，各地還有壹些非正規的地方武裝，如蒙兵、藏兵、番兵、夷兵等等，也基本上是按民族分編。八旗與綠營雖同為國家的經制兵，統治者對其並不是壹視同仁，而是揚八旗而抑綠營。由於八旗兵是太祖努爾哈赤親自創建，為清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馬功勞，是鞏固其統治的主要依靠力量，所以在各方面都給予特殊照顧，不但糧餉、裝備等優於綠營，而且拱衛京師和駐守戰略要地等重要任務也交由八旗兵執行。清王朝雖然不得不建立由 *** 組成的綠營，但對它並不完全放心，壹方面在 *** 上用八旗兵來監視和控制綠營兵，另壹方面在軍官的職權和銓選上規定，八旗都統、將軍可以指揮綠營官兵，綠營統兵將領卻不能指揮八旗；八旗武官不但可以充任綠營 *** 的職位，而且直隸（約今河北）以及山西、陜西、甘肅、四川等省區的綠營中還設有只能由滿人充任的滿缺。對於八旗兵，清王朝也並不同等看待。八旗之中，鑲黃、正黃、正白三旗由皇帝直接統轄，稱為上三旗，享有特殊的待遇，如擔任禦前侍衛任務的親軍營，成員只能從上三旗中挑補，於下五旗中挑取者也要移人上三旗當差；滿、蒙、漢八旗，八旗滿洲被視為基於，地位最高，八旗蒙古次之，八旗漢軍又次之。所有這壹切，都充分反映出清王朝首崇滿洲、優待八旗、以滿治漢的思想。 （二）兵權歸壹，高度集中 清朝的軍事領導體制經歷了壹個由分權制向集權制轉變的過程。後金時期，滿族社會由奴隸制向封建制演變，與之相適應的軍事領導體制帶有分權制的特點，由八和碩貝勒“***議國政”，凡軍政大事皆由旗主***議集體裁決，議政王大臣會議為最高決策機構。清定鼎北京後，統治者認識到，必須對舊的政治體制和軍事體制進行改革，以加強皇權。隨著王權的不斷被削弱，有名無實的議政王大臣會議終被取消。雍正年間設立的軍機處，雖然總攬了軍、政二方面的大權，但它只不過是壹個秉承皇帝旨意辦事的秘書班子，實際上大權完全操於皇帝壹人之手。康、雍、乾時期，封建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制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皇帝“乾綱獨斷”。康熙帝說：“今天下大小事務，皆朕壹人親理，無可旁貸。若將要務分任於人則斷不可行。所以無論巨細，朕必躬自斷制。”（《東華錄》康熙朝卷91）與此相適應，在王權不斷削弱過程中，原為各旗旗主私屬的八旗兵逐漸變為國家亦即皇帝的軍隊，軍權由分散趨向集中，皇帝把軍權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康熙帝曾說：“部院諸事，朕尚與諸巨商酌之，惟軍旅之事，皆出自壹心籌畫。”為了達到兵權歸壹的目的，統治者采取了壹系列措施，並從理論上進行了闡述。如作為中央最高軍事機構的兵部，並無實權，“不過稽核額籍，考察弁員而已”，壹切軍務皆由秉承皇帝旨意的軍機處辦理。為了防止武將擅權。形成尾大不掉之勢，清王朝壹是實行以文督武的方針，即地方軍權分寄予總督、巡撫，以文臣總督、巡撫節制武將提督、總兵，法律明確規定：“國家軍旅之事，專任武臣，其在直省者以文臣監督，日總督，日巡撫。”（《康熙大清會典》卷93）作為各省綠營的高級將領的提督、總兵，只有統兵權而無調兵權。督、撫在管區內雖有調兵權，但也要同時奏報皇帝認可。二是不準武將久任壹地。康熙帝從吳三桂叛亂的教訓中總結出兵權不可令武將久擅的思想，他說：“邊疆提鎮，久據兵權，殊非美事。兵權久握，心意驕縱，故每致生亂……即此觀之，兵權不可令久擅也。”他還說：“武官久任非善事。在昔唐朝藩鎮驕蹇跋扈，皆由久典兵權之故耳。” （三）兵農相分，專於為兵 八旗兵是滿族社會特有的軍事組織，皇太極在談到八旗兵制時曾把它與明朝兵役制度進行對比，說“南朝規矩兵民為二，民有常業；兵有常糧；我國兵民為壹，出則備戰，人則為農，兼以收拾兵器”（《明清史料》丙編第壹本，《敕諭副將高鴻中稿》）。