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相對應的模式是“嚴進寬出”，就是我們現在采用的模式，進大學的人經過嚴格挑選，讀大學的人當然在量上是比較少的，幾乎100％可以畢業。
比較這兩種模式應該說有國際上的背景，歐洲大陸，德國也好，英國也好，很長壹段時間也是實行“嚴進寬出”，當時高等教育規模比較小，德國入學率壹般認為在18％－20％之間，比我國要高壹點。美國和日本則采取了另外壹種辦法，就是把門打開，只要有高中畢業文憑，妳就可以進入大學，至於進入什麽樣的大學當然還是有區別，但是大學的門是壹直打開的。
這兩種模式在國際上比是有各自優點的，但是，80年代以後英國人也開始向美國人學習，也開始開放高等教育。從這個比較中可以認識到中國的高等教育目前是壹種精英教育階段，是經過嚴格挑選培養少數人。7％的人能夠進大學，在當時計劃經濟體系下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應該註意到，92年以後，我國開始向市場經濟轉變，原來那種計劃經濟模式下的人才培養模式遇到了挑戰，這時候篩選模式上要有壹個重大的轉變，這是外因。從內因上說，壹個人高中畢業後，經過嚴格挑選，100個人裏面有4－5個人能上大學，九十多個人就不可以上大學，他們就不是可造之材？不是這麽回事的！實際上是因為高等教育規模小，只能這麽多人上大學，而這九十幾個人中相當壹部分人是可造之材，換壹個角度講，妳可以講他們不是可造之材，但不能說他們肯定是不可造之材，有可能是可造之材。那麽怎麽辦呢？把他們攔在外面，不讓他們發展，還是允許他們進來，讓他們在大學4年期間或更長壹段時間發展，發展到什麽程度在於他們四年當中的學習水平。
這裏有壹個怎樣看待人的發展的問題。現在是政府認為什麽樣的人可以上大學就讓他們上大學，政府的意誌非常強烈，完全忽視了人本身發展的規律。我們這裏要強調尊重教育規律，我當時提出這樣壹個觀點：尊重教育規律而不是尊重行政規律的話，應該允許人在他們各自的發展階段上得到充分的發展。所以“寬進嚴出”從這個意義上講是尊重了人的發展，因為有些人發展快，有些人發展幔；有些人在這段時間發展，有些人在另壹段時間發展。我們現在在某個時間上卡住，說這些人可以發展，另壹些人不可以發展，使得發展晚的人失去了以後發展的機會，忽視了人的發展的差異性、個性化、特殊性，這個時間點也很難找到。所以我們講“寬進嚴出”實際上是尊重了人的發展，更加尊重了教育規律，從這點上我們可以分析“寬進嚴出”與“嚴進寬出”究竟是誰尊重規律。
很多反對者認為“寬進嚴出”以後，高等教育規模擴大了，比如20％的人可以上大學了，多出來的人由誰來付費？這其實是壹個操作性、技術性的事情，而不是必要性的。我們要提出來，如要嚴格的推行“學分制”，如果沒有“學分制”作為保證，“寬進嚴出”也就會流於形式。反對者還提到壹個觀點，就是“寬進”以後能否“嚴出”，認為受我國傳統文化的限制，很難“嚴”起來，“寬進”就等於“寬出”。中國人太註重面子觀念。我認為：中國文化傳統是要尊重的，但決定的因素不是傳統，否則我們還要不要改革呢？這是由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這對矛盾決定的，不是尊重不尊重文化傳統決定的，而從某種意義上說，改革就是挑戰傳統，就是要改掉傳統的東西。尊重傳統是什麽呢？尊重傳統就不要改革。我認為這個問題的爭論在當時是非常有意義的。
