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楚、陜三省交界地帶是原始森林地帶，歷來是被迫背井離鄉的難民聚集地。乾隆三十七、三十八年(1772、1773)，川楚兩省數十萬饑民來此覓食。加上河南、安徽、江西等省的難民，總數不少於百萬。這個地區土壤貧瘠，氣候惡劣。難民除了搭棚子種地，還需要被木箱廠、鐵廠、紙廠雇傭，拿微薄的工資才能生存。他們不僅受到滿洲地主的剝削，還受到軍官和律師的勒索，生活異常艱難。絕望的難民成了安百裏教傳播的對象。
安百裏教是明清時期主要的秘密宗教。它崇拜“無母”、“彌勒佛”，以“真空無母”為八字真言，使人得到精神寄托。對於那些身處水深火熱之中，試圖擺脫這個世界的難民來說，是很有吸引力的，於是他們日復壹日的隨波逐流。
清朝乾隆後期，清朝各種社會矛盾激化。官僚、地主和富商大肆吞並土地。人口爆炸和耕地短缺導致食品價格急劇上漲，饑餓人口越來越多。此外，封建統治階級生活奢侈，貪官汙吏橫行，民族壓迫和反抗日益加劇，所以安百裏教的宣傳也增加了反抗現實的內容。乾隆三十九年，該教教主範明德向河南信眾提出，已到了“劫數的最後壹年”，要“以坤換天下”。後來、劉知幾、在鄂、川、皖等地傳教時，也提出“彌勒轉世為輔牛巴”(牛巴寫於朱，暗指明朝子孫)，聲稱“黃天必亡，天道必活”，凡火、水、劍、兵入其教，均可免遭劫難。入教後“教書所得財富均分”，修習教書者“穿衣吃飯，不分我”，“患難與共，患難與共，身無分文環遊世界”等等。這種宣傳既滿足了小生產者平均、平等、互助的要求，又滿足了他們反抗和生存的欲望。因此，到乾隆末年，安百裏教已經發展成為壹股強大的勢力，並計劃舉行武裝起義。
清乾隆六十年，湖北白蓮教教主和秘商在“辰年陳悅辰日”(嘉慶元年三月初十)發動起義，讓信眾為刀槍準備火藥。安百裏教的迅速發展及其反清內容引起滿清統治者的嚴重焦慮，於是下令大規模搜捕安百裏信徒。大量的宗教領袖和信徒被淩遲處死，而地方官員則以查那的名義敲詐勒索。“不管學不學教，都不給錢”“得不到想要的，就會被誣為異端”。各地宗教領袖以“官逼民反”為口號，號召信徒起來反抗。嘉慶元年(1796二月15)正月初七，湖北宜都、枝江地區首領張正謨、聶，因政府強占之急，被迫提前舉義。長陽、來鳳、當陽、竹山等縣的基督徒緊隨其後。三月十日，襄陽的基督徒在王聰兒和姚芝甫的帶領下，在原定的日期起義。各路起義軍，互不隸屬，各自為戰，大部分山寨或郡縣被清軍攻破。只有襄陽起義軍采取了運動戰的策略，實力迅速壯大，成為湖北起義軍的主力。在湖北安百裏叛亂的影響下，四川各地的安百裏基督徒也紛紛響應。9月，達州宗教領袖徐天德、東鄉(今四川宣漢)宗教領袖王三懷、冷天祿等領導起義。
第二年初，襄陽義軍再次開始大規模機動作戰，轉戰湖北、四川、河南、陜西，然後分三路入川。清軍只有跟著，疲憊不堪。七月，四川起義軍被清軍圍困，襄陽起義軍趕來救援，與東鄉的四川起義軍會師。各路起義軍按綠、黃、藍、白分號設置店小二、元帥、先鋒、連長等職。但由於小生產者固有的分散性和保守性，起義者並沒有真正整合，各股仍在各自為戰，分散行動。
三年三月，襄陽起義軍在湖北鄖西被清軍包圍。首領王聰兒和姚誌福跳崖而死，其余的人繼續掙紮。四川起義軍也損失慘重。但在嘉慶五年三月之前，起義軍正處於發展壯大階段。起義軍因為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有房住，有糧、衣、火藥助，有騾馬、稻草奪騎，取而代之”，還有壹些全國各地的基督徒“導其失運”，多次重創清軍。嘉慶五年四月四川江油馬蹄嶺戰役後，起義開始轉入低潮。人數從幾十萬減少到幾萬，很多重要將領相繼去世。
滿清統治者的“強墻清野”和“築堡群練”策略逐漸推廣並發揮了作用。通過築堡並村，百姓遷入其中，充實民間糧庫的給養，訓練丁壯防守，從而切斷了叛軍與百姓的聯系，使他們得不到糧草和兵員的補充，實力日漸衰竭。嘉慶六年下半年，起義軍的活動基本局限在川、楚、陜交界地區，在萬山老林中作戰，人數不超過兩萬四千人，而被圍困的清軍人數是其十倍。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起義軍堅持戰鬥，1999年9月，起義終於失敗。
在9年多的戰鬥中，安百裏起義軍占領或攻破了204個縣，與16個省的滿清貴族招募的大量軍隊作戰，殲滅了大量清軍，殺死了400多名中隊長和20多名提振等壹、二等官員，滿清統治者軍費開支達2.2億元，相當於4年的財政收入。這次起義也削弱了腐敗的清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