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以議論為詩”是蘇軾詩歌創作的最主要特點。翻開《蘇軾詩集》，在蘇軾二千七百余首詩作中，妳會看到，從早期南行時期的“人生本無事，苦為世味秀。富貴耀吾前，貧賤獨難守。……今予獨何者，汲汲強奔走”（《牛口見月》）那種對人生的莫名悵惘，到中年仕宦生涯中“詩人例窮苦，天意遺奔逃”（《次韻張安道詩杜詩》）的人生總結；從待罪黃州時的“也擬哭途窮，死灰吹不起”（《寒食雨二首》）那種痛苦心情的揭示，到晚年遭貶海南時“許國心猶在，康時術已虛”（《望湖亭》）的人生詠嘆，這種主體情感直接抒發議論的詩句可謂隨處可見，俯拾皆是。蘇軾“以議論為詩”近乎完美地表達了自己的內心情感和對社會人生感悟，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千古名篇，使蘇詩成為我國詩史上的壹顆璀璨明珠。
那麽，蘇詩的這種風格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蘇詩“以議論為詩”是文學發展演變的需要。王國維說：“壹代有壹代之文學。”詩歌這種形式詩發展到盛唐，講究意象的以“物”傳情的傳統內容和傳統表達方式達到了頂峰。清人蔣士銓在《辨詩》中曾感慨：“宋人生唐後，開辟真難為。”魯迅先生也認為：“壹切好詩，至唐已被做完，此後倘非能翻出如來掌心之‘齊天大聖’，大可不必動手。”（《魯迅書簡》，給楊霽雲的信）面對輝煌燦爛的唐詩，宋代詩人要想尋求突破只能另辟蹊徑。蘇軾批判地繼承前賢的遺產成果，他從詩經二《雅》及陶淵明、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白居易、劉禹錫等詩作中尋找靈感，加以創新，形成自己“以議論為詩”的詩格。
議論體詩其實古已有之，只不過是涓涓細流，未為大觀而已。清人沈德潛在《說詩晬語》曾這樣論述：“人謂詩主性情，不主議論，似也，而亦不盡然。試思二《雅》中何處無議論？老杜古詩中，《奉先詠懷》、《北征》、《八哀》諸作，近體中《蜀相》、《詠懷》、《諸將》諸作，純乎議論。”其實《詩經》中豈止二《雅》，還有《七月》、《碩鼠》等，也都是議論之作。降至魏晉，曹操、陶淵明的諸多詩篇，也充滿了議論之辭。初唐陳子昂的《登幽州臺歌》幾乎可以算作是壹篇純議論詩了。盛唐李白的《古風》、歌行詩常常以議論發泄積憤；杜甫的五言長詩更愛議政議軍、論古論今。中唐的韓愈已直接倡導“以文為詩”，其議論之作直接影響到宋代的歐陽修、蘇軾等人。北宋的詩文革新運動，是在學韓復古的旗幟下迅速展開的，以歐陽修為盟主的北宋文壇，將韓愈倡導的古文運動向前推進。歐陽修的創作理論與韓愈壹脈相承，在詩歌方面，他善於以詩論政，反映現實鬥爭，成為宋詩“議論”開風氣之先者。蘇軾是歐陽修的門生，是繼歐陽修之後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和北宋大多數詩人壹樣，他沿著尊杜、祖歐、學韓的路子走，成就卻超過其他人。杜甫的議論，主要是在長篇敘事詩裏，將敘事議論融為壹爐；韓愈的議論多在壹些反映社會矛盾的詩篇中；蘇軾的議論，可以說是隨意揮灑。或吟詠田園山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飲湖上初晴後雨》）；或抒發個人感慨：“人生識字憂患始，姓名粗記可以休”（《石蒼舒醉墨堂》）；或反映民間疾苦：“我願天公憐赤子，莫生尤物為瘡痏”（《荔枝嘆》）；或傾吐手足深情：“與君今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予以事系禦史臺獄……，以遺子由》）；或闡述某種見解：“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語未公吾不憑。”（《孫莘老求墨妙亭詩》）此外，蘇軾還有不少通篇發表議論的詩。蘇軾用大量成功的藝術實踐，使“議論為詩”引起人們的關註，讓“議論為詩”這種形式在自己手裏得以確立。