“寬進”了，接下去是壹個質量會不會下降的問題。我曾經寫過壹篇論文，討論“寬進嚴出”的辦學模式，盡管當時有很多人反對，但大部分專家認為這篇論文是有創見的。今天回過頭來看，“寬進嚴出”模式比那時要明晰多了，高等教育在壹個大的發展以後，實際上已經在開始認可這樣壹個模式，我感到很欣慰。當然，“寬進嚴出”要真正做好、做實、做得有成效，還需要壹個過程，首先是要做，但還要看到問題，做的過程中要不斷克服來自各方面的困難。從傳統之路走過來後，現在要換壹條路走，很不容易，人是喜歡走老路的。
我跟唐教授在這個問題上原來有過爭論。與唐教授***事後，從他那裏得到很強印象的問題就是教育市場化問題，也就是“寬進嚴出”與教育市場大發展的關系，是壹種互相滲透，互為基礎的關系。這個時候我正在主持上海市壹個重大課題，就是學生課業負擔調查的課題，我是第壹個很有“同情心”的發起人。我在這次調查中的主要研究對象是九年義務制的小學和中學，這次調查中我非常重視教育的人本化，或幹脆說人本主義的教育思想。與唐教授接觸後，在他那裏了解到教育市場化問題，當時我們之間有非常大的分歧，當然，當時我的思考對象主要是中小學基礎教育，在高等教育方面，另當別論。我認為教育怎麽能夠市場化呢？我認為教育應該是人本的、獨立的，他認為教育應該市場化，是帶有選擇的競爭。
但是，隨著我接下來研究招生問題時，突然發現應該從兩個範疇來談這個問題，那就是，從義務教育和非義務教育兩個範疇來看，我認為在非義務教育階段教育應該市場化，而在義務教育階段我仍然堅持獨立的、人本主義的觀點。我的轉折點在哪裏呢？當我發現壹個學生和其家長要爭取上大學時，他願意把個人的家庭積蓄花在教育上，而不是花在家用電器上或房產上，這個事情已經不是在紙面上所看到的問卷的選項，而確確實實是壹種非此即彼的意誌的判斷。因為我在調查中發現，千家萬戶都要求上大學，凝聚在歷史裏面的這種價值需求不是我們壹兩句話可以塑造的，這就迫使我考察什麽叫市場。如果從購買者角度來講，市場要尊重他們的選擇，所以我突然發現市場化的教育或在教育裏面推崇市場化的思想是最為人本主義的，這是我思想的壹個轉變。這就是我講的第壹重意思，尊重市場化的教育實際上是最為人本主義的壹種教育觀點。
第二個問題就是“寬進嚴出”尊重了人的發展中客觀存在的階段性，或者說是學生在學習過程、成熟歷程中的壹種非常人本主義、人性化的作法。為什麽？簡單地回憶壹下，例如在人文學科中，有相當壹部分學者在建國前後並不壹定有非常紮實的基礎，現在的話講就是有科班出身的學習過程，而只是經歷了壹個馬列主義“速成班”的教育，如今他們當中已經有很多人成了人文學科中的巨匠。我們從學習角度來講，這也是壹個逐步演進的過程。再舉壹個例子，所謂老三屆現象，他們中許多人只讀了小學、初中或高中，但在人文學科甚至自然科學中很有收獲，這也說明了人類學習過程的潛在可能性。如果從歷史上的這兩個例子回過頭再來看我們的學生，正好與我的調查結論是壹致的，就是：在小學中，用現在的標準來刻劃的這些失敗者並非是喪失了科班學習或正規學習的可能性；在初中是這樣，高中也是如此，用壹些老師的話講，我們很難說初中、高中學業成績好的人以後在學術上就壹定有成就，反之，現在學業不良的人也不是沒有成就的可能性。所以，這個問題也是從人發展潛能的可能性的歷程來解釋這種現象，我們先讓他們有發展的機會，他們成功與不成功是其自己的潛能的發揮以及社會對其壓力的結果，這個思想與現在國際上提倡的終生教育思想也是完全吻合的。
