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著書和寫文章當中我學到了壹些教訓，其中壹條便是寫有關管理經營方面的東西缺乏安全感，而談有關國際貿易方面的東西就不免有些冒險了。1985年，我們出版了《三位壹體的力量》(TriadPower)壹書，倫敦的《金融時報》稱其“對工業與產品的全球化背後的種種力量做了最為簡明而又扼要的介紹”。壹兩年過後，《金融時報》又在標題上稱我為“日本管理界的壹代宗師”。
然而，等到我在《華爾街日報》上論述貿易問題時，情形便不壹樣了。壹些朋友，甚至我在麥肯錫咨詢公司裏的幾位美國同事，都擔心我會不會在替日本講話，或者說我在日本的保護主義以及其他壹些問題上的論述不夠客觀。有人甚至指責我是日本通產省的代言人。我在20世紀80年代接受《財富》雜誌采訪時，曾指出半導體制造廠商的問題不在日本人的身上。事實上，半導體產業已經變成壹種固定成本較高的產業，而馬來西亞已經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成品芯片輸出國。
為什麽壹位搞核工程的人會轉行，變成研究有關貿易的管理顧問呢？這當然不是因為我要替日本講話，而是想對國際經濟走勢提出建言而已。
日本有產品外銷美國的企業中，50家大公司占據了其中的75%。我和公司的同事對這些廠商知之甚詳，因為它們不是我們的客戶就是客戶的競爭對手。壹旦它們的情況有所變動，身為管理顧問的我們，在工作焦點上也要跟著改變。
開始的時候，我們幫著這些公司發展產品、戰略、組織、人事和管理系統，其目標在於開發出好的產品並以低價的戰略促銷。壹旦這種戰略奏效，客戶們就可以把這些產品輸往他國。然而，就大致情形而言，我們所考慮到的種種情況並沒有超出國界。
但是，金融市場管制失效的情形卻使得情況更加復雜。在管制失效之後，日本公司紛紛通過不同的變通渠道，在產銷之外，在世界主要地區創造財富。為了幫它們在市場上取得壹席之地，我們也必須學習宏觀經濟學以及貨幣和金融市場學。
無國界的世界保護主義或反保護主義，加速了公司把其企業系統的主要部分從總部分離出去。這種發展逼得我們從全球角度去思考組織和保護主義的本質。我替很多大公司工作過，幫著它們從以出口為導向的組織，轉變成註重區域性的生產投資和產品發展的組織，以及從單壹總部的模式轉變為四個區域總部的模式。我也為歐洲、美洲和亞洲的不同公司工作過，幫著它們在日本開拓出壹片天地，站穩了腳跟。這些公司核心的經理人員，心理調適的速度著實驚人。這點可見於他們接受如下種種轉變的過程，即從區域性向全球性轉變，從采取以壹國為基礎的價值體系向采取放諸四海皆準的價值體系轉變，從由單壹總部來發號施令的經營方式向以區域性為主、以市場為導向的決策模式轉變，而有關像“海外事業”、“海外關聯企業”和“海外分公司”等字眼已消失不見。從此再也沒有“海外”這回事。我正巧躬逢其盛，看到為數相當可觀的經理人員在短期之內就做出了這種改變。當然這並不是說全部的日本人都辦得到。
而這本書可以說結合了我對企業經營戰略和競爭的了解和經驗，以及對宏觀經濟問題的信念和分析。在本書的開始，我談的是有關國際公司的組織與戰略；接下來則是對我們政府的行政官僚加以抨擊，因為這些人在失寵之余也捅出了大婁子；在本書的最後，我對我們所轉向的經濟世界做了壹番描述。
我所謂的戰略是指為顧客創造出比同行競爭者更具延續性的價值。簡單地講，就是去發明創造並將其商業化的問題。大公司裏的人已經忘記如何發明東西了。這些人懂得如何去兼並企業或仿效對手的產品，但卻無法開發更優良的產品，也不能夠發展出支持新構想的新企業。
我所說的不只是規模龐大、以高科技生產高清電視（HDTV）這類的大公司，同時也包括了生產日常用品的企業。比方說，發明能煮出更香醇可口的咖啡的咖啡壺的公司，或者生產出促進皮膚新陳代謝的泡泡浴用品的公司。然而，究竟有多少位只關註電腦屏幕的產品經理能辦到這點？這些人太擔心市場競爭、占有率和利潤數字。我個人相信此時正是大公司回頭重學發明藝術的時刻，但這次它們應該學學如何把企業的創新全球化，這樣才有辦法開創出世界性的經濟成果，也才有辦法把產品銷到主要的市場。
