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海曙
( 清華大學醫學院生物醫學工程系)
丁文江是我的二伯父，我是在他去世之後壹年才出生的。盡管父親丁文治是他十分關愛的幼弟，母親史濟瀛又是文江夫人史久元女士的堂侄女並伴隨文江伯父、伯母壹起生活達十余年之久，但是直到改革開放以後我才開始認真閱讀丁文江的傳記和資料，協助母親寫了回憶丁文江的文章並整理照片和收集文物，聆聽了他的學生———黃汲清、李春昱、崔克信等對往事的深情回憶，最近又恭請了 12 位專家 ( 其中 9 位資深院士) 為紀念他誕辰120 周年寫了短文或題詞。隨著了解的逐步深入，我的認識也得到升華，壹個感人至深的、值得永遠懷念和學習的高大形象已經屹立在我心中。
伯父是 1936 年 1 月去世的，當時學術界給予高度評價。彈指壹揮，70 多年過去了，祖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在黨的領導下邁上了民族復興的征程。對名人的評價是需要歷史檢驗的。當前，對丁文江同樣存在壹個再認識、再評價的問題。我學習了近期發表的紀念伯父的文章，覺得在以下兩點上，以地學界老前輩為主體的專家們已初步形成***識:
第壹，丁文江等先驅當年開拓的事業為此後地質學發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礎，並影響至今。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劉東生院士在為泰興市紀念丁文江誕辰 120 周年的題詞中寫到: “丁文江先生壹開始就把礦產資源開發放在中國地質工作的首位和重點，為中國地質科學屹立於世界之林和不斷發展打下了思想基礎。這就給新中國成立以來地質礦產事業的發展準備了條件，並開拓了不盡的前景。丁文江先生在註意發展地質礦產事業的同時，十分註意與地質學相關的其他學科的發展與應用，促進了地質學的生長壯大，預見性地為地質學未來開辟道路。丁文江特別重視科學發展中人的因素，他的提拔後輩與寬宏大度為中國地質科學歷史留下的文化底蘊是中國地質科學寶貴的財富”。國土資源部原部長、中國地質學會理事長孫文盛為紀念活動的題詞則是用精辟的語言表達了類似見解，他寫道:“學問大家會辦事; 奠定基礎引潮流”。
第二，丁文江作為中國近代史上的科學文化巨人，得到了全面的研究和恰當的定位。進入新世紀以來，出版的傳記類或評論類專著有: 《丁文江圖傳》 ( 宋廣波著) 、《丁文江傳》( 林任申、林林著) 、《少數人的責任》 ( 谷小水著) 、 《科學巨匠丁文江》 ( 丁琴海著) 、《丁文江學術文化隨筆》 ( 洪曉斌編) 等多種。中央電視臺 《探索與發現》欄目於2005 年和 2007 年先後播出了 《兵馬司九號》 和 《仰韶文物現身記》 兩部專題片，在介紹歷史的同時，突出了丁文江作為領軍人物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在國內引起了較大的反響。在 《中國國土資源報》、《地質論評》、《作家文摘》、《黃橋歷史文化研究》等刊物和中國地質學會地質學史專業委員會、徐霞客研究會的論壇上也發表過多篇紀念丁文江的文章。2007 年 11 月，德高望重的王鴻禎院士在 《地質論評》 上發表了 《紀念丁文江誕辰 120 周年》的文章，全面介紹了丁文江的生平業績，並用 《地學宗師、科壇巨子、文化先鋒、政論新聲》予以概括。我認為，鴻禎老師從上述 4 方面對丁文江所作的概括和描述是很恰當的。
劉東生老師從丁文江對當代地質事業所作的歷史性的貢獻的角度，王鴻禎老師從丁文江作為文化巨人所發揮的多方面的作用的角度分別作出了精辟論述，為我學習丁文江精神提供了思考的基礎。
我是壹名大學教師，1958 年畢業後就留校，長期工作在教學、科研、管理工作的第壹線。我現在從事的專業是生物醫學工程，雖然不是學地質的，但是我對半個世紀以來高校發展進程和當前狀況比較熟悉，經常思考當前科教興國方面的問題。從這點出發，最令我珍惜的是伯父以自己光輝榜樣給我們留下的寶貴的精神財富。經過反復學習和思考，我將它概括為以下 3 個方面: 高尚信仰、博愛情懷和獨立思考。
壹、樹立熱愛人民、崇尚科學的高尚信仰