就是說“寬進嚴出”在觀念上、制度上確實具有終身教育的含義。這是我的第二重意思。
而“寬進嚴出”給公民最大的印象是教育不再變得那麽威嚴，那麽高不可攀，不再是完全由國家的考試決定的壹種行為或者制度，使得大家覺得在學校學習是非常親切的，只要付出努力就可能成功的。也就是說使學校教育與計劃經濟、政府指令脫離開來，變成生活當中的非常親切的實踐，不是被壹種權威所控制的，而是壹個可以滿足主體需求的、可以獲得的非常親切的事物。這是第三個層次。
第四個層次上，我認為“寬進嚴出”實際上非常符合儒家文化中東方人愛讀書、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心理。“學而優則仕”這個詞現在提起來是壹個很別扭、很刺耳的說法，因為，如果從階級分析的觀點看問題的話，就是上智與下愚的關系，階級對立的關系。如果從壹般的傳統的心態或從百姓的眼光來看，“仕”就是知識分子，也就是說中國人非常崇尚做壹個知識分子，換個說法，就是非常重視提高自身的修養，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基礎就是修身。那麽，在這種民族心態下，我認為想讀書至少比不想讀書要好得多。所以從這四個方面來說，現在我們所賦予的“寬進嚴出”概念中的涵義用壹句話概括，就是“寬進嚴出”是最人本主義的、最民主化的教育模式。
J：剛才葛老師講到“學而優則仕”這個概念，這個概念的理解是有分歧的。這裏的“優”實際上不僅僅指優秀，壹種指學業優秀的人可以當官，另壹種學有余力的人，其能力很強，這樣的人也可以當官。而只從成為“知識分子”這壹角度來理解“仕”的話，我認為不夠，因為“仕”指當官，“士”則指知識分子。
G：“學而優則仕”與中國古代的科舉制相聯系，科舉制--從積極的角度評價它時，它扭轉了只有世族才能當官的現實，使廣大知識分子也有可能當官。魯迅曾經論述過“仕”與“士”的區別與聯系，在古文中兩個字往往通假，早期的科舉文化從政治角度來講，其可取之處在於使知識分子可以當官，崇尚知識分子。
T：科舉制度是中國的傳統文化，而科舉制度就是嚴格考試，現在提出“寬進嚴出”是否定了嚴格考試，這樣不是矛盾，違反中國傳統了嗎？我認為並沒有違反中國傳統，做官要嚴格考試，讀書不要求嚴格考試，如果把做官與讀書合在壹起，恰恰是危險的。讀大學不是為了做官，或者說讀大學不等於做官，大學畢業後就等於做官是我們以前的東西，做官要嚴格考試，所以我們要實行國公務員考試，就相對於科舉考試，要嚴格，不是隨隨便便就可以做官的，但入學要放松。所以這個問題我認為並不是矛盾的。這是“學而優則仕”背後的整個民族的心理，“學而優”後社會地位就好壹點了。
J：剛才講到“寬進嚴出”與“嚴進寬出”是壹個對立的概念。以前的情況是進大學很不容易，進大學後出去容易，這就是“嚴進寬出”，針對這樣壹種現象提出“寬進嚴出”這個概念，我認為是壹種進步，因為至少保證了大學畢業生的質量，同時又解決了入學中供不應求的社會壓力與矛盾。我在想“寬進嚴出”也好，“嚴進寬出”也好，它本身不是知識分子的紙上談兵，而是跟社會狀況密切相關。
