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是純潔的，學術批評也應該是純潔的。如果學術批評者動機不純，挖空心思要通過所謂的“批評”，實現個人的目的，必然毒化學術空氣。例如，有人為吹捧名人，迎合權威，置基本事實於不顧，恣意溢美，將無作有，以壹當十，把嚴肅的學術討論變成歌功頌德的應時之作；有人為顯擺自己學問的高深，學識的純正，以學術教師爺自居，刻意去挑對方的錯，甚至通過揭發名人、權威的瑕疵，吸引公眾的眼球。這兩種做法，結果都壹樣，那是使學術批評走向學術的對立面。事實上，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要發現壹項研究成果取得的壹二“成就”並不困難，同樣的，要找到它存在的壹二瑕疵（包括像郭沫若、侯外廬、陳寅恪這樣公認的學術大家的著述），也非難事，不需要多麽高深的學問，也不需要多麽了不起的學術功力，迄今為止，沒有哪壹個學術成果是“無懈可擊”的。學術批評者如果抱著不可告人的動機，甚至將個人恩怨暗自夾帶到學術批評中，用自己的壹知半解，臧否人物之高下，衡量成果之得失，刻意歪曲，恣意引申，必然敗壞學術評價標準，為學術鉆營投機開辟“捷徑”。當代中國學術，如果要實現繁榮發展，必須在學術批評的純潔性上下大功夫。
第二，就事論事的原則。如果學術批評的動機是純潔的，而不是自私的功利的，或別有用心的，那麽，討論就應該是客觀的，而不是偏頗的。學術批評，從本質上講是對學術成果的研究和評價，其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從事實出發，不虛美，不苛責，坦誠公允，但論是非，不分彼此。這裏有三點必須堅持：壹是尊重環境因素。學術環境主要包括兩個方面：時代的環境和學科的環境。人的認識是環境的產物。如果研究者對成果產生的基本條件、環境不清楚、不理解，妄以自己的要求說三道四，必然失之毫厘、謬之千裏。如對五六十年代的學術論文，以當代學術規範相要求，指責其引文註釋不完整、參考西方文獻不足，等等，即屬此類。二是堅持全面的觀點。壹項學術成果，究竟是好是壞，多好多壞，不能只看局部，必須全面衡量。也就是說要置於學術歷史的長河中去考察，要置於所在學科發展的全局來考察，不能攻其壹點，不及其余；不能以偏概全，見小遺大。在對不屬於自己專業的學術成果進行討論和批評時，更應慎之又慎。每個專業，都有自己的標準，都有自己的內在邏輯，外行評價，最易流於表面、簡單和偏狹。三是不發揮、不引申。有的學術批評文章，不但說服不了被批評者，而且讀後令人反感，原因往往在於批評者以高高在上的姿態，吹毛求疵，言辭苛刻，胡亂引申，信口發揮，將討論變成對批評對象的攻訐，甚至侮辱。例如，壹段引文有誤，即得出結論：作者沒看原文；壹個事實稍有出入，即得出結論：治學不嚴謹；壹個概念偶有失誤，就認為基礎不紮實。事實上，由於資料、信息以及編校等多個環節，壹項成果，在壹些細節上出現差錯，是正常的，誰也無法完全避免，批評者自己在學術上也不是“金剛不壞之身”。恣意發揮，惡語傷人，實際上已經遠離了學術批評範疇，而是攻擊和中傷。當代學術，分工越來越細，專業化程度越來越強，變化越來越快，面對知識的海洋，每個人都必須深懷敬畏之心。批評者既要看到別人的不足，更要了解自己的局限和無知。壹個真正懂得學術真諦的人，不能不明白這樣壹個常識：即使妳掌握了宇宙的真理，也不必得意忘形，因為真理隨時可能離妳而去！
第三，與人為善的原則。學術批評的本意是幫助批評對象發現自己認識的局限，推進學術的進步。這是壹種真正崇高的友善的學術行為。那種利用學術批評，發泄私憤，以己之長，攻人之短，必欲將批評對象置之死地而後快的做法，不但非正人君子所當為，也是對科學精神的褻瀆。真正的學術批評，不但要提倡直言不諱，而且要講究留有余地。何則？被批評者的認識誠然有局限，需要提升和發展，而批評者本身的認識也不可能窮盡真理，也有壹個逐步深化、逐步完善的過程。沒有誰能保證自己對別人的批評都是正確的，沒有誤解和曲解，壹字壹句都恰到好處。既然如此，批評者在學術討論中，就要有自知之明，就要學會留有余地。不留余地於別人，實際上是不留余地於自己，表面上雖能逞壹時口舌之氣，終必留罵名於眾人。因此，批評者必須學會尊重批評對象，理解批評對象，不求全責備，不刻意苛責。當然，被批評者也要正確對待批評聲音，學術上被人發現錯誤，是正常的，不必大驚小怪，更不必惱羞成怒，而要勇於反省，知錯必改。同時，要善於利用反批評這壹武器，在學術討論中，堅持真理，修正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