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帝霸陵位置確認，竟是這樣被發現的
漢文帝霸陵位置確認，竟是這樣被發現的，12月14日上午，國家文物局公布了在甘肅、河南、陜西的重要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漢文帝霸陵位置確認，竟是這樣被發現的。
漢文帝霸陵位置確認，竟是這樣被發現的112月14日上午，國家文物局在北京召開線上會議，公布壹項重要考古成果：江村大墓墓主為漢文帝劉恒。
這壹成果顛覆了自元朝起700年來史學界的普遍認知，確認了漢文帝陵寢霸陵的真實位置。不過，令人遺憾的是，“推動”這項考古成果問世的，是千百年來令人不齒的壹個群體：盜墓賊。
霸陵（江村大墓）所在之處及周邊，近年來屢遭“土夫子”（即盜墓者）侵擾。鑒於霸陵陵區文物近年來連續被盜的嚴峻形勢，經國家文物局批準，陜西省考古研究院2017年開始對江村大墓外藏坑、南陵外藏坑進行搶救發掘。12月14日公布的便是四年來取得的考古成果。
薄太後南陵外葬坑考古現場（攝於2020年11月）
漢文帝霸陵真實地點得以確認，與漢武帝劉徹之妃“鉤弋夫人”墓被盜密不可分。“鉤弋夫人”是漢武帝劉徹之妃、漢昭帝劉弗陵之母趙婕妤，其墓為漢雲陵，是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陜西省鹹陽市淳化縣鐵王鎮大圪塔村西。
2016年7月，漢雲陵遭盜擾。淳化縣公安局對此高度重視，立即成立專案組開展調查。鑒於案情重大，公安部將此案列為掛牌督辦案件，直接組織指揮陜西省公安機關開展偵查工作。
警方循線追蹤，從壹個盜墓團夥挖出其他盜墓團夥，再擴線、擴人，歷時壹年多，打掉8個盜掘古墓葬犯罪團夥，抓獲犯罪嫌疑人91人，偵破盜竊、盜掘、倒賣等文物案件96起，扣押涉案車輛10臺，追繳文物1100余件。
相關裁判文書顯示，這些盜墓賊所涉文保單位包括：杜陵（漢宣帝劉詢墓）陪葬墓66號墓、漢雲陵、江村大墓叢葬坑、甘肅鎮原縣殷家城鄉古墓葬、甘肅武山縣王家門村古墓葬、延安市宜川縣丹州鎮古墓葬等等。
這壹系列盜墓案，涉及西安市灞橋區狄寨（江村大墓所在地）壹帶的，最早可追溯至2001年，但主要集中在2010年以後。鹹陽中院“（2018）陜04刑初46號”、陜西高院“（2019）陜刑終292號”等裁判文書顯示，上述系列盜墓案基本已由鹹陽中院、陜西高院於2018至2020年審理，並作出相應判決。
江村大墓被盜文物（圖自陜西省考古研究院）
這些盜墓賊分工明確，有提供資金者、有組織實施者、有踩點探墓者、有打洞盜墓者，還有銷贓變現者，不同團夥人員既有交叉合作，也有爭鬥內訌。所涉文物包括陶俑、陶制動物俑、陶制編鐘、石罄、青銅編鐘、玉器等等。
其中，外號“孟老大”的孟經建，頻繁出現在多起案件中，其不僅組織實施盜墓，還負責買贓銷贓。
鹹陽中院壹審查明，孟經建先後實施盜掘古墓葬四次，其中兩次犯罪地點屬於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古墓葬，其在***同犯罪中起組織作用，系主犯；其又參與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四次，且數額總計達十萬元以上，屬於情節嚴重，應依法予以懲處。