1934 年發表的 《我的信仰》( 天津 《大公報》5 月 6 日) 壹文中，伯父把自己的信仰歸納為兩個方面: 第壹，要做能夠滿足最大多數人最大部分的欲望的行為，就是做有利於社會的行為。第二，要以科學知識作為行為的向導。在這裏他回答了人生觀的兩個基本問題: 要為社會的最大多數人服務，而服務的方法則是要依賴於科學。
伯父自幼仰慕民族英雄，少年時就立下以身報國的壯誌。在不息奮鬥的壹生中，他的心始終是和勞動人民的疾苦、祖國的前途命運聯系在壹起的。1911 年他 24 歲從英國留學歸來，剛剛踏上祖國的土地，就走訪了西南邊陲貴州的貧苦農民，寫下長詩 《黔民謠》，發出 “黔民苦”的悲憤呼喊。1913 年他勘測個舊錫礦，白天下礦井，夜晚和礦工同住，對礦工在死亡線上掙紮的悲慘狀況做了真實的報道，他寫道: “我曾在銀洞的夥房 ( 工人住處) 裏睡過壹夜。終夜只聽見工人咳嗽的聲音，此停彼起，絡繹不斷。我聽著這種淒慘的音樂，想著在洞裏聽見的喘聲，壹直到天明不能合眼”。後來胡適先生對此評論道:“這樣描寫工人生活的文字，應是可以引起社會抗議喊聲同勞工待遇改革的”。20 多年後，已是知名學者的伯父，抱著求索救國真諦的願望於 1933 年到蘇聯訪問，對於蘇聯人民為實現***產主義理想的勞動熱情和獻身精神，表示了同情和稱贊。他寫道: “為滿足少數資產階級的欲望而犧牲多數勞動者的欲望，……都不是有利於社會的”， “我壹方面相信人類的天賦是不平等的，壹方面我相信社會的待遇不可以太相懸殊。不然社會的秩序是不能安寧的”，又寫道: “近年來蘇俄的口號: ‘各人盡其所長來服務於社會，各人視其所需來取償於社會’，是壹個理想的目標”。丁文江將崇高的生活目標概括為這樣的座右銘: “為全種萬世而犧牲個體壹時”， “明天就死又何妨，只要拼命做工! 就像妳永遠不死壹樣”。伯父是言行壹致的，座右銘首先用來律己，從道德操守到報效祖國，規範著他行動的方方面面。在他生活的年代，野外地質考察不僅自然環境艱苦而且匪患頻頻，因公死亡比例很大。據報道: “民國時期，惡劣的社會環境吞噬了壹些優秀地質學家的生命。中國地質學會設立的 7 項獎章和獎金中，有 5 項是為了紀念在野外考察中犧牲的學者。僅僅中央地質調查所 ( 職員僅數十人) 這壹學術機構中就有十多個人英年早逝”( 張九辰，《地質學與民國社會: 1916 ～1950》，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 年，13 頁) 。丁文江是在地質考察中不畏征途艱險，帶領隊伍，率先垂範的第壹人。最後，為了備戰需要，他以病弱之軀，下井勘察，煤氣中毒，不幸殉職，做到了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的去世引起文化界的極大悲慟和震動，專家悼念: “是誠學術之莫大損失、國家之莫大損失、何中國不幸至此! ”。
伯父信仰的另壹方面就是在行動中要 “以科學知識為向導”。他這裏所說的科學指的是: “用理論的方法把壹種現象或是事實來做分類，然後了解它們相互的關系，求得它們普遍的原則，預料它們的結果”。從壹般意義來說，他所說的科學知識是指: “來自客觀世界，經過理論方法處理之後又能指導實踐的真理”。丁文江用這樣的思維方式來處理地質科學中的學術問題、學科建設問題、行政管理中的壹些問題，取得了驕人的業績。在幫助青年擺脫封建的、唯心主義的影響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這種註重考察、尊重事實的思維方法也是他能夠正視現實、贊成蘇聯***產主義者的獻身精神的原因。當然，就當時中國面對的政局來說，要做本質的分析還需借助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有些問題現在也還在實踐、在探索，這是我們不必對他苛求的。
二、具有以人為本、培育青年的博愛情懷
要開創新事業，關鍵是人才。伯父壹貫非常重視人才培養。1913 年地質調查所 ( 我國第壹個地質科研單位) 創立，為解決該所對人才的急需，在他的積極倡導下，工商部開辦了地質研究班 ( 所) 。他和章鴻釗、翁文灝壹起培養出了中國第壹批地質人才。著名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認為其教學質量已等同於歐美同樣學制畢業生。事實說明，這批人果然不負眾望，大多成長為中國地質工作的脊梁。此後，丁文江對於北京大學地質系的建設，亦從引進葛利普、李四光任教、籌措經費等方面予以鼎力支持，並親自上課。丁文江對我國其他高校中早期成立的地質科系也都盡量關懷和支持。
