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關於康熙所處的時代
康熙即位前夕（即十七世紀中葉），中國和世界都處在新舊交替的緊要關頭，都在經受戰爭與變革的動蕩。以尼德蘭為榜樣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終於敲響了封建社會的喪鐘，世界歷史從此進入了資本主義時期。歐洲列強的殖民擴張很快到達中國的近鄰：西班牙已占領菲律賓；荷蘭已控制印度尼西亞，前鋒抵達日本西南各藩；英、法、葡已在印度和中印半島建立許多殖民據點；葡、荷分據著我國澳門和臺灣；俄國勢力已伸入我國黑龍江流域……。這種形勢對當時的清王朝既是挑戰又是機會。如果能夠利用西人東漸（縮短了空間距離）便於接近與了解之機，加快中西經濟文化交流，加緊學習西方先進科技，大膽進行社會變革，就會在東西方差距還不太大、西人爭奪重點尚未集中於中國的情況下，率先在東方建成資本主義強國。否則，就難免成為第二個菲律賓或印度尼西亞。外部形勢促使中國變革自強。而在國內，封建社會受到明末大混亂的沖擊也已經搖搖欲墜，從而為變革鋪平了道路。
首先，資本主義萌芽在明朝中期已經產生，到康熙初，正逐漸滋長。表現在：工場手工業進壹步發展，生產規模擴大，壹個工場雇用數百人已是常事；包買商的作用已遍及全國各地，大商業資本集團紛紛出現，如鹽商、糧商、布商、山西票號商、廣東出口商，資本動輒數百萬兩；非農業人口的增加使城市經濟更趨繁榮；在農村，由於順、康時自耕農居主要地位，農村人身依附關系比起明代大為松弛，雇工的自由流動度加大，這就可能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更多的勞力。說明變革具備了壹定的經濟條件。
其次，封建政治思想體系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質疑與挑戰。出身驛卒又帶傷殘的李自成竟成功地推翻了並不算昏庸的明思宗，則“正統”、“天命”、“尊卑”、“賢愚”論已難於解釋。滿族不光能入關作皇帝，還能把漢人衣冠發式都“夷”化了，則“華夷有別”、“以夏變夷”論不攻自破。明朝將領大多降清，隆武帝、永歷帝竟全靠顛復明朝的大順大西軍將士與清軍周旋，則“官、“賊”界限誰能說清？滿人及吳三桂曾受明封，假言為明復仇，反過來視明藩如匪盜，翦滅不遺余力，則孰為“君”，孰為“臣”？壹切都亂了套。階級關系、民族關系乃至家庭關系的錯位（當時父子、夫妻、兄弟、主奴間反目相殘的事例舉不勝舉，時人稱這次變亂幾乎將封建倫理綱常掃地無余①，不無道理），深深撼動了封建統治的思想基礎，令人們發生了信仰危機：封建秩序真是萬古不變的麽？什麽才更合理？當十六世紀李贄首先反孔嘲儒時還少有人理解，這時便在有識之士中大獲響應。以顧炎武、黃宗羲、唐甄等人為首，思想界掀起了壹場公開反對君主專制的運動。他們喊出了“為萬民，非為壹姓”的口號，主張“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甚至稱君主為“天下之大害”②，說“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③；主張社會輿論的合法性與監督作用；提倡地方自治；強調工商業和農業同樣重要，為了“富民”，必須發展工商業。王夫之、顏元還宣稱“人欲”、“功利”是正當的，提出“天理”即在“人欲”之中，要“正其誼以謀其利” ④；要求富民大賈成為“國之司命”⑤，公然為資產者呼喚權力。這些“異端邪說”在以前都是罪不容誅的，卻與歐洲人文主義及啟蒙思想家的主張不謀而合，說明清初諸大家——實際上就是中國最早的維新思想家——已認識到對舊制度實行根本的、帶資本主義性質的改革的必要性。改革已具備壹定的思想基礎。
再次，從當時的社會基礎看，明清之際的混亂使人們逐漸轉向西方尋求精神支柱。關於這壹點，由信洋教者之多可見壹斑。
相比之下，與康熙同時代的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就明智得多。路易十四即位初，法國工商業遠遠落後於英國、荷蘭。為了加強競爭力，路易十四進行了大膽的改革。他降低商品稅率，取消國內部分關卡，對新辦手工工場提供國家津貼，鼓勵對外貿易，支持造船工業，國家資助建立許多大外貿公司，努力擴大本國在海外的勢力和影響，使法國經濟中資本主義因素迅速發展，很快取得與英國抗衡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