大學裏出現了60分萬歲，學生進了大學，只要能達到及格分數，就可以畢業出去。“寬進嚴出”也好，“嚴進寬出”也好，是不是還都是原來計劃經濟模式下的不得已的壹種應對方式。教育實際上有壹個不斷遞進的發展，在建國初期中學畢業生就相當少，那時候，初小畢業就具有當幹部的文化資歷，南下幹部裏面有很多解放軍只要小學文化程度，他就可以擔任幹部。如果說“學而優則仕”，壹個小學生也許還談不上“學而優”，所以這個“優”是相對而言的，整個民族文化素質低下的時候，小學文化就算高了。到今天，大學畢業應該是壹個基本的學歷要求，因為社會上對學歷要求也更高了，處在這樣壹種情況下，“寬進嚴出”也是壹個歷史的產物。到了壹定時候，高校辦學的規模會越來越大，而且國家對學校辦學的口子會越來越放寬，到時候不會存在壹個“粥少僧多”的問題，要想接受高等教育不會是壹件很難的事情。這樣，大量學生進了高校，就有壹個如何保證質量的問題。
針對“寬進嚴出”和“嚴進寬出”兩個概念是不是還有相對應的另外兩個概念，壹是為了保證高等教育質量，我們甚至要提倡“嚴進嚴出”，進來也不容易，出去更不容易。壹是提出“寬進寬出”，比如今年全國高校招生規模擴大了近50％，今年的入學標準從某中意義上講比去年低50％的質量保證，可以說是“寬進”了，那麽出去時是否要篩選掉50％了？我想不至於，肯定到時候不能畢業的人數是非常少的，這樣在質量上是有壹個差別的。從這種角度看，“寬進寬出”這個概念是指所有學生都能進入大學，而絕大部分都能畢業出來。那當然少量名牌大學可能執行的還是“嚴進嚴出”的標準。根據這樣的情況，我認為不必對這個概念在字眼上太斤斤計較，過於追究“寬進嚴出”後學生就業會怎麽樣，或者“嚴進寬出”是否限制了學生的就學，使得教育的民主化不夠。我在這裏還想引入高校的自學考試現象，自學考試只要報名，在考試的輔導點、培訓點付壹些學費，接收培訓，任何人，沒有年齡區別、性別區分，都可以去，唯壹衡量標準是國家的統考，通過統考以後，就可以得到高校自學考試合格的文憑，這可以認為是壹個最大範圍內的“寬進嚴出”。如果我們承認自學考試達到最大範圍的“寬進嚴出”，我想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縱深改革與發展，隨著高校招生自主權的擴大，隨著國家綜合國力的提高帶來高等教育設施規模的擴大，“寬進嚴出”就具有十分現實的可能性，規模會越來越大，甚至達到自學考試這樣“寬”的程度。只要有受教育的願望，能繳納受教育的學費，大學的門就無限地向妳敞開。但這不等於每壹所大學的門都向妳敞開，不同類型的大學，不同層次的大學還是有區別的，也就是說上大學是沒有問題的，但要進入哪壹類的大學、哪壹層次的大學，這個“寬進”客觀上是無法達到的，因為每所大學有其自己的衡量標準。而“嚴出”的標準也會松動，因為隨著各個大學辦學自主權的擴大，它有自己的畢業生考核標準，那麽，有些大學可能即使進去了出來不容易，但有些大學恐怕出來也不會很嚴，這是我的壹點想法。
T：金老師的許多觀點我很贊同，但對兩種模式的爭論是有針對性的，如果自學考試也在爭論的範圍內，大家就沒有什麽可爭論的。當時的爭論是針對現有的全日制大學，討論是不是可以寬壹點，讓更多的人進來讀大學，並經過壹定的篩選畢業，也就是我們針對“嚴進寬出”這種模式提出“寬進嚴出”的，金老師把它拓展了。我們最近寫了壹篇文章，講從“嚴進寬出”到“寬進嚴出”這個轉變，但仍有部分學校保留了“嚴進嚴出”或“寬進寬出”，這也沒什麽不可以。但“嚴進寬出”向“寬進嚴出”這個問題不應該回避，很有意義，也就是說我們否定了“嚴進寬出”，要把它轉化成“寬進嚴出”。
