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季羨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字希逋，又字齊奘。中國著名文學家、語言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翻譯家，散文家，精通12國語言。曾歷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科院南亞研究所所長。2009年7月11日北京時間8點50分，國學大師季羨林在北京301醫院病逝，享年98歲。 學術成就 學術研究內容 季羨林的學術研究，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梵學、佛學、吐火羅文研究並舉，中國文學、比較文學、文藝理論研究齊飛”。綜合北京大學東方學系張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羨林的學術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個方面： 1 、印度古代語言研究： 博士論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動詞的變化》、《中世印度語言中語尾-am，向-o和-u的轉化》、《使用不定過去式作為確定佛典的年代與來源的標準》等論文，在當時該研究領域內有開拓性貢獻。 2 、佛教史研究： 他是國內外為數很少的真正能運用原始佛典進行研究的佛教學學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語言的變化規律和研究佛教歷史結合起來，尋出主要佛教經典的產生、演變、流傳過程，借以確定佛教重要派別的產生、流傳過程。 3 、吐火羅語研究： 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緣經〉吐火羅語諸本諸平行譯本》，為吐火羅語的語意研究開創了壹個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對新疆博物館藏吐火羅劇本《彌勒會見記》進行譯釋，1980年又就70年代新疆吐魯番地區新發現的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發表研究論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羅文發現在中國，而研究在國外”的欺人之談。 4 、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 《中國紙和造紙法輸入印度的時間和地點問題》、《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遊記》有些成分來源於印度的論證，說明中印文化“互相學習，各有創新，交光互影，相互滲透”。 5 、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 80年代主編《大唐西域記校註》、《大唐西域記今譯》，並撰10萬字的《校註前言》，是國內數十年來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國、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東南亞，以及歐、美、非三洲和這些地區文化交流的歷史畫卷，有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6 、翻譯介紹印度文學作品及印度文學研究： 《羅摩衍那》是即度兩大古代史詩之壹，2萬余頌，譯成漢語有9萬余行，季羨林經過10年堅韌不拔的努力終於譯畢，是我國翻譯史上的空前盛事。 7 、比較文學研究： 80年代初，首先倡導恢復比較文學研究，號召建立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為我國比較文學的復興，作出了巨大貢獻。 8 、東方文化研究： 從80年代後期開始，極力倡導東方文化研究，主編大型文化叢書《東方文化集成》，約500余，800余冊，預計15年完成。 9 、保存和搶救祖國古代典籍： 90年代，擔任《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傳世藏書》兩部巨型叢書的總編纂。 10 、散文創作： 從17歲寫散文起，幾十年筆耕不輟，已有80余萬字之多，鐘敬文在慶賀季羨林88歲米壽時說：“文學的最高境界是樸素，季先生的作品就達到了這個境界。他樸素，是因為他真誠。”“我愛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話家常。” [4] 重要學術論文 第二次世界大戰壹結束，季羨林就輾轉取道回到闊別10年的祖國懷抱。同年秋，經陳寅恪推薦，季羨林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創建東方語文系。季羨林回國後，著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關系史，發表了壹系列富有學術創見的論文。 季羨林讀書 《浮屠與佛》（1947），揭示梵語Buddha（佛陀）壹詞在早期漢譯佛經中譯作“浮屠”是源自壹種古代俗語，譯作“佛”則是源自吐火羅語，從而糾正了長期流行的錯誤看法，即認為佛是梵語Buddha（佛陀）壹詞的音譯略稱。這裏順便指出，季羨林在1989年又寫了《再論浮屠與佛》，進壹步論證漢文音譯“浮屠”源自大夏語。 《論梵文··td的音譯》（1948），揭示漢譯佛經中用來母字譯梵文的頂音·t和·d是經過了·l壹個階段，而t··＞·d＞l這種語音轉變現象不屬於梵文，而屬於俗語。因此，依據漢譯佛經中梵文··td的音譯情況，可以將漢譯佛經分為漢至南北朝、南北朝至隋和隋以後三個時期。前期漢譯佛經的原文大半不是梵文，而是俗語或混合梵文；中期的原文也有很多是俗語和混合梵文，但梵文化程度有所進步；後期的原文是純粹的梵文。 