各公司非得這樣做不可，因為在發達國家，顧客已經越來越精明也越來越挑剔。掌握力量的是消費者，而非銷售商品的公司組織。雖說信息已呈現全球化的趨勢，但大部分的人可能還無法了解上面所談及的內容，他們還以為跨國公司可以為所欲為。而如果這本書除了幫讀者了解戰略和商業化的種種根本所在之外，還有其他目的，那就是要明確地指出：跨國公司事實上乃是為世界各地的消費者服務的，而顧客才是真正推動公司在多國開發、制造和銷售產品的力量。而且，這種推動力量也促成壹種無國界的經濟。這樣說來，貿易上的統計數字也變得無足輕重了。
如果我所言不虛，則該是把官僚丟到壹旁的時候了，而政府的角色相應地轉變為保護環境、培訓就業者、建立安全而便利的社會基礎設施。原先因為考慮外來的經濟威脅而制定的保護其人民和國家自然資源的政策，應該被壹種新的政策所取代，這種政策能確保其人民最大可能地選擇世界各地既好又便宜的商品與服務。如果政府在這方面的角色調整得緩慢，還是像過去幾個世紀壹樣，耀武揚威地以重商主義的統治力量行事，不但會嚇退投資人，也苦了其人民。更有甚者，政府會讓人民從日益成形的世界經濟體系中孤立，讓自己陷入不斷的噩夢與工業停滯之中。因為壹旦政府對外來投資采取偏執、猜疑的態度，深怕外來剝削者會偷去鎮國之寶，無形中就會忽略人民的需求，而否定人民所代表的人力資本的價值。就政治或經濟的領域而言，所謂人，不管身為消費者還是公民，都已經無法再容忍政府過時的角色。
當然，官僚在美國和日本都有。這些人，月復壹月地算錯貿易數字，其結果就是提供“武器”讓國與國之間發動貿易戰爭。不過，這些人也總有遭清算的那壹天。
鐵三角經濟區（美國、日本、歐洲）的關聯經濟體（TheInterlinkedEconomy，ILE)，再加上中國臺灣、中國香港和新加坡來勢洶洶的經濟，令人印象深刻。這些經濟體由於力量雄厚，已經征服了大部分的消費者和公司。如此壹來，傳統的國界逐漸消失不見，而其也將官僚、政客和軍隊逼至窮途末路的境地。
關聯經濟體的出現，使那些習慣於對國與國進行比較，用傳統的宏觀經濟理論來指導做事的國度感到困擾。它們所依據的理論再也不管用了。凱恩斯學派的經濟理論家把就業機會的增加當成經濟好轉的征兆，而在關聯經濟體中的情形有時卻不免令他們泄氣，因為可以在海外創造就業機會。假如政府控制貨幣的供給，貸款卻從國外源源不絕地流入，那麽壹國的貨幣政策就毫無意義可言。若中央銀行想要調高利率，融資也可從他處轉來，但關聯經濟體根據實際所需來行事，這使傳統的中央銀行在利率與貨幣供應的角色上產生了變化。
在關聯經濟體裏，與利率相關的產品已經退居於無關利率的產品後面，像房地產、股票和貨幣市場等。而房地產、股票等吸收了大量遊資，對通貨膨脹產生了抑制。關聯經濟體裏遊資充足，而且由於可投資的空間依然廣闊，足以吸收過剩的資金，因而並未給普通百姓帶來通貨膨脹的惡果。
而資金的融通，壹般而言是看不到的。以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平衡看貿易統計數字的老方法已經過時，因為關聯經濟體裏的居民已經學會將其產品以及其他種種商業服務自由轉移。守舊的官僚們壹心壹意想扭轉貿易的不平衡，卻做出火上澆油的決定，他們對應該是自由流通的商品與貨幣到處設障，有些官僚甚至想調整匯率以平衡數字。貨幣具有可貿易商品、服務和資產的轉換價值，改變了關聯經濟體內的權力均衡關系，因而使財富再分配，這和以前以國內經濟為基礎的情形大相徑庭。
依照傳統的宏觀經濟學的說法，匯率應該隨著人們對可貿易商品的購買力，以及相互進行貿易的國家的利率和通貨膨脹的情況做調整。關聯經濟體的出現卻使得這壹觀念形同廢紙。資產的交易情形已經跨越原有的國界限制，本地公司被不同國家的企業收購轉手的情形已是家常便飯，即使藝術品、專利和不動產交易也是壹樣。
關聯經濟體內大概有10億人口，人均年生產總值約有1萬美元。關聯經濟體創造、消費以及重新分配世界上的大部分財富。對壹向自我孤立的國家而言，參與關聯經濟乃是致富的關鍵。唯有跟關聯經濟體建立雙向的健全的往來渠道，發展中國家才有可能繁榮，也唯有通過關聯經濟，這些國家才有可能使自己制造的產品取得最大的價值。如今，財富是在市場上創造，並非由殖民地或礦產豐富的古老土地上產生。
像這種關聯經濟體的情形，已經沒有絕對的勝者與敗者這回事。弱勢者可因其弱勢貨幣以及充足勞動力而自有其吸引人的地方；另壹方面，較為強勢的壹方的經濟也會因其貨幣和工資的改變而跌落到關聯經濟體的平均值附近。