我再補充壹點，“寬進嚴出”要實施的話，其實是壹場深刻的變革，我們應該意識到辦學模式的變化也是壹場革命。這裏的革命，我理解有三點。第壹，強調了大學不再是高不可攀，它實際上是生活的壹部分；第二，要強調出了大學門不是人人可以做幹部，官位是有限的，這實際上是壹個社會上怎麽看待大學的問題，大學畢業到底做什麽，很多大學生畢業去做官，但大學生不等於官；第三，“嚴進寬出”、“寬進嚴出”中“寬”到什麽程度，“嚴”
到什麽程度實際上由各個學校來把握，強調了學校自身的意識，本身的責任。因此，從“嚴進寬出”向“寬進嚴出”的轉變實際上涵括了我們的觀念、辦學體制及學校本身的責任三個層次的變化，而這些變化都是有積極意義的。
G：現在關於“寬進嚴出”引出了很多話題，“寬”和“嚴”可以有四種組合，“嚴進嚴出”、“嚴進寬出”、“寬進嚴出”、“寬進寬出”。我看很多此類文章，可以認為這是壹種完整的思考問題的方法，但是正是這種完整的思考問題的方法回避最本質概念的分辨。我同意唐教授的觀點，實際上就是“嚴進寬出”、“寬進嚴出”兩種思維方式、價值導向的問題，講“寬進嚴出”的人不會否認另外三種畢業考試制度、招生制度。如果我們用很大的精力去完成這個事情，會把我們的出發點、我們的問題弄得沒有棱角，也不知道在討論什麽問題了，這也是教育界在討論問題時到最後沒有結論的很糟糕的壹種方式。黑格爾曾經說過，“真理首先是以片面形式出現的”，如果我們壹開始就想把握事物非常完整、全面，往往認識不到問題的本質在哪裏。
“寬進嚴出”的問題在於會不會降低教學質量，會不會使得畢業生的含金量減少，但“寬進嚴出”背後的思想是市場化，市場會自然而然的解決這個問題。比如壹個技術水平低，投資很少的小作坊，和SONY公司相比，完全是兩回事，但顧客，就是學生，當然會選擇，這個便宜，但質量差些，這個貴，但質量好，那麽，文憑在人才市場、就業市場上交換時也是如此。壹個社區學院的文憑，是我們常稱的三流學校，與正規大學如復旦大學的文憑不是壹回事。但為什麽問題提的這麽多呢？我認為這是因為受教育者不僅僅考慮了入學要求，還考慮了辦學本身，他要考慮自己的定位，文憑的含金量，以及出去後能獲得多少利潤。
此外，最近有人提出了人力資本理論，很多人以印度為例，認為“寬進嚴出”是在人力資本理論影響下提出的教育規劃理論。我在壹些地方談到過，西洋人力資本是國家給錢，國家得不到學生受教育後的收益，這是個吃虧的買賣，但我國的現狀與人力資本理論是有差異的，我國主要是老百姓掏腰包，所以這個買賣的虧贏由消費者承擔，這樣看，用對人力資本理論的批判來否定大學擴招、否定“寬進嚴出”的優點是太書呆子氣了。我們今天爭論這個問題已經是《計劃》開始實施之後了，現在在校學生是600萬，到2010年達1800萬，入學率15％。因此現在問題應該是探討如何實施這個政策，如何推廣這個模式，怎樣總結經驗，學校內部如何作好“寬進嚴出”的調整。
T：如果我們從背景意義上看，為什麽要提出“寬進嚴出”這個問題，可以從這麽幾個角度來理解。壹，它適應了當前經濟發展的趨勢與要求。現在市場發展比較快，壹個國家競爭的狀態最終要落實到人才培養上，從世界發展來看，要不斷推進經濟的發展，就要在高等教育上不斷投入，要不斷培養適應經濟發展的人才。
