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關於康熙所處的時代
康熙即位前夕(即十七世紀中葉),中國和世界都處在新舊交替的緊要關頭,都在經受戰爭與變革的動蕩。以尼德蘭為榜樣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終於敲響了封建社會的喪鐘,世界歷史從此進入了資本主義時期。歐洲列強的殖民擴張很快到達中國的近鄰:西班牙已占領菲律賓;荷蘭已控制印度尼西亞,前鋒抵達日本西南各藩;英、法、葡已在印度和中印半島建立許多殖民據點;葡、荷分據著我國澳門和臺灣;俄國勢力已伸入我國黑龍江流域……。這種形勢對當時的清王朝既是挑戰又是機會。如果能夠利用西人東漸(縮短了空間距離)便於接近與了解之機,加快中西經濟文化交流,加緊學習西方先進科技,大膽進行社會變革,就會在東西方差距還不太大、西人爭奪重點尚未集中於中國的情況下,率先在東方建成資本主義強國。否則,就難免成為第二個菲律賓或印度尼西亞。外部形勢促使中國變革自強。而在國內,封建社會受到明末大混亂的沖擊也已經搖搖欲墜,從而為變革鋪平了道路。
首先,資本主義萌芽在明朝中期已經產生,到康熙初,正逐漸滋長。表現在:工場手工業進壹步發展,生產規模擴大,壹個工場雇用數百人已是常事;包買商的作用已遍及全國各地,大商業資本集團紛紛出現,如鹽商、糧商、布商、山西票號商、廣東出口商,資本動輒數百萬兩;非農業人口的增加使城市經濟更趨繁榮;在農村,由於順、康時自耕農居主要地位,農村人身依附關系比起明代大為松弛,雇工的自由流動度加大,這就可能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更多的勞力。說明變革具備了壹定的經濟條件。
其次,封建政治思想體系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質疑與挑戰。出身驛卒又帶傷殘的李自成竟成功地推翻了並不算昏庸的明思宗,則“正統”、“天命”、“尊卑”、“賢愚”論已難於解釋。滿族不光能入關作皇帝,還能把漢人衣冠發式都“夷”化了,則“華夷有別”、“以夏變夷”論不攻自破。明朝將領大多降清,隆武帝、永歷帝竟全靠顛復明朝的大順大西軍將士與清軍周旋,則“官、“賊”界限誰能說清?滿人及吳三桂曾受明封,假言為明復仇,反過來視明藩如匪盜,翦滅不遺余力,則孰為“君”,孰為“臣”?壹切都亂了套。階級關系、民族關系乃至家庭關系的錯位(當時父子、夫妻、兄弟、主奴間反目相殘的事例舉不勝舉,時人稱這次變亂幾乎將封建倫理綱常掃地無余①,不無道理),深深撼動了封建統治的思想基礎,令人們發生了信仰危機:封建秩序真是萬古不變的麽?什麽才更合理?當十六世紀李贄首先反孔嘲儒時還少有人理解,這時便在有識之士中大獲響應。以顧炎武、黃宗羲、唐甄等人為首,思想界掀起了壹場公開反對君主專制的運動。他們喊出了“為萬民,非為壹姓”的口號,主張“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甚至稱君主為“天下之大害”②,說“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③;主張社會輿論的合法性與監督作用;提倡地方自治;強調工商業和農業同樣重要,為了“富民”,必須發展工商業。王夫之、顏元還宣稱“人欲”、“功利”是正當的,提出“天理”即在“人欲”之中,要“正其誼以謀其利” ④;要求富民大賈成為“國之司命”⑤,公然為資產者呼喚權力。這些“異端邪說”在以前都是罪不容誅的,卻與歐洲人文主義及啟蒙思想家的主張不謀而合,說明清初諸大家——實際上就是中國最早的維新思想家——已認識到對舊制度實行根本的、帶資本主義性質的改革的必要性。改革已具備壹定的思想基礎。
再次,從當時的社會基礎看,明清之際的混亂使人們逐漸轉向西方尋求精神支柱。關於這壹點,由信洋教者之多可見壹斑。
相比之下,與康熙同時代的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就明智得多。路易十四即位初,法國工商業遠遠落後於英國、荷蘭。為了加強競爭力,路易十四進行了大膽的改革。他降低商品稅率,取消國內部分關卡,對新辦手工工場提供國家津貼,鼓勵對外貿易,支持造船工業,國家資助建立許多大外貿公司,努力擴大本國在海外的勢力和影響,使法國經濟中資本主義因素迅速發展,很快取得與英國抗衡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