2019年7月17日，鹹陽中院壹審判決被告人孟經建犯盜掘古墓葬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並處罰金100萬元；犯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並處罰金40萬元，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四年，並處罰金140萬元；並對其違法所得283萬元（已繳納198.95萬元）予以追繳。孟經建不服壹審判決，提起上訴，但被陜西高院駁回。
這批盜墓賊中，獲刑最重的為張小彥，法院審理查明，其先後實施盜掘古墓葬八次，其中兩起犯罪盜掘地點屬於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古墓葬，並在壹起犯罪中盜掘出珍貴文物。其系盜墓團夥主犯，又系累犯（曾因盜竊獲刑五年）應當從重處罰。
最終，張小彥被判犯盜掘古墓葬罪，判處無期徒刑，並處沒收個人財產200萬元，對其違法所得482.3萬元（已繳納19.83萬元）予以追繳。
此外，漢文帝劉恒母親薄太後的陵園也曾遭盜擾。不過，該案與上述系列盜墓案無關。
2016年9月4日至9月6日期間，肖強、劉開明、楊彬、趙朋、段肖立攜帶洛陽鏟、探桿、鋼釬、鐵鍁等盜墓工具，乘坐薛國強駕駛的白色金杯面包車多次來到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薄太後陵陵園內，由肖強、劉開明、楊彬負責實施盜掘，由趙朋、段肖立負責望風，先後從薄太後陵的叢葬坑盜掘出彩繪男立俑、彩繪女立俑等文物108件，彩繪陶俑頭、彩繪跽坐俑等文物49件。
後肖強等人將上述盜掘的文物藏匿於劉琦在雁塔區某甲村租賃的民房內。9月6日21時許，劉琦在該民房內查看盜取的文物後與肖強、劉開明等人約定以每件3000至4000元不等的價格進行收購並將部分文物用車輛拉走。次日，劉琦將該批文物運至其位於高陵區的家中存放時被公安機關當場抓獲。事實上，在當日9月6日淩晨3時許，警方便接群眾匿名電話舉報，稱有人在雁塔區某甲村藏匿文物。接警後，警方遂展開調查破獲此案。
江村大墓外葬坑出土文物（圖自陜西省考古研究院）
經西安市文物局確認，該案盜洞位於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薄太後陵的叢葬坑，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經陜西省文物鑒定研究中心鑒定，被盜的彩繪男立俑、彩繪女立俑等漢代文物***108件，其中二級文物5件，三級文物103件；彩繪陶俑頭、彩繪陶立俑、彩繪跽坐俑等漢代文物***49件，均為壹般文物。
據秦風網發布的消息，2019年12月10日，陜西省紀委監委通報4起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失職失責典型案例，其中第壹個案例便是，西安市西漢帝陵保護管理中心對西漢薄太後陵管護不力造成遺址被盜掘問題。
通報稱，2014年以後，西漢帝陵保護管理中心未認真組織對其管護的西漢薄太後陵的保護工作，管護制度缺失、日常巡查草率應付、群防力量薄弱。2016年9月，薄太後陵陪葬坑被盜墓團夥盜掘。案件雖經公安機關偵破，多數文物被追回，但仍有部分文物損毀、流失。2018年11月，該管理中心所屬霸陵管護部部長馮慰受到黨內嚴重警告、政務記過處分。2019年7月，管理中心主任王京平因還存在其他違紀違法問題被並案處理，受到開除黨籍、降低崗位等級處分。
漢文帝霸陵位置確認，竟是這樣被發現的212月14日上午，國家文物局公布了在甘肅、河南、陜西的重要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尤其是備受關註的陜西西安白鹿原的江村大墓，終於確認就是漢文帝(漢武帝的爺爺)的霸陵。