20世紀90年代甚至展望21世紀，關聯經濟體的經濟成長壹定會越走越快。它們會把大部分的東歐以及亞洲新興工業經濟體（NIEs）和某些拉丁美洲的國家都包括進去（壹旦上述諸國都采取關聯經濟體的政策）。經濟上的互助互利具有安定的作用，而這壹點在以軍事為制衡力量的冷戰年代之後，壹定會成為關聯經濟體的思想主流。
關聯經濟體的施政方針乃是要確保信息、貨幣、產品以及各種服務的自由流通和勞動力、公司的自由轉移。傳統政府勢必要為全球性的管理方式建立壹套新的體制。總而言之，當務之急乃是準確地理解全球經濟。這也是本書的目的。
壹旦消費者有辦法接收到世界各地的產品和服務信息，他便是全球化之人。而同壹個人，如果所接觸到的全是僵化過時的民族情緒，那麽就可能會對保護主義的代言人加以支持，即使今天，學生們還是在讀那些無法在關聯經濟體內行得通的陳舊理論。要知道，所有這些理論是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以壹國為界所發展的封閉經濟理論。而大部分的統計觀念是根據這壹理論做抽樣工作，如此壹來，宏觀經濟分析甚至無法預知壹國的經濟狀況，更遑論整個世界。
正是讓我們看看互相關聯的世界經濟實況的好時機。我在此還不能提出適用於關聯經濟體內新的經濟學術理論，我所能做的是把這幾年做顧問工作所得到的壹些看法與大家分享，也希望讀者對我所講的以及我們所邁向的新世界的潛在力量加以重視。可能有人會提出更為嚴謹的經濟理論來解釋關聯經濟體的真實狀況，也有人會從中萃取關聯經濟體的種種政治含義，且根據今日經濟的實際狀況提出適用於新世界的政治體制。大戰之後的政治組織，像聯合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關稅及貿易總協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以及1992年後的歐洲***同體，不是根據冷戰模式，就是由南—北俱樂部（North&SouthClub）的概念延伸。這些都已過時，不適用於新形勢。
若有人想到如下的建議，也不令人感到意外。那就是成立壹個超越政府的架構，把關聯經濟體各國居民的稅收加以平均分配，即1/3的稅收繳納給關聯經濟體以外的國家，另外1/3則繳納給關聯經濟體內的其他鄰邦，最後的1/3則歸本國所有。當然以上的建議也反映我壹貫對於世界的看法與主張，亦即在順序上先當個世界公民，再來是社區居民，最後為日本人。
讀者們可能會為所工作的公司找出好的理念來開發產品、戰略與組織。身為管理顧問和作者，我希望這也就是生產價值所在。我也期盼學生在沒有聽到所有那些舊理論以前就來研讀此書，以避免囿於成見而不能看清現實或堅持用舊理論來解釋壹切。
有人不免會認為，想從產品開發講到國際組織，從貨幣與貿易論及發展中國家的問題，這種涵蓋壹切的議題其範圍也未免太廣。然而我的感覺是，我們有必要把這些傳統上孤立的主題集合在壹起，介紹在壹個無國界的世界裏，關聯經濟的種種特色。我相信，21世紀的到來可以使我們掌握更多的有利證據，對這個遠比今天的這種“國家”組織大的新關聯經濟體做壹番描述，而我們也將在新關聯經濟體內取得更長久的合法公民身份。
以下所談的，即使不是預測，至少也是種期盼，希望實際運用中會超越意識形態。我壹直深信，人們作為發明創新者，作為消息靈通的消費者，其力量會勝過墨守成規者。而墨守成規者的角色正是我們引以為懼的。
因為本書於1990年首次出版，也就是在這之前的20年時間裏，日本和美國作為超級大國在世界舞臺的地位上發生了最為明顯的巨大變化。毫無疑問，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可稱之為“奇跡小子”，然而10年之後，美國卻將其取而代之。其實，美國在過去10年裏的經濟發展是如此卓而不凡，我願意為它的表現評壹個“A+”。