20 世紀初丁、翁、章等在地質教育上的成功，是其後幾十年間我國地質學科中卓越人才層出不窮的壹個重要原因。最近報道: “1938 年至 1946 年間，西南聯大的理學院和工學院中，按教師和學生總人數計算，平均每 12 位師生中產生壹位院士”。其中又以地學 ( 地質、地理、氣象) 三系院士成材率最高，達到 8∶ 1 ( 羅雪揮， “尋找西南聯大”，《中國新聞周刊》，2007 年 11 月 5 日出版，46 頁) 。
丁文江在培養人才方面所做的工作可歸納為以下 3 點。
第壹，竭盡全力為青年的成長創造條件。考古學家李濟說: 丁文江 “犧牲了自己的興趣，想法子造出壹種環境，使來者可以享受到他享受不到的工作機會。到現在，至少在地質學方面，年輕有為的都有壹條康莊大道可走”。在這裏，我們要學習丁文江犧牲自我造福青年的奉獻精神，要學習他克服困難創辦教學機構的奮鬥精神，還要學習、借鑒他按教育規律辦事所采取的許多舉措。例如: 制定寬口徑、重基礎的培養方案; 註重實際工作能力的培養; 在主要學科方向上聘請高水平教師; 開展廣泛國際合作; 樹立嚴謹的學風，等等。
第二，以愛國主義為核心，引導青年全面發展。
丁文江弘揚愛國主義精神表現在許多方面。以下僅從他在弘揚徐霞客精神，並言傳身教地號召地質界樹立壹代新風來予以說明。徐霞客是我國明末的壹位偉大的地理學家。在丁文江之前，人們雖然註意其著作的文學、遊記價值，但是真正用現代地學的方法編訂《徐霞客遊記》並使其廣為傳播的，丁文江是第壹人。丁文江自己說，他推崇徐霞客的目的是要說明: 早在 280 年前徐霞客已具有今天歐美人這樣的求知精神，我們今天的條件總比明朝要好，青年們若不知奮進，就愧對先人了。在弘揚徐霞客精神的同時，丁文江更忘不了某些外國人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嘲諷和藐視，並立誌用行動來回答。德國地理、地質學家李希霍芬說: “中國知識分子出門必坐轎子、從來不跋山涉水”，“中國文人性情懶惰”。“丁文江對這壹誹謗反應十分激烈，7 年以後他把李希霍芬的語錄刊登在壹篇反駁文章的開頭，這篇文章就是他為創刊的中國地質學技術雜誌所寫的序言” ( 夏綠蒂·弗思著，丁子霖等譯，《丁文江: 科學與中國新文化》，湖南科技出版社，1987 年版，35 頁) 。當然，更重要的是，丁文江和幾代中國優秀知識分子以自身的奉獻精神和奮鬥成果對外國人的質疑給予了有力的回答。
丁文江不僅在技術上是科學巨人，而且認為用崇高的生活目標和科學的思想去喚醒社會、教育青年是自己的責任。1923 年為了警惕張君勱等用玄學把青年引入歧途。他在《努力周報》上主導開展了著名的科學與玄學的爭論。其實，丁文江與張君勱私交甚深，這次論戰完全是為了捍衛真理，為了教育青年。1935 年，針對社會上某些人以 30 年前封建沒落的觀點貶低和指責青年，丁文江又壹次站出來支持進步青年的前進方向。他首先提出了評定青年是否進步應當有個標準，要 “把現在青年的體格、知識、能力和道德與二三十年前的青年比壹比看”。接著，他在批判 “文弱書生”、 “八股試帖”和 “讀死書”的基礎上 對體育、智育的標準賦予了正確的內涵。講到當前青年的道德狀況時，他稱贊道: “現在的青年家族的道德觀念比過去的青年淡薄，但是對社會和事業的責任心則只有增加，沒有減少”，他並且以青年地質學者趙亞曾、王恒升為國盡忠的事跡舉例予以說明。在這裏，丁文江又壹次宣傳了自己的價值觀: 只要真是在為大多數人謀利益，不管是科學家還是革命家，都應當得到肯定和支持。