二，教育產業化也對“寬進嚴出”作了推動。教育不僅是壹個消費領域，同時也是壹個生產領域，在高校密集區域，人才集中的地方，高新產業發達，發明比較多，對當地經濟發展起了很多大作用。上海市張江高科技園區經濟發展不是很快，有人把它與美國矽谷作比較，認為後者把研究、教育、生產結合起來，而張江就是缺乏人才高地的聚集效應，各方面都上不去。
三，它緩解了高考千軍萬馬擠獨木橋的狀況。高考對中國很多家庭來說是壹件痛苦的事，它造成應試教育越來越嚴重，應試教育又違背了教育規律與人的發展，中學生難以適應大學的學習，從某中意義上說，甚至可以說高中教育不是在為大學培養人才，而是在摧殘人才。大學要花很多力氣才能改變其原來的思維模式、學習方法，甚至花了力氣也不容易把這些不良習慣改過來，而“寬進嚴出”可以改變中學這種教育現狀。
J：這同時對高校內部提出壹個評價標準的問題，如何保證教育出來的學生符合自己學校的教育標準，這是每壹個高校管理者要思考的問題，這個問題難。剛才唐老師提到，大學沒有學分制的支撐，實行“寬進嚴出”會有壹大堆問題。我認為除了學分制以外，是不是還有其他問題，因為現在大學考試、教學質量是有問題的，如果還是平常上上課，期末考試就可以了，學生質量是不是就達到呢？我認為不壹定，這就涉及到怎樣評價壹個大學生，大學教育如何搞，適應“寬進”，大學就必須要進行深層次的改革。所以“寬進嚴出”在5年前受到社會的爭議，今天，在這壹觀點趨向於不斷被人認同的狀況下，恐怕更多要關註“寬進”後怎麽辦，是不是要用“嚴出”這麽壹個尺子，這麽壹種功利的、壓力的方式要求他們學習，還是有壹種很好的方式能夠使得“寬進”的學生好象是“寬出”了，實際上是達到了壹個非常高的標準，這才是大學教育的成功。這種提法好象理想化了，但我覺得這才是大學教育的真諦。所謂“嚴出”就是要用壹個客觀的標準來衡量他，給他壹個畢業文憑，畢業生的文憑就是就業的“敲門磚”，有壹個穩定的職業與收入，市場經濟中很需要這個文憑，但這些東西恰恰是對大學教育精神的閹割。太功利主義的做法往往扼殺了大學教育中的學術生命，大學教育的起源是反功利的。
T：很多人對“嚴出”的理解是中國式的，事實上，“嚴出”是大學生進入大學以後已經成熟了的主動選擇，並不是要畢業了才走。我覺得不想要讀書，想去工作了，或者經濟上有困難，或者是別的原因就出去了。極端壹點，某位女生進來後結婚生孩子了要走，怎麽叫嚴出呢？目前美國很多大學就是這種情況，幾萬人的大學，到二三年級就自覺分流，這並不是“嚴出”的問題。甚至有些人出去後，打壹段工，攢壹點錢，然後再回來讀，學期拉得很長。所謂國外的淘汰率很高就是這個含義，進去5萬人，最後拿到畢業文憑的可能只有40%的人，另外的人哪兒去了呢？主動幹別的事情去了，不是強迫，這壹點我們很多人不理解。而教授上哪門課還是原來的要求，不因為社會對學生的要求高了就提高標準，或進來的學生素質低了就降低要求，每壹個學分不是很容易給的。但這裏強調壹點，學生的選擇主動不主動。