其次,蘇詩“以議論為詩”的形成還和當時時代和社會思想發展緊密相關。蘇軾生活的北宋,是壹個“積弱積貧”的時代,國家內外交困,社會矛盾重重。有誌於濟世救國的知識分子積極探尋治國方針策略,探索人生的要義,形成了尚理善辨的風氣。作為文人傳情達意的主要工具——詩也不可避免沾上了“議論”化的傾向。蘇軾不僅是文學家,同時還是政治家和哲學家。作為封建政治改革的積極參與者之壹,他把詩作為參政議政的工具,力倡詩文要“有為而作”,要“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要“緣詩人之義,托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的“早歲便懷齊物誌，微官敢有濟時心。”和“豈敢便為雞黍約，玉堂金殿要論思”的政治抱負和幹預政治的勇氣，使他的詩歌創作很自然地步入了議論化的進程。
再次，蘇詩 “以議論為詩”的形成與詩人自身經歷、性格密不可分。蘇軾因終生卷進了變法與反變法的鬥爭漩渦中而屢遭壓抑貶謫流放，悲慘的遭遇和生活的困窘使他對社會和人生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和體驗，為了更好地表達對社會、人生的見解和哲念，抒發情感，渲泄憤怒，他在詩作中直抒胸意，增加了濃厚的議論和哲理的成份。蘇軾生性坦蕩率真，自由豪放，具有廣博的知識及深厚的文化素養，能用哲學家的眼光去觀察社會、生活、人生，從中得出許多重要的思想、觀點、認識。為了能使復雜的思想、深刻的思辨得到更好的闡發，蘇軾開拓創新，“以議論為詩”，真切深刻地表達使他的詩情理交融，文采燦然，氣象萬千。
二、蘇詩“以議論為詩”的藝術表現
蘇軾“天生健筆壹支,爽如哀梨,快如並剪”,他的“以議論為詩”的創新,使他的詩歌達到了“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 的水平。具體說來,蘇詩“以議論為詩”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壹）以議傳理，理趣理深
清人沈德潛說：“詩不能離理，然貴有理趣，不貴下理語。”蘇詩既以議論見長，又能獨步千古，奧秘在於他的議論是“理趣”而非“理語”， 是思想的哲學升華而非認識的平庸表述。人們常把蘇軾“以議論為詩”的詩歌稱為“哲理詩”，梁宗岱先生歸結為“哲學詩”。他認為：“哲學詩底成功少而抒情詩底造就多者，正因為大多數哲學詩人不能像抒情詩人之捉住情緒底脈搏壹般捉住智慧底節奏——這後者是比較隱潛，因而比較難能的。因為智慧底節奏不容易捉住，壹不留神便流為幹燥無味的教訓詩了。所以成功的哲學詩人不獨在中國難得，即在西洋也極度少見。”蘇軾就可以說是“在中國難得，即在西洋也極度少見”的成功的哲學詩人，他才思敏捷，聰穎過人，下筆之際，每每能發別人所未發、所不能發之議論，閃耀著智慧的火花。且不說《謝蘇自之惠酒》的滔滔汩汩，旋轉自如，也不說《贈錢道人》的遊戲憂詭，妙趣橫生，僅就其借禪言理之作著眼，也可見其機敏智慧之壹斑。儒、道、佛三教合壹是北宋以來學術思想的壹般趨勢，蘇軾是較早顯出這種趨勢的卓越代表。“小閣低窗臥晏溫,了然非默亦非言。維摩示病吾真病，誰識東坡不二門？”（《臂痛謁告三絕句示四君子》其三）盡管病臥的主人身體羸弱，但他卻有壹顆比絕大多數人都要強健、瀟灑的靈魂，在這首詩中，詩人表述了他從沈重的軀體之苦中尋找出的"禪悅之味"，充滿深刻的哲理。
又如《琴詩》：“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全詩純發議論，以奇趣哲理取勝。雖無意象，但意在言外，發人深思，揭示了壹個人人都常看到，卻又沒能想到的哲理：主體必須與客體統壹。這壹揭示必能引起讀者的新奇感、驚訝感，並從中受到哲理性的教益。
再如《洗兒戲作》：“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壹生。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這是蘇軾為他第四個兒子翰兒滿月時行洗兒會時作的詩。這首詩縱情議論，絕無意象。作者以誇張的語言，風發的議論，跳動的構思及“反常合道為趣”（蘇軾《書柳子厚漁翁詩》）的戲謔之筆，推出了他人生哲念的深刻體驗。讀者可以從詩的整體形象去想象，蘇軾對封建的官僚制度是多麽的痛恨：那些所謂的官僚在蘇軾眼裏既愚且魯，而有真才實學的智者永遠當不上公卿大官。這是蘇軾對自己壹生坎坷的仕宦之路的辛酸總結，充滿了玩世疾俗和懷才不遇的憤懣之情。這首詩正話反說，靠哲理和奇趣去啟迪讀者，使讀者在諧謔中得到深刻的啟示。