季羨林的這兩篇論文在中國佛教史研究領域中別開生面，用比較語言研究方法，令人信服地證明漢譯佛經最初並不是直接譯自梵文，而是轉譯自西域古代語言。季羨林也據此提醒國內運用音譯梵字研究中國古音的音韻學家，在進行“華梵對勘”時，壹定要註意原文是不是梵文這個大前提。 在中印文化關系史研究方面，以往國內外學者大多偏重研究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甚至有論者據此認為中印文化關系是“單向貿易” （one－way－traffic）。季羨林認為這種看法不符合文化交流的歷史實際。因此，季羨林在研究中，壹方面重視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另壹方面著力探討為前人所忽視的中國文化輸入印度的問題。他先後寫成《中國紙和造紙法輸入印度的時間和地點問題》（1954）、《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1955）和《中國紙和造紙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傳到印度去的？》（1957）等論文，以翔實的史料，考證了中國紙張、造紙法和蠶絲傳入印度的過程。 [5] 學術思想 20世紀80年代後期以來，季羨林對文化、中國文化、東西方文化體系、東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紀的人類文化等重要問題，在文章和演講中提出了許多個人見解和論斷，在國內外引起普遍關註。季羨林認為，“文化交流是人類進步的主要動力之壹。人類必須互相學習，取長補短，才能不斷前進，而人類進步的最終目標必然是某壹種形式的大同之域”。其實，季羨林近10年來積極參與國內東西方文化問題的討論，也貫徹著這壹思想。季羨林將人類文化分為四個體系：中國文化體系。印度文化體系，阿拉伯伊斯蘭文化體系，自古希臘、羅馬至今的歐美文化體系，而前三者***同組成東方文化體系，後壹者為西方文化體系。季羨林為東方民族的振興和東方文化的復興吶喊，提出東西方文化的變遷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在國內引起強烈反響。季羨林表達的是壹種歷史的、宏觀的看法，也是對長期以來統治世界的“歐洲中心主義”的積極反撥。 學術任職 季羨林先生學術任職廣泛，曾任中國外國文學會副會長（1978年）、中國南亞學會會長（1979年）、中國民族古文字學會名譽會長（ 1980年）、中國外語教學研究會會長（1981年）、中國語言學會會長（1983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1983年）、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1984年）、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1984年）、中國作家學會理事（1985 年）、中國比較文學會名譽會長（ 1985年）、中國亞非學會會長（ 1990年）等。 主要著作 《〈大事〉偈頌中限定動詞的變位》（1941年，系統總結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頌所用混合梵語中動詞的各種形態調整）、《中世印度語言中語尾-am向-o和-u的轉化》（1944年，發現並證明了語尾-am向-o和-u的轉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羅語的特點之壹）、《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1985年）（論證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闡明了原始佛教的語言政策、考證了佛教混合梵語的歷史起源和特點等）、《〈福力太子因緣經〉的吐火羅語本的諸異本》（1943年）（開創了壹種成功的語義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語言論集》 （1982年）、《吐火羅文A中的三十二相》 、《敦煌吐魯番吐火羅語研究導論》 、《文化交流的軌跡：中華蔗糖史》 、《東方文學史》、《東方文化研究》、《禪與東方文化》 、《東西文化議論集》、《世界文化史知識》 等。 個人獎項 1986年論文集《印度古代語言論集》獲北京大學首屆科學研究成果獎。 1987年論文集《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獲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和政策研究優秀成果榮譽獎。 1989年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授予“從事語言文字工作三十年”榮譽證書。 1990年論文集《中印文化關系史論文集》獲全國首屆比較文學圖書評獎活動“著作榮譽獎”。 1992年主編的《大唐西域記校註》獲全國首屆古籍整理圖書獎。 1992年，印度瓦拉納西梵文大學授予最高榮譽獎“褒揚狀”。 1997年主編的《東方語言學史》獲第三屆國家圖書獎。 1997年主編《印度古代文學史》獲國家級教學成果二等獎，1999年獲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優秀成果獎專著二等獎。 1998年德黑蘭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 1999年《季羨林文集》(24卷)獲第四屆國家圖書獎。 2000年專著《文化交流的軌跡——中華蔗糖史》獲長江讀書獎“專家著作獎”。 2000年獲得德國哥廷根大學博士學位金質證書。 2006年9月26日，在中國譯協慶祝國際翻譯日資深翻譯家表彰大會上，季羨林被授予“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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