第三，惜才、愛才，對學生充滿愛心的關懷。在清華校園的荷塘旁，有壹座聞壹多的高大石像，刻記聞先生的名言: “詩人的主要天賦是愛，愛他的祖國，愛他的人民”。我認為，這句話可以借用在丁文江身上， “教師的主要天賦是愛，愛他的祖國，愛他的學生”。下面舉兩個例子。為征集題詞，我走訪了1935 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地質系的、中科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崔克信研究員，他是丁文江直接教授的學生。雖然 98 歲高齡，但對往事記憶猶新，他說: “我是壹個成績優秀但家境貧寒的學生，在校成長的每壹步都得到丁文江老師的關懷，標本畫得好老師在身旁鼓勵我; 回家沒路費老師資助我; 我因家庭困難，是老師為我聯系獎學金使我順利完成學業; 畢業後又是老師介紹我到地質調查所工作”。“丁老師是我的恩人，對他的早逝，我非常悲痛，多次想起來就暗自流淚”。再壹個例子是趙亞曾。他 1923 年畢業於北大地質系，研究中國地層學和古生物學，由於業績突出，被丁文江譽為 “地質學的天才”，非常器重。1929 年 11 月在地質考察中，不幸被土匪殺害。對他的死，丁文江非常悲痛，幾乎哭了壹整夜，說是 “遭了平生最大的打擊”。此後他對撫恤家屬、扶養遺孤盡了最大的努力。我記得，在抗戰勝利後的 1946 年，母親帶我從重慶乘飛機復原回到南京，開小車到飛機場接我的就是趙亞曾長子趙松年。當時他親切地叫我媽是大姐，並且說他當了飛行員，身上中過日本人的子彈。後來我才知道，丁文江把松年視為己出，度假時帶在身邊，我媽也陪伴丁文江夫婦，所以他們很熟，以姐弟相稱。
二伯父雖然已經遠去，但是他對學生、對朋友、對家人的那片赤誠之愛心仍然留在人們的記憶中。這也是我們要銘記和學習的。
三、營造獨立思考、開拓創新的學術氛圍
我是壹名長期工作在高等學校基層的教師。報刊上針對當前科、教領域的現狀的批評文章總是壹次次觸動我的心。當諾貝爾獎頒發時，人們就問，“諾貝爾獎為何再次全落美國?”當人們稱贊我國經濟改革成就時，就指出大學體制存在的弊端，認為 “大學問題破壞了改革***識”。當老教授們聚會時就會呼籲 “重溫西南聯大傳統”。有的院士向溫總理當面陳詞，指出教育決策中的壹些失誤。問題癥結何在? 關鍵之壹是要營造壹個自由的學術氛圍和民主的決策機制。丁文江在與他們那壹代人的創業經歷中，獨立思考、直言爭辯、肝膽相照、從善如流，民主決策，已是壹種風格。下面舉幾個例子。
對如何用漢文表達地質名詞這樣的純學術問題，丁文江、翁文灝、章鴻釗各執壹詞，經爭論最終服從翁。
對於教育部要搞 “相同學系歸並”的決策問題，丁文江說: 且慢，“這是壹件很重大很不容易的事”，必須有調查，有標準，不可以幾個人說了算。
對於思想領域中的 “科學與人生觀”問題，他主導開展的論戰，批駁了那種認為“科學發展導致道德墮落”的錯誤觀點，引領崇尚科學的思潮。
為了建立宣傳陣地，伯父參與創辦 《努力周報》、《獨立評論》，並大量撰稿。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健在的老專家仍然懷念胡適、丁文江創辦的起名為 《獨立評論》的刊物，呼喚當年的學術氛圍。1933 年 《獨立評論》先後曾登了兩篇文章，第壹篇作者是清華大學工學院院長，著名的顧毓琇教授，題目是 《我們需要怎樣的科學》，他主張:“現在世界上已有的發明已經夠中國受用了”，“我們目前最需要的不是科學的新發明，而是已有科學發明的應用”。顧院長認為只要學習國外就夠了。後壹篇文章針對院長論點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批駁。作者是清華大學化學系當年新生孫增爵。《獨立評論》不但發表了兩篇文章，胡適在孫文之後還寫了按語。這件事情距今已 70 余年，孫老先生把這兩篇文章發給了清華校友通訊，並在函中說: 我 “這篇文章可以充分表示那個時代的學生言論相當自由，思想上有本人自我的見解，不盲從 ‘名人’的指引”。此事已刊登在 2007 年 7月出版的 《清華校友通訊叢書》第十二輯上。孫老是壹位清華老校友，90 多歲了，至今仍然企盼著母校能繼承當年獨立自由的學術氣氛，其赤子之心，讓我肅然起敬。丁文江、胡適等先賢倡導的 “獨立評論”精神應當世代傳承。這既是繁榮學術的需要，又是科技創新的需要，亦是民主決策的需要。
精神財富是壹個民族先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世代傳承和教育後人的意義。丁文江的精神是教育後人的生動材料，並且在許多方面符合黨的十七大的精神。這是因為，在這些精神中都強調了為人民服務、為他人獻出壹份愛心的價值觀; 倡導要以科學來指導行動，指導社會發展。這還因為，支持個人獨立思考將極有利於學術繁榮、技術創新和民主決策，民主基礎上的集中是取得勝利的保證。