美國究竟如何從其發展的泥沼中壹躍而起，而且其速度幾乎超出了所有人的期望和想象，這對於那些想復制其成功歷程的國家而言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同時，這也令那些在跨國公司工作的人們備感興趣，因為就他們而言，可以從中了解如何在這個新興經濟下更好地參與競爭。故而，我將在這裏審視壹下美國的經濟奇跡是如何發軔的。在本書的最後壹個章節，我將把挑選出的全球不同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放在同壹個年代做出分析，並進行打分。同時，我將探討壹下“亞洲金融危機”發生的根源以及日本經濟發展的悲哀，並對於今後我們作為壹個國家（日本）、壹個地區（亞洲）、壹個關聯經濟體的主角，應該朝哪壹個方向發展提出個人的預測。
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遭遇了嚴重的經濟低潮，失業率持續走高，投資無力，股票市場疲軟。當時的新聞周刊發表最多的封面文章幾乎都在宣稱“美國的世紀已經結束了”。（然而10年之後，同樣的周刊發表了類似的文章，宣稱“日本/亞洲的世紀已經結束了”。）其實，1992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壹舉擊敗老布什的挑戰者比爾·克林頓在其執政宣言中就聲稱，國人要關註壹個核心問題，“經濟才是重點，傻瓜”就是克林頓當時的競選口號。強勁的經濟發展也是克林頓1996年得以連任的理由，即使在1998年莫妮卡·萊溫斯基醜聞案爆發之後，克林頓仍有幸保持較高的支持率。
我認為，20世紀90年代美國經濟的復蘇不能完全歸功於克林頓的發展戰略，其實在很大程度上當屬80年代“裏根革命”帶來的根本性改變。盡管克林頓的前輩羅納德·裏根既算不上具有高瞻遠矚的好眼力，也不是最有分析頭腦的傑出人士，然而他對金融機構、公***交通、電信行業三大基礎產業放松管制的做法的確令人敬佩。例如，在20世紀80年代，因為惡性競爭造成的機票打折現象使得美國各航空公司苦不堪言，實際上已經嚴重威脅到航空公司能否生存下去。盡管放松管制後的頭10年時間裏，美國的航空業幾乎是慘不忍睹，放眼望去只有衰退和不景氣，而且許多航空公司紛紛倒閉，但是今天的美國航空公司卻儼然躋身於世界最強大的航空公司之列。美國航空公司的大型噴氣式飛機每客運裏程的平均成本是55美分，相比之下，同樣的大型噴氣式飛機，對於壹直以來受到經濟政策保護的兩家日本航空公司而言，其成本卻是1?5美元。兩者之間為什麽會存在3倍的成本差距，其原因就是保護附加費。
美國銀行業的放松管制同樣令人痛苦，在裏根改革之後，超過3000家金融機構宣告破產。然而那些存活下來的機構，例如花旗銀行、摩根士丹利銀行卻變得更加堅不可摧，甚至成為全球金融行業的中流砥柱。在我們這個新式的關聯經濟體中，壹家銀行只有參與全球的競爭才可能真正成功。
電信業是另外壹個關鍵領域。在放松管制之後，電信價格變得更加靈活，而且同時加速了互聯網的普及應用。各種具有競爭力的電信產品使得消費者能夠以固定的價格，無限制地接入服務器選擇服務。因此，美國的許多公司已經在公司內部建立了局域網，然後連接到廣域網，享受電信服務。
實際上，美國在基礎設施上放松管制的改革為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擴張奠定了基調。那些經營不當、虧損嚴重的機構不再受到保護政策的無條件扶持，它們自然會被現實所淘汰，而壹種全新的、健康的、適者生存的新經濟政策則成為今天世界經濟的主宰。美國國內經濟的繁榮，以及在全球地位的持續穩固主要取決於以下的原因：1?因為美國聯邦政府相對於地方（例如各州）政府的職能（和規模）上的局限性，給予各地區以很大的靈活性。其他國家的中央政府擁有較為強大的影響力，在無國界的現實世界中卻不具有優勢。
2?英語已經成為全球商業、科技和電子商務領域的通用語言。實際上80%的網上交易是借助英語完成的。
3?美元作為國際結算和儲備的貨幣。在以上三個原因中，唯有第三個顯現出壹定的脆弱性，也就是美元作為國際結算貨幣。隨著歐元的產生，以及緊隨其後的類似貨幣亞元（Asean，Aesa）的提出，這些新的“超級貨幣”可能會對強大的美元構成威脅，它的另外壹個要素可能會限制其持續發展，我將在本書的最後壹章介紹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