江村大墓位於陜西省西安市灞橋區，2016年外藏坑受到盜擾，之後經國家文物局批準，考古工作者對江村大墓及其附近的竇皇後陵、薄太後南陵、相傳為漢文帝霸陵的“鳳凰嘴”地點，進行了系統的考古調查、勘探，並對陵園外藏坑進行了考古發掘，目前基本確認江村大墓為西漢早期漢文帝劉恒的霸陵。
據介紹，江村大墓地處西安東郊白鹿原的西端，東北約800米處為竇皇後陵，西南約2000米處為薄太後南陵，北部約2100米處為原國保單位霸陵所在“鳳凰嘴”地點。
考古勘探確認，“鳳凰嘴”地點並沒有漢代墓葬遺存，因此排除是霸陵的可能。
江村大墓平面為“亞”字形，地表無封土，墓室邊長約72米、深30余米，墓室四周發現110多座外藏坑，外藏坑外圍有卵石鋪砌的陵園設施（暫定名“石圍界”），邊長約390米，石圍界四面正中外側有門址，推測可能為獨立的帝陵陵園（竇皇後陵也有獨立的後陵陵園）。
江村大墓與竇皇後陵外圍發現陵園園墻遺存，推測***處同壹座大陵園內，大陵園東西長約1200余米，南北寬約863米。
考古人員發掘了7座大型陪葬坑、8座外藏坑內，出土了陶俑、銅印、銅車馬器及鐵器、陶器等1500余件。
其中，銅印印文有“車府”“器府”“中騎千人”“府印”“倉印”“中司空印”等，表明江村大墓周圍外藏坑應為模仿現實官署、府庫建造。
在長約40多米的外藏坑裏，密密麻麻的陶俑尤為引人註目，而且大量陶俑都是彩繪的裸體陶俑，在考古學中被稱為著衣式陶俑。
根據考古人員初步清理，這些裸體陶俑的數量足有上千件。
江村大墓的形制、規模均符合西漢最高等級墓葬規格，加之其周邊分布竇皇後陵、薄太後陵，專家確認江村大墓為漢文帝霸陵。
本次考古工作確定了漢文帝霸陵的準確位置，解決了西漢十壹座帝陵的名位問題。
漢文帝霸陵位置確認，竟是這樣被發現的3據央視新聞客戶端消息，今天（2021年12月14日）上午，國家文物局在北京召開線上會議，會上公布了陜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為漢文帝霸陵。
至此，這個長達千年之久的誤會被畫上了句號。
早在元代，《類編長安誌》就記載漢文帝陵位於鳳凰嘴，鳳凰嘴位於灞橋區席王街道毛窯院村南的白鹿原畔，是壹個從原邊突出的山頭，其南通過壹個梁與白鹿原相連，其北坡則呈規整三角狀，整個山形很像帝陵封土。在地勢加持以及史書“因山為墓”記載的多重影響下，“鳳凰嘴”前立滿碑石，而其中比較重要的則有“康熙二十七年禦制碑”“雍正元年祭祀碑”“嘉慶二十四年禦祭碑”。正中最高最大的那塊，則為清乾隆四十壹年時任陜西巡撫畢沅所書的“漢文帝霸陵”碑。
鳳凰嘴
如今，省市考古研究院聯合在白鹿原江村大墓、薄太後南陵開展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收獲，在項目負責人、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馬永嬴研究員及考古隊成員的幫助下，下文對漢文帝霸陵不選鹹陽原反倒選白鹿原、“鳳凰嘴”為什麽會被很多人認為是霸陵陵址所在地、以及認定江村大墓才是霸陵的決定性證據進行獨家解讀。
白鹿原畔鳳凰嘴：對霸陵千年來的誤認
公元前180年，漢文帝作為漢高祖庶子即位，彼時，漢高祖和漢惠帝均已入葬鹹陽原，形成了祖陵區，但漢文帝卻放棄此處，另擇白鹿原壹帶營建霸陵。什麽原因作此選擇？歷史資料上並無明確記載，經後世學者研究，則給予了兩種看法：
壹是西漢帝陵按昭穆排列，文帝是繼自己兄弟而立的帝主，並不是以往意義上的嫡長子傳承，其陵位與惠帝安陵均為穆位，因此無法安排，只能另找地方；
二是西漢帝陵並無昭穆制度，文帝選址白鹿原不過是個人原因。