（二）議論和意象相結合，意理相得益彰
蘇詩“以議論為詩”是以議論的句式改造了傳統的對物象刻畫、描寫的方式，以議論的方式同化了意象的方式，即議論融於意象之中，意象在議論中得以表現。這種詩歌表現形式，在傳統的具象之外，開拓了藝術抽象的新路。正是這種藝術抽象，使蘇詩流彩飛動、氣象萬千。如《驪山》詩，起句純用議論：“君門如天深幾重，君王如帝坐法宮。人生難處是安穩，何為來此驪山中”，以下純用意象：“復道淩雲接金闕，樓觀隱煙橫翠空。……霓裳蕭敬羽衣空，麋鹿來遊猿鶴怨。”結處仍用議論點明此詩主旨：“三風十衍古所戒，不必驪山可亡國”。議論與意象可以句分，但在全篇上卻渾然壹體。
蘇詩“以議論為詩”，繼承了唐詩講究意境的傳統，並把它創造性發揮，以議論來造境，這境可實可虛，使詩歌顯示出更深刻的內涵。如《讀孟郊詩二首》，詩人將抽象的體會、評價化入了具體的意象中：“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又似煮彭越 ，竟日持空螯。”“有如黃河魚，出膏以自煮。”這種議論創造出的實境承傳韓愈，表現了對唐詩的繼承。但蘇軾比唐人更勝壹籌的是他善於創造虛境，避實就虛，通過虛境的創造，給讀者以更大的想象空間，表達了比實境更多的內涵。蘇軾和李白都寫了廬山，李白實寫，用的是描寫式：“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掛前川。”形象生動，氣勢磅磗。蘇軾虛寫，使用議論式：“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跳躍飛動，可謂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李白從遙看這壹角度攝取畫面，蘇軾則從“橫”、“側”、“遠”、“近”、“高”、“低”“中”等七個角度組成蒙太奇，這虛境沒有實境具體，但蘊含了更深刻的內含，通過弦外之音，詩外之意揭示了“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的深刻哲理。蘇軾的廬山雖是由理語所造，但他讓我們在欣賞雄奇多姿的廬山的同時，感受到深刻的哲理光芒，令人回味無窮，難以忘懷。
（三）議論帶情韻以行，情理交融
古人說“詩緣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清沈德潛雲：“議論需帶情韻以行，勿近傖父面目耳。”意思是說理念必須由審美情感來加以浸染，否則容易使詩歌墮入粗疏膚淺、幹癟枯燥的泥沼。蘇軾的“以議論為詩”不是幹巴的說教，而是傾註了作者真切的情感，熔鑄了渾厚的韻味。濃郁的情韻和時隱時現的哲理交相輝映，做到情理並茂，感人至深。如《和子由澠池懷舊》：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 在這首詩中，詩人簡直就是在滿懷情感地探索人生之奧秘。首句就是壹個頗富哲理的人生感嘆，引出前半首詩，用“雪泥鴻爪”來概括人生的短暫和萍跡的不定，貼切、生動、新穎，不落俗套，顯示了作者非凡的語言功底。在對人生征途沈思的同時，又充滿懷舊的情感。舊地重遊，當時和子由***宿的澠池僧舍，老僧已去，壁壞詩亡，找不到當年和子由***題的詩了，人亡、物消，過去的經歷也變得難以尋找，這讓蘇軾感慨萬分，他在後半首詩中將死者的形跡的消亡與生者的蹤跡消失相互對照，突出地說明了“雪泥”上的“飛鴻”、“指爪”是偶然的存在，最終都歸於泯滅。而尾聯“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的小小生活鏡頭，說它過去確實存在過，但它在全詩中的地位，卻僅僅是再度閃現泥下偶然留下的“指爪”而已，事實上它早已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失掉了。這就進壹步印證和深化了前半首詩所闡明的“雪泥鴻爪”的人生哲見。因此，“飛鴻泥爪”這個意象，全在議論的氣氛中顯現。它不是唐人筆下具體場景中的“物”，而是詩人為表達其理念和情感而高度概括出來的象征，顯得內涵渾厚，耐人咀嚼。全詩讀來感情飽滿充沛，議論恣肆汪洋。
