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23日黎明前，我突然聽到高楊的同學在我宿舍門口大喊:“小胡！加油！快起來，出事了！”。我跳下床，跑了出去。學校院子裏壹片漆黑，看不到壹個人，但可以聽到急促的靴子聲和槍托敲擊聲。看來他們正忙著尋找。
住在最後壹個房間的壹個老人(大約六十歲)穿好衣服走了出來。我壹見老人出來，就問他:“爺爺，我是東大學生。警察抓人。救命啊！”他壹知道這個情況，就把我介紹到樓裏，讓我躲在他女兒(大概十七八歲)的被窩裏。然後他自己出去開門。過了壹會兒，幾個憲兵闖了進來。壹進門就質問老人:“犯人去哪了？”老人非常平靜地回答:“我不知道。”憲兵大怒，大聲威脅:“如果被發現，也是壹樣的罪！”老人斬釘截鐵地說:“同罪同罪！”憲兵轉向躺在床上的姑娘，問:“妳藏在這裏的是誰？”女孩也很堅強，淡定的回答:“沒有人躲。”憲兵大概看出了問題，故意威脅她:“妳要是發現了，就跟他同罪！”女孩也像她爸爸壹樣說:“壹樣的罪就是壹樣的罪！”
這個時候我藏不住了，也不能牽連到老百姓。我立刻從床上翻了個身，對憲兵說:“是我自己藏起來的，跟他們沒關系。”然後，我被憲兵押送走了。過了壹個多月，我們被黨組織救出監獄後，我買了壹袋糕點，去看望那位令人敬佩的老人。
《青春之歌》中的真實故事
胡開明先生回憶道
胡開明
在楊沫同誌的小說《青春之歌》第四十二章中，有這樣壹個情節:壹天深夜，壹位老人為了躲避軍警，毅然決定將愛國學生許寧藏在女兒的床上。在軍警刺眼的刺刀面前，老人和他年僅十七八歲的女孩，冒著坐牢的危險，堅守崗位，保護愛國學生。
有的同誌肯定會認為這是虛構的情節。其實這是壹個真實的故事，我親身經歷過。想起這件事，我懷著無限的敬佩懷念老人和姑娘。
“壹二·九”和“壹二·壹六”示威後，反動當局加緊鎮壓愛國學生運動。
1936年2月22日下午，北平學聯在清華體育館召開緊急會議。這次會議的主持人姚克光在壹開始就告訴大家:今天早上已經發生了對中文大學(中國大學)的突襲，很可能還會有對其他學校的突襲。我們應該提高警惕。證件要收藏，積極分子盡量避開，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會議結束時，外面正在下雨。我冒雨回到東大(東北大學)，已經是傍晚了。當晚，我召集東軟大學救國工作委員會的學生開會，傳達學生會的會議精神。我發高燒，頭有點暈，所以我不得不躺在長椅上開會。九點左右，壹個叫魏松的女同學來告訴我們，她剛剛接到壹個莫名其妙的電話:“今晚有壹大批‘客人’要來妳那裏，妳要做好接待準備。”手機沒留名字，我就把手機摔了。當時我分析這是敵人內部有人同情愛國學生運動，主動向我們舉報的信，所以今晚肯定會出事。於是我提議趕緊行動，收集文件。會議結束後，所有工作委員會的學生都應該離開學校，暫時躲避壹下，不要住在學校裏。但當時有學生反對這種想法，認為這是逃避現實，主張堅持上學，並集結糾察隊準備抵抗。在有分歧的情況下，我們不得不投票表決。結果留校的意見占了上風，我們決定不走了。因為我生病了，我在高楊的幫助下回到了宿舍。他說，“妳好好睡壹覺。我告訴妳壹件事。”
果然，淩晨，天還沒亮，我突然聽到高楊的同學在我宿舍門口大喊:“小胡！加油！快起來，出事了！”說完，他跑了回去。我匆忙跳下床，穿上外套，光著腳跑了出去。我跑出宿舍，沒有看到高楊。我想起不遠處有個廁所，靠在學校東邊的墻上，於是我朝廁所跑去。我從廁所爬到院墻上，觀察周圍的情況。當時天還沒亮，學校院子裏壹片漆黑，看不到壹個人，但能聽到急促的靴子聲和槍托敲擊聲。看來他們正忙著尋找。往院墻外看，原來是居民樓，不是街道。所以我不得不再次看墻上的運動。
當時雪下得很大，地上的雪有半尺多厚。我在墻上坐了大概壹刻鐘，腳真的很冷。這時，天也亮了。為了不被敵人發現，我從墻上跳了下來。沒想到，他們壹跳進屋裏，老百姓的狗就叫了起來。以前在學校周圍站崗巡邏的憲兵，壹聽到院內的狗叫聲，就過來敲大門。住在最後壹個房間的壹個老人(大約六十歲)穿好衣服走了出來。我壹見老人出來，就問他:“爺爺，我是東大學生。警察抓人。救命啊！”他壹知道這個情況，就把我介紹到樓裏，讓我躲在他女兒(大概十七八歲)的被窩裏。然後他自己出去開門。過了壹會兒，幾個憲兵闖了進來。壹進門就質問老人:“犯人去哪了？”老人非常平靜地回答:“我不知道。”憲兵大怒，大聲威脅:“如果被發現，也是壹樣的罪！”老人斬釘截鐵地說:“同罪同罪！”憲兵轉向躺在床上的姑娘，問:“妳藏在這裏的是誰？”女孩也很堅強，淡定的回答:“沒有人躲。”憲兵大概是看出了問題，故意威脅她說:“妳要是發現了，就跟他同罪！”女孩也像她爸爸壹樣說:“壹樣的罪就是壹樣的罪！”
這個時候我藏不住了，也不能牽連到老百姓。我立刻從床上翻了個身，對憲兵說:“是我自己藏起來的，跟他們沒關系。”然後，我被憲兵押送走了。到了學校大客廳門口，帶我的憲兵很開心地對他們的同夥說:“我考了第壹名！”走吧。“這時候我往客廳壹看，發現已經抓了四五十個學生(後來說抓人黑名單上有七八十人，那次抓了四十多人)，綁在壹根長繩上。這時候天快亮了，他們也不搜了，就把我們放在停在校門口的大囚車上走了。
過了壹個多月，我們被黨組織救出監獄後，我買了壹袋糕點，去看望那位令人敬佩的老人。但是後來很多同學跟我開玩笑，說我去拜訪了“未來嶽父”。所以，以後壹直不好意思再去了。
解放後，我仍然懷念這位老人。1950年春天，我去北京的時候，去參觀了老人的舊址。新住戶告訴我，老人已經去世，他的姑娘回東北老家了。地點不清楚。他們說，老人去世前，每年夏天在院子裏乘涼的時候，總會把這個故事講給大家聽，表揚這個學生。
這讓我懷著壹顆赤誠的愛國心緬懷這位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