霸陵如此隱蔽，不似其它西漢帝陵墓址有清晰的封土，源於文帝劉恒提倡“薄葬”以及明確表示“因其山，不起墳”的遺詔。據《漢書·文帝紀》明確記載：“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宮。遺詔曰：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葬霸陵。”
沒有封土意味著就不像其它漢代帝陵，擁有肉眼可見巨大的“土包”。也因此，造成了學界對於漢文帝霸陵的墓室結構壹直存在兩種觀點。壹種是“崖墓論”，認為霸陵確實是“因山為藏”，而“鳳凰嘴”的高崖即霸陵陵址，也就正好印證了“崖墓”的形式。
另壹種觀點認為，雖然文獻上有記載“不起墳”，但也可以將其理解為墓是修在山中的緣故，故此不用另修封土，這和地勢有關，霸陵的墓室形制理論上應當同漢代的其他帝陵壹樣，是“豎穴土壙墓”。
歷史上對霸陵記載的文獻很多，據馬永嬴介紹，《史記》《漢書》《水經註》等多卷史書中都曾有過霸陵“不治墳”的記載，但對於“不治墳”的具體形制卻又沒有進壹步解釋，而文獻中的記載，由於時代的'變遷，在傳抄過程中極易發生偏差。
此外，古代帝王陵墓大都具有保密性，為了安全起見，壹般都不會標註詳細地點，比如，關於西漢帝陵的位置所在地，《三輔黃圖》裏就僅僅提到“文帝霸陵，在長安城東七十裏，因山為藏，不復起墳。”
“長安城東七十裏”概括了霸陵地理位置，以上諸如其類的文字使得大部分學者們在沒有考古發掘和實物印證以前，只能憑借文獻和經驗去分析陵寢所在地。
有關霸陵位於鳳凰嘴的說法，最早見於元駱天鑲《類編長安誌》:“在京兆通化門東四十裏，白鹿原北鳳凰嘴下，《漢書》治霸陵皆瓦器不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
去過鳳凰嘴的人不難發現，該地位於灞橋區席王街道毛窯院村南的白鹿原畔，是壹個從原邊突出來的山頭，其南通過壹個梁與白鹿原相連，其北坡則呈規整三角狀，整個山形很像帝陵封土的樣子。“鳳凰嘴”本身，不管是形貌還是後世賦予的歷史色彩，都讓這重誤解變得層層加碼。
在地勢加持以及史書“因山為墓”記載的多重影響下，“鳳凰嘴”前立滿了文物保護碑，而其中比較重要的則有“康熙二十七年禦制碑”“雍正元年祭祀碑”“嘉慶二十四年禦祭碑”。
正中最高最大的那塊，則為清乾隆四十壹年時任陜西巡撫畢沅所書的“漢文帝霸陵”碑。
即就是說，早在元代，人們就有了霸陵在鳳凰嘴的誤解，這就給後世的考古工作增加了更大的難度，畢竟在沒有先進的技術手段和完善的考古條件下，沒有人敢輕易推翻“前人”的觀點。
西漢帝陵及陵邑布局：控扼全國交通網絡的樞紐
在西漢時，帝陵的擇址和營建，並不簡單如今天人們看來的政治和文化象征意義，西漢帝陵的選址，與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密切有關。
漢初，西漢王朝的主要隱患是北方強悍的遊牧民族匈奴和關東的六國舊貴族。作為西漢帝陵主要陵區的鹹陽原，正位於漢長安城北首，當時通往北部邊地和西北地區的交通線，都要從長安城渡過渭河經過鹹陽原。西漢政府在這裏營建帝陵並設置陵邑，將大批關東六國舊貴、豪傑名家徙入，實際上是在長安城北，人為營造了壹道防範匈奴南下的屏障，不僅削弱了地方勢力坐大的可能，還充實了京師的力量。
秦始皇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壹個大壹統的中央集權制帝國後，為了加強統治，下令修築了各樣道路。而漢承秦制，在秦道路交通系統的基礎上又不斷發展，新修復開拓了褒斜道、子午道、使得全國形成了以漢長安城為中心轄射的更為發達的交通網絡。