送別之作，最是關情，所謂“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江淹《別賦》），多具壹唱三嘆的抒情特色，蘇軾的《穎州初別子由》卻以議論出之：
近別不改容，遠別涕沾胸。咫尺不相見，實與千裏同。人生無離別，誰知恩愛重。始我來宛丘，牽衣舞兒童。便知有此恨，留我過秋風。秋風亦已過，別恨終無窮。
看似討論近別、遠別的話題，實則句句飽含激情，體現出對胞弟的由衷關切，誠如紀昀所雲：“曲折之至而爽朗如話，蓋情真而筆又足以達之，遂成絕調。”（《紀評蘇詩》）。
著名的《荔枝嘆》之所以感人至深，與其說緣於詩人藝術手法的高超，毋寧說緣於詩人憂國情懷的深切。“宮中美人壹破顏，驚塵濺血流千載”，語何憤懣！“我願天公憐赤子，莫生尤物為瘡痏”，意何真切！“能愛能憎方能文”，以魯迅先生的論語說明此詩可謂恰切。
三、蘇詩“以議論為詩”的得失與影響
對於蘇詩的“以議論為詩”的評價歷來都存在著不少爭議，《唐宋詩醇》稱蘇詩：“能驅駕杜韓，卓然自成壹家，而稱雄百代。”李之儀《跋東坡先生書圓覺經十壹偈後》稱：“東坡老人經文學議論，師表壹代。”而張戒《歲寒堂詩話》卻指責“子瞻以議論為詩，魯直又專以補綴奇字……詩人之意掃地矣。”嚴羽對宋代“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的批評，更成為後人公認的綱領性批評。那麽如何看待蘇詩的“以議論為詩”呢？詩可不可以議論，這個問題如本文前面所論,無論是結合當時的歷史條件看，還是從詩史的演進過程講，答案都應該是肯定的。壹種詩的創作方法是否合理優秀，不能以唐詩為標準來衡量，而應該通過實踐來檢驗，看它是否有生命力，是否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蘇詩“以議論為詩”，創造的是壹種有別於盛唐為代表的傳統詩歌的“意境”和形象，它創造的是情理交融的“情境”，它並不違背詩歌的本質。“以議論為詩”使詩人更好地表現了主體內心世界，更好地達到寫意傳神的效果。勿庸諱言，蘇軾議論詩中也偶有“理障”的毛病，如《觀魚臺》《贈東林總長老》等，談玄參禪過細，抽象議論過多，顯得松散枯燥，缺乏詩意，趙翼曾指出：“模仿佛經，撣弄禪語，以之入詩，殊覺可厭，不得以其出自東坡，遂曲為之悅也”。但是瑕不掩玉，蘇詩的主流是好的，他的“以議論為詩”開創了宋詩體格，正如沈德潛的評價：“蘇子瞻胸有洪爐，金銀鉛錫，皆歸熔鑄；其筆之超曠，等於天馬脫羈，飛仙遊戲，窮極變幻，而適如意中所欲出，韓文公後，又開辟壹境界也。”
由於“以議論為詩”成功地實現了對詩歌藝術形式的增擴和創新，它更適宜表現新的歷史時期人們的思想情趣，從而受到普遍歡迎，產生了廣泛而深刻地影響，在當時出現了蘇詩“禁愈嚴而傳愈多”、“士大夫不能誦坡詩，便自覺氣索”的情況。蘇軾的“以議論為詩”，開創了壹代詩風，奠定了宋詩散文化議論化的體制，使宋詩成為我國詩歌發展史上又壹座裏程碑。蘇軾之後，“議論”方式事實上成了詩人使用的最主要的藝術方式之壹。宋壹些傑出詩人無不以此方式來進行詩的創作。無論是陸遊的“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望告乃翁“（《示兒》）；還是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過零丁洋》）；也無論是朱熹的“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觀書有感》);還是李清照的“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詠項羽》)等等,都是直抒胸意,“以議論為詩”。這些千古名句流傳至今,壹方面顯示了宋詩精華魅力所在,同時也顯示了“以議論為詩”的強大生命力。王國維給予了蘇軾很高的評價,他在《文學小言·六》中說:“三代以下之詩人,無過於屈子、淵明、子美、子瞻者”。並在第十二條中說：“宋以後能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者，其惟東坡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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