八旗兵役制度的特點是兵民合壹、耕戰結合，這是由當時滿族人口少、生產力低下的社會環境所決定的。入關之後，八旗兵逐漸失去生產職能，不再從事生產，成為常備兵。這種變化，與社會發展的趨勢相壹致，是歷史的進步，然而它又很不徹底，在某種程度上仍然保留了兵民合壹的傳統，當兵披甲局限於旗人狹小的圈子裏，成為壹種特權，給八旗兵帶來許多負面影響。統治者對此視而不見，相反卻對兵民合壹的傳統大唱贊歌，說：“設兵之制，歷代因革損益，雖互有不同，而其實不甚相遠，其出於特創而無所因襲者，則我朝八旗之制是也……其制以旗統人，即以旗統兵，蓋幾隸於旗者皆可以為兵，非如前代有簽派招募充補之煩而後收兵之用也。”（《清朝文獻通考》卷179，《兵》壹）相反，不少官員和學者充分認識到八旗兵民合壹的弊端，以評論寓兵於農為幌子，對其進行了尖銳的批判。清初傑出的思想家王夫之（1619~1692）認為，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壹定的條件，“三代寓兵於農，封建之天下相承然也”，後世伴隨著社會的發展，兵民分為兩途，農出粟以養兵，兵用命以衛農，“固分途而各靖”。腐儒不懂得“因時而利用”的道理，稱說寓兵於農而不絕，其愚足以禍天下。“農之不可兵也，厲農而以弱其國也；兵之不可農也，弱兵而只以蕪其土也”（《讀通鑒論》卷17，《簡文帝》）。陸世儀（1611~1672）也指出，兵民合與分，要視情況而定，“人習戰鬥，法令森嚴之時，宜於兵民合；太平日久，人不知兵之時，宜於兵民分”（《論兵制》，《清經世文編》卷71）。顧棟高（1679~1759）認為，兵民為壹，行之愈力，危害愈甚。王昶（1724~1806）認為，治國者不應當承襲寓兵於農的迂談，而應任良將，馭精兵。乾嘉時期著名的散文家姚鼐（1732～1815）則指出：兵民相分是歷史的必然，“雖有聖人不能使之復合者，勢也”；後世由於戰爭規模巨大，參戰兵力眾多，而戰爭的勝負在極短的時間內即可決出，這就要求士兵必須具備極高的軍事素養，軍隊應以強軍為本，“士卒知戰鬥而已”，兵農無法兼顧；否則，“兵農兩為，戰則速敗，而田野為蕪萊，國何賴此哉”（《議兵》，《清經世文編》卷70）。清統治者中也有人認識到軍隊只有專於為兵，精於訓練，才能有戰鬥力。然而這壹思想並沒有真正貫徹到軍隊建設中去。 （四）騎射為本，振奮精神 對於滿族人來說，騎射既是他們賴以生存的壹種基本的生產技能，又是重要的軍事活動。清王朝馬上得天下，所以統治者歷來都十分崇尚騎射，認為騎射“乃滿洲之根本，旗人之要務”（《清朝文獻通考》卷192，《兵》十四）。他們重視騎射，壹方面是因為它是八旗兵建設的重要內容，乾隆帝曾說，“滿洲素習，原以演習弓馬騎射為要”，“武備尤以弓矢為要務”。另壹方面，騎射還極大地影響著人們的精神品格，這在和平時期尤為重要。也更為統治者所重視。滿族本來有尚武的傳統，在長期行師圍獵中形成了不怕勞苦、勇敢強悍、銳意進取的精神。但在取得全國政權之後，政治上、經濟上的種種特權以及和平安定的生活，嚴重地腐蝕著滿洲貴族和八旗官兵，統治階級日益腐敗，武備逐步廢弛，“八旗人民怠於武事，遂至軍旅隳敗，不及曩時”。 *** 官員和軍隊官兵中滋長著養尊處優、貪圖享樂的壞風氣。統治者對此十分憂慮，為改變這種情況，康熙、雍正、乾隆皇帝壹再諭令八旗官兵要勤習騎射，並特別強調軍隊建設中的精神因素。雍正帝告誡八旗官兵，要“以柔弱怯懦為恥，以安逸華麗為戒”。乾隆帝則指出：“行圍出獵，既以操演技藝，練習勞苦，尤足以奮發人之誌氣，乃滿洲等應行勇往之事”。他特別強調這種精神因素與國家命運的關系，說：“若惟事偷安，不知愧恥；則積習相沿，實於國勢之隆替，甚有關系。”他還壹再強調，八旗官兵應為戒貪圖安逸、怯懦畏敵、不求上進的壞風氣，培養耐受勞苦、不尚浮華、敦崇淳樸、勇往直前等優良的精神品格，以振奮清軍的士氣。 漢軍(9)綠營(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