西漢帝陵及其陵邑置身於這幅龐大的交通網絡中，也在壹定程度上改變了舊有的交通條件，促使長安地區形成了新的交通格局並起到了交通沖要和樞紐的作用。除了西漢帝陵陵區本身良好的道路條件外，從宏觀著眼，長陵、安陵、霸陵、陽陵、茂陵、平陵、杜陵等西漢諸帝陵及其陵邑在整個大長安地區的整體交通布局中，地位都非常重要。
比如，漢陵考古隊隊長馬永嬴認為：
長陵和其西的安陵及其陵邑壹起控制著北向甘泉、雲陽的馳道；
霸陵除跟臨潼向關東的大道以外，也是長安通往東南方向，過武關，沿丹水直指江漢平原的武關道實際上的起點；
陽陵及其陵邑在渭北鹹陽原上處於最東邊的位置，亦當於交通要沖地位；
茂陵及其陵邑則是控制京師長安和西域之間聯系的咽喉，也是後來漢武帝北擊匈奴，經略西域的交通鎖鑰；
至於杜陵，位於漢長安城東南的少陵原北端，作為子午道的起點，其作用自不可忽視。
正是在這樣的努力經營下，西漢王朝才實現了所謂“長安諸陵，四方福湊並至而會”的交通形勢。以諸陵邑為交通樞紐，通向四面八方的漸趨完善的傘形交通網絡，對維持長安城及諸陵邑的繁榮起到了重要作用。
翻查西漢帝陵選址，細細歸類，能感受到不少相似之處，比如：均在高敞之地，多位於國都之北，距離長安城不遠，交通便利等等。而這些特點的形成，也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比如，帝陵的營建都遵循了就近原則，為了“宣示崇高威嚴”和“防水”兩方面的考量，帝陵的選址在地勢上都要求“高敞”。
例如，作為西漢帝陵主陵區的鹹陽原就居高臨下，北靠群山，南臨渭水，遙望終南，地勢壹平如砥。至於白鹿原則也不用說，南北寬約25公裏，東西長約6-9公裏，原面海拔600-780米，東南高，西北低，看起來甚為高亢，東側是藍武大道，還有扼控藍武通道之利。
排除鳳凰嘴：源自對西漢帝陵形制結構和布局的總結
80年代以來，我國考古研究者對西漢帝陵做了壹系列的考古發掘工作，大致掌握和了解了西漢帝陵的形制結構和布局特點。
西漢帝陵***十壹座，除杜陵位於西安東南、霸陵位於西安東北方的白鹿原上以外，其余九座，均位於鹹陽原上，從東到西壹字排開。而歸類整理，則不難發現，西漢帝陵遺址本體大都分為三個部分，即帝後陵園、陵邑、以及陪葬墓區。
布局則習慣坐東朝西，帝後合葬，同陵異穴，陵園以東門為正門，除霸陵“不治墳”以外，其余帝陵封土均為正方形或長方形覆鬥形。
也因此，根據霸陵選址的地質、地貌條件及西安帝陵傳統來說，霸陵所在地應與竇皇後陵相較不遠，西漢帝陵實行帝、後“同塋異穴”合葬制，即帝陵、後陵位於同壹陵園內，或帝陵陵園、後陵陵園位於同壹陵園內。長陵和安陵的帝陵、後陵位於同壹陵園內，從陽陵開始，帝陵、後陵設有獨立陵園，但二者外圍有園墻、壕溝，形成雙重陵園制。
霸陵處於安陵與陽陵之間，暫不討論其屬於前者還是後者，但帝陵、後陵位於同壹陵園內應是毫無疑義的。
但細觀曾經認定的鳳凰嘴壹地，其與竇皇後陵封土相距2100米，比西漢國力最強的武帝茂陵帝後陵墓之間的距離還大。
再者，帝陵與後陵的營建形制應基本類似，出現壹個崖墓壹個豎穴土壙墓的可能是很小的（竇皇後陵寢已確認無誤，墓葬形制為豎穴土壙墓。）
西漢帝陵繼承了秦始皇陵園的特點並有所發展，陵園獨立化、陵區規模化、設施復雜化、功能完善化，營建前有過仔細的規劃設計，工程是按照壹定的規劃設計藍圖施工的。霸陵營建也是如此，若帝陵為崖墓，後陵就不可能為豎穴土壙墓，反之，竇皇後陵為豎穴土壙墓，帝陵的墓葬形制肯定也是豎穴土壙墓。
因此，霸陵應當也是帶4條墓道的“亞”字形豎穴土坑墓，與其他西漢帝陵並無二致，只是在於是否有封土的區別。