J：主動分流，然後通過學業考試來核定學生質量，再進行壹個限制和選擇，裏面有區別。剛才講到功利主義問題，這個問題很大，我只是提壹下。如果用嚴出的標準過分限制學生的話，也會在大學裏造成壹種畸形的功利的傾向，對大學這種自由探究學問的風氣也會帶來副作用，這個話題放壹下。我想對唐老師講到的美國大學所謂的嚴出中是有學生在學業中間自動分流的現象再展開講幾句。為什麽我國對大學寬進有這麽多疑慮呢？實際上是因為大學生不分層次到畢業時都要畢業出去，作為對此的擔憂，我認為是有壹定道理的。這樣壹種擔心與把大學教育作為壹個特定的人生階段的觀念有關系，如果在現代教育中引入終生教育概念，會把這個問題看得淡化。美國為什麽那麽多學生會自由流動，覺得沒有拿到大學文憑也不可怕，就在於有壹個開放的大學教育體系，進大學不難，壹旦離開，再回來讀書也完全可以做到，在這種情況下，學生會根據自己的身體狀況、經濟狀況，當地經濟發展的需求來進行綜合評判。而我們中國由於計劃經濟模式下大學數量的限制，學生的選擇權非常小，進了大學不容易，休學後再讀書更不容易，也就是說大學體系是壹個非常封閉的體系，與社會沒有溝通。如今，“寬進嚴出”對大學辦學模式進行了有力的沖擊，這種沖擊的背景就是終生教育概念，今後中國的大學在這個方面會做得更加突出。
G：我突然發覺，現在關於“寬進”與“嚴出”這對辯證的對立的、互相制約、互相影響的概念，過多地被從“嚴出”這個角度來考慮了。就我個人意見而言，“寬進嚴出”中嚴出是絕對的，我不否認嚴出是功利的，如果沒有壹個功利的絕對的概念，很難產生相反的觀點。所以我想談的問題是寬進到底對我們有什麽好處？我認為寬進最根本的是改變人們對學習的性質的看法，使我們的學習變成壹種能動的、符合人的本性的，具有積極意義的生產性行為，這也就是“寬進嚴出"更具價值的地方。有相當長的壹段歷史中，教育是少數人享有的，是壹種統治人的工具，是社會再分配的依據、標準，於是學習與人的自然的、本能的需求越來越疏遠，學習成了考試的附庸，壹旦多從寬進的角度考慮的話，我們會創造出壹種我們所講的自由的發展，使我們能對社會的發展做出壹定貢獻。
J：從兩個口號之爭講到“寬進寬出”與“嚴進嚴出”，然後追溯這個問題的起源，經過分析，我們認識今天討論問題的根在“寬”字上。這個“寬”就象剛才所講，它真正是教育的本質。先秦時期，為了把私學從官學壟斷中解放出來，孔子提出了“有教無類"，就是向平民開放受教育權，打破了只有貴族才受教育的限制。而今天我們討論的要害就是“要學就寬"，從歷史上的“有教無類"到今天的“要學就寬"是壹個歷史的進步，也是壹種內在的關聯。
G：“嚴出"這個概念本身就含有真嚴、假嚴、中嚴等幾層含義，但其實不管它是什麽嚴，我們應該是讓它由市場來解決。而對教育者、辦學者、教育真正的含義講，最根本的含義是在“寬"字上，因為它改變了人類對學習性質的看法。不惟中國，西方也是如此，學習是苦惱的、辛苦的、侵犯人權的，學習是灌輸，是對人的本能的歪曲，而隨著人類的發展，就會越來越看到人的本來的東西，學習是樂趣、是探索。
J：“寬"到最後就是導致壹個我們所謂的學習化社會的到來，他需要學習，願意學習，妳就應該給他壹個學習的機會，創造學習的條件。所以學習化的社會同時也就是學習化的人生，我們的人生充滿了探索和歡樂，這樣，“寬進"也就達到了壹個它所具有的歷史的意義、社會的意義、人生的意義而不僅是經濟的意義。
G：所以討論關鍵是在“寬"字上，討論“嚴"字多的人主要就是壹種過去計劃經濟、習慣思維的定式，其實這個“嚴"字沒什麽好談的，就是壹個市場的問題。就我個人感受而言，我們過去老三屆要讀書是多少的難啊。而“寬"了之後，這是對人性的解放，那是多麽美妙的回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