其次，西漢帝陵壹般建於黃土臺塬的邊部，除帝陵陵園較為高隆外，整個陵園內較為平整，高差不大。若霸陵帝陵位於鳳凰嘴，則陵園需依白鹿原東側陡坡而建，陵園內高低不平，溝壑縱橫，高差將超過230米，而且難以建設外藏坑、禮制建築等設施。這也給鳳凰嘴就是霸陵的論證打上了壹個問號。
確認江村大墓即霸陵的關鍵證據
地處西安東郊的江村大墓，在2001年被發現，此前壹度被誤認為館陶公主劉嫖（漢文帝與竇皇後嫡女）墓。
竇皇後陵東臨灞河河谷，北為任家坡、江村北側的東南-西北向自然溝，江村南側也有壹條東南-西北向自然溝，溝南為薄太後南陵。竇皇後陵西南側東西1400米、南北1100米的範圍較為平整，適合設置霸陵陵園，向西則為坡地，地勢逐漸變低。另外，漢陽陵邑遺址出土有“孝文東寢”封泥，竇皇後陵位於白鹿原東側邊緣，其寢園稱為“孝文東寢”也說明帝陵在西側之處。
灞河從竇皇後封土下流過
最初被“誤解”為館陶公主之墓的“江村大墓”即就位於江村東側、竇皇後陵西側。雖然，漢代公主的墓葬皆可類比諸侯王。但以目前考古事實來看，已發現諸侯墓的規模，與江村大墓相比都小了許多。再者，館陶公主葬於武帝時，其葬制也不可能超越諸侯王。
“江村大墓”近年來因被盜掘而被發現，2017年開始，對江村大墓及南陵外藏坑進行搶救性發掘，目前發現，該墓室長寬40米，深30米，緊貼墓壙砌有壹周磚墻，墻內為枋木壘築的外槨，外槨與第二周枋木墻之間為寬、高各約2米的外回廊，廊內堆積有大量的木炭，第二周枋木墻壹端設門，內為第二道、第三道回廊。
該墓位置顯赫，規模龐大，外藏坑數量繁多，遠遠超過了諸侯王的等級，而配得上如此規模、設施、墓道特點和位置的，也就只剩下漢文帝霸陵值得懷疑了。霸陵帝陵無封土，是兩千年來不爭的事實。而江村大墓也確實沒有封土，符合史書中霸陵“不起墳”的記載。
直接讓考古學家們認定江村大墓就是霸陵的證據，還是因為在長達5年的考古發掘勘探中，他們找到了大陵園的邊界，也就是將竇皇後陵和“江村大墓”包圍起來的“以石為界”的最大外陵園。
根據歷史文獻和田野考古資料，西漢帝陵建築的基本形制要素包括陵園、封土、墓穴、門闕、寢園、陵廟、外藏坑、道路、陪葬墓、祔葬墓、陵邑、刑徒墓地及園省、園寺吏舍、修陵人居址等部分。
陵園在陵墓結構中是圈定陵墓、界劃陵區的重要標誌。西漢帝陵的陵園被稱為“園陵”或“園”。據考古勘探資料顯示，西漢早期的帝陵，如長陵、安陵采用帝、後同陵園的單重陵垣制；早先，因為大家都默認漢文帝霸陵采用“依山為陵”葬制，葬於鳳凰嘴下，因此重心大都放於對鳳凰嘴的鉆探。
霸陵在鳳凰嘴之說，因何而起，如今已經不得而知。但遺憾的是，經過對鳳凰嘴周圍山體的檢測，考古學家們發現其中並無空洞，因而其山體內部也就不可能存在著壹座大型墓葬。
更叫人覺得奇怪的壹點是，熟悉西漢帝陵的人都知道，帝陵除了封土之外，地面還有豐富的陵園建築。時至今日，建築雖已不存，無法保留，但陵園內遺存的殘磚碎瓦往往隨處可見，然後事實卻是，鳳凰嘴周圍並沒有出現任何的漢瓦遺存。山體內沒有空洞，周圍又沒有陵園建築遺存，那就基本上可以否定鳳凰嘴是霸陵陵址。不過是壹處實心土原罷了。
如今，大陵園垣墻被成功發現的蹤跡則為我們揭開霸陵真相壹事提供了最直截了當的證據。
中國歷史源遠流長，西漢時期是我國漢文化的重要形成時期，從某種角度講，漢文化就是以漢代文化為基礎形成的。也正是這種歷史交流的核心價值理念組成了我們五千年文化不斷裂的事實。
考古從來都不是壹個靜態的過程，那些被推翻重建又不斷論證的史事是壹代又壹代的考古人“求真”的態度，也是值得我們學習與驕傲的存在。
●感謝漢陵考古隊隊長馬永嬴研究員及曹龍、朱晨露等老